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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
“他们不是来观光的。他们是来赴死的。”
“用他们的飞机，他们的生命，为我们这些被困在地上的人，争取几分钟，几秒钟的喘息！”
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敬意与痛楚：
“其中一架，被打得千疮百孔，最后……驾驶着燃烧的飞机，撞向了敌人的指挥所。”
“他们本可以在安全空域投弹。但他们选择了俯冲。为什么？”
陈时安的目光如炬，扫过全场：
“因为，在战场上，有一种东西，比生存更古老，更强大。”
“那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对兄弟，对同袍，对那个和你穿着同样军装、肩负同样使命的人，你不能把他丢下，独自面对死亡。”
“这些飞行员，这些天上的兄弟，他们用生命诠释了这句话。”
他的情绪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声音沙哑，带着明显的哽咽：
“所以，当我终于站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我手里这面旗，它很重。”
他低头，凝视着怀中的旗帜，手指轻轻拂过那些深色的痕迹。
“它上面，有鲍比的血。有丹的……有每一个没能跟我一起回来人的一部分。”
他抬起头，泪水终于从眼角滑落，但他没有擦拭，任由它们在脸颊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泪水，不是软弱，而是最坚硬情感融化的证明。
“后来，炮声停了。我们的飞机撕开了天空，把敌人炸退了。”
“直升机降下来，米勒中校对我喊：‘州长！通道打开了！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刻，眼神变得锐利而痛苦：
“我看着他的眼睛，又回头看看地上那些再也站不起来的兄弟……我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所有人：
我怎么走？！
我凭什么，一个人走？！”
他的泪水再次奔涌，但声音却冲破哽咽，变得异常洪亮，甚至带着一丝决绝：
“所以，我告诉他，告诉每一个能听到的人：
‘听着！要么，带上每一个兄弟——每一个！一起走。
要么，我就留在这儿，留在他们身边。’”
他停顿了很长一秒钟，让那个生死抉择的重量，沉沉地压在每个听众的心上。
“最后……他们让步了。不是对我，是对那些牺牲的兄弟让步。”
他的声音柔和下来，充满了一种深切的、负重的温柔：
“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一个人。”
他的声音颤抖，却无比坚定：
“我是替鲍比看的，他来自匹兹堡……他再也看不到了。”
“我是替所有留在那片丛林里，永远十九岁、二十岁的同胞们看的。”
人群中的啜泣声再也压抑不住，汇成一片低沉的悲鸣。
许多人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更加汹涌地滚落。
原来新闻报道里那句简短的“州长坚持与阵亡者遗体一同撤离”，背后是这样的情景。
亲耳听到当事人用如此平静的语气说出当时生死关头的决绝，所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阅读任何一篇详尽的战地通讯。
一位站在前排、穿着旧陆军夹克的老兵，用力闭上了眼睛，下巴颤抖着，抬手抹了一把脸，却怎么也抹不干。
他身边年轻的儿子不知所措地扶着父亲的胳膊。
电视机前，成千上万的客厅陷入了相似的寂静。
在匹兹堡，鲍比的母亲终于松开了紧紧攥着的手帕，将脸埋进丈夫的怀里，肩膀剧烈地耸动，压抑的哭声终于漏了出来。
她的丈夫红着眼圈，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上的陈时安，喉结上下滚动，最终只是伸出手，更紧地搂住了妻子。
在纽约的公寓里，原本只是开着电视当背景音、准备食物的律师，停下了切菜的动作，转过身，看着屏幕上那个手持旗帜、眼含泪光的州长，许久，轻轻摘下了眼镜，用指节按了按发酸的鼻梁。
这一刻，所有的政治分析、所有的立场争论都暂时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