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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篇小说的缘起，我记得以前在创作谈里提过，是朋友的故事。生活中有很多从来不写作的朋友，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比如喜欢喝点酒，且时刻遵循着与人为善的准则。这些朋友并不常常见面，但每次相逢，都如节日一般喧闹。在酒精的麻醉下，往往成为彼此的倾诉对象。
这个朋友，比我年纪小，倾诉欲也比我强。我一直以为很了解他，毕竟从他读大一时就认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参加工作后他成熟得极为迅速，并且在情感上经历了很多让我瞠目结舌的事情。仔细分析，之所以我会惊讶，可能跟我的年龄、情感阅历和情感认知体系有关系。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还是比较传统老旧的，我把这归咎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在我的印象中，成年后谈婚论嫁是极为自然也极为简单的事情，双方条件差不多，处上段时日结秦晋之好并非难事。而这个朋友的情感经历，在我听来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在哪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现在的社会更为功利化也更为物质化，当代的女性自我意识更强烈也更有多义性。到底孰是孰非也不好说，或者说，爱情在金钱和利益、财产和家庭的综合角力中，显现出一种暧昧的、复杂的，跟美好没有一丝关联的面目，到底是人类情感立体化、多元化的探索，还是人类情感扁窄化、简单化的难堪呈现呢？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来解释这种事情。作为一名作家，擅长的是讲述、描述，而不是总结和议论。我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首先跟我对人的理解有关系。比如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生活中有很多八〇后朋友，对他们我并不陌生，但是我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又了解多少？根据感觉和经验臆想猜度出的生活，真的就是他们复杂辽阔的世界吗？我知道在写作过程中不能有丝毫游移，你必须是个暴力专横的人，才有可能在虚无之境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可靠的、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小说逻辑的王国。这也是《风中事》写了两万字后又停滞了半载的原因。好在我的编辑宗永平先生是位耐心的人，他说你慢慢写，不用着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写这种世相小说的意义。一个年轻男人琐碎的恋爱过程，真的有必要去书写吗？他的爱情，跟别人的爱情相比有什么独特性，又有什么启迪性？它能否具有一种普遍性意义并从而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如此想法又让我把这篇小说停了两个月。好吧，我要再一次感谢宗永平先生，在他温和的敦促下，我觉得再不把它结束简直就是犯罪了。
我以前的小说从没有超过四万字，这篇是个意外。我想可能跟它的结构有关系，每写下一个小标题，感觉是独立的，难免就絮叨起来。三个恋人是开篇前就设计好的，人物性格也是设计好的，写起来难免手顺。这种结构可能不适合短篇，短篇还应该是统一的、非情绪化割裂的。在语言上，我使用了一些成语、歇后语和我认为不会很快过时的网络语言。成语只有在世相小说里才熠熠闪光，可能是因为它自身的庸俗性和油滑性能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现出某种偏离和解构性，歇后语则是塑造人物的一种简单方法。而网络语言，当我在小说中打下“小鲜肉”“老腊肉”时，它们还是很陌生的语言，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恶俗的比拟。以后我再也不会在小说中使用这些诞生死亡如朝露的文字了。关于小说的故事性，我向来极为谨慎，尽管如此，还是遭到了一位朋友的批评，认为这篇小说戏剧性强，某些情节庸俗，我要好好反省一下。小说的题目，一直没想太好。有一次跟李昌鹏喝酒，他不停地用湖南普通话说着三个字“风中事”，猛然觉得极为适合这篇小说，当时暗暗记下，后来我晓得，他是给新来北京的朋友指路，让朋友在“分钟寺”下地铁。我还有个鲁院同学，她的博客叫“风中事”，以前我也去过。看来，一切都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就像爱情本身。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想再次谈谈爱情。在我有限的阅读史中，似乎只有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中，男人娶女人，或女人与男人谈恋爱，才拿金钱做衡量。《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先生之所以头婚娶了四十五岁的老寡妇，是因为老寡妇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嘉为了三千卢布深陷炼狱；而简·奥斯汀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到了一战之后，欧美小说中似乎就很少出现如此赤裸裸的用金钱来衡量的恋人关系。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爱情正模拟着欧洲小说里的金钱标杆，它如此醒目、如此自得又如此旁若无人，好像只有如此，它才像动物的性器官一般存在并散发出谁也说不出但却心知肚明的气味。
那个哥们儿何时结婚？我想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身边从来都不缺女朋友。中国式金钱爱情何时终结？我想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大家似乎都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这样的标准。我这几天比较关心的是，时速四千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到底是科幻呢，还是一种类似亩产一万公斤的谎言呢？
最后，我想诚挚地感谢《小说月报》的读者和百花文学奖的诸位评委，让我在这初秋感受到了夏日的热忱和浓烈的美好。获奖的好消息让我在酒桌上忍不住多喝了几杯啤酒、多吃了几只南美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