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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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世情书《金瓶梅》最有名

鲁迅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①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②，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③。万历庚戌（一六一〇），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④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⑤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⑥。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酖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然潘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瘈瘲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

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来，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随阿鼻地狱。”

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吩咐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甚么□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吩咐“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那里有这个心。”……（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签。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⑦，其它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

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⑧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注释】

本文节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章节，“世情书《金瓶梅》最有名”为编者所加。

①《金瓶梅》：兰陵笑笑生撰，真实姓名不详。兰陵在今山东峄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指出：“《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②关于称《金瓶梅》为“外典”问题，袁宏道《觞政·掌故》以酒谱、酒令为“内典”，史传、诗赋为“外典”，“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误以“逸典”为“外典”。鲁迅此处沿用《野获编》之说。

③三大奇书：西湖钓叟《续金瓶梅序》云：“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曰《西游》、曰《金瓶梅》。”

④关于《金瓶梅》撰者，说法不一。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云：“闻此办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寒花庵随笔》云：“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亦云撰者系“（王）忬子凤洲”。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谢颐序则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作。”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明太仓（今属江苏）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⑤关于王世贞撰书“以杀其仇”，传说不一。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世蕃知后害之。“忬子凤洲痛父冤死，图报无由”，遂撰《金瓶梅》以献。凤洲重贿修脚工于世蕃专心阅书时微伤其脚，“阴擦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严嵩亦年衰迟钝，父子遂渐失宠以至于败云云。

《寒花庵随笔》则云：“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三年撰成此书，“粘毒药于纸角”，巨公观迄此书，“毒发遂死”。并云：“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

严世蕃（？─1565），号东楼，明分宜（今属江西）人，官至工部左侍郎。与其父严嵩操纵国事，作恶多年，后被处死。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明武进（今属江苏）人，官至右佥都御史。撰有《荆川先生文集》等。

⑥张竹坡：清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平不详。刘廷玑《在园杂志》云：“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苦孝说》，张竹坡撰。谓《金瓶梅》撰者系一孝子，其亲为仇所算，故有此作，文末有“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誌》《苦孝说》”等语。

⑦分宜：指严嵩，明分宜（今属江西）人，嘉靖时的奸臣，《明史·奸臣列传》中有传。陶仲文、陆炳，均嘉靖时的佞臣，《明史·佞幸列传》中有传。

⑧盛端明：嘉靖时的佞臣《明史·佞幸列传》中有传。

序二 金瓶梅词话

郑振铎

一《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她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Achilles,Odysseus，《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RoundTable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分。

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末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像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她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

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

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克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

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膫子肏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

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肏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 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一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个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仵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西门庆想方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

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戬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戬勾结的因缘。

杨戬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都来贺喜。（《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道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撒漫钱财处便撒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括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管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救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覆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段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括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间，“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许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段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亵的描写以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亵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

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

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昙的《金瓶梅考证》。

王昙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罢。蒋序道：“曩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钞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艮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乱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本”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第一回热结冷遇，第二回详梦赠言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亵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Ovid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凡遇原书秽亵的地方，也都像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

《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她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她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一六一七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

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厉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罢。戏文必须“生”“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四回，词话本是：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连着些。

其他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嘉官 （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饯行遇胡僧 （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下卖春梅 （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大不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自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说，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五《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

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昙的《金瓶梅考证》说：《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庵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昙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罢”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

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罢。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已（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翦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间之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

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嘉靖间的小说作者们刚刚发展到修改《水浒传》，写作《西游记》的程度。伟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恰便是由《西游记》、《水浒传》更向前进展几步的结果。

序三 万历本序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

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褚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序四 万历词话本序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

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

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徽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它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有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

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跋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廿公书

（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及廿公跋）

序五 《金瓶梅》的多重世界

在浩瀚的中国古典文学星河中，《金瓶梅》无疑是最具争议与魅力的存在。它曾因“秽书”之名被封禁数百年，却也因其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卓越的文学成就，被后世学者誉为“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当我们翻开这部奇书，面对的不仅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沉浮，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晚明社会全景图，一场跨越时空的人性探索之旅。

《金瓶梅》的版本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小说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现存版本可分为两大系统：以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本为源头的词话本，保留着浓厚的说唱文学基因。每回开篇的“词曰”、穿插其中的“看官听说”，皆昭示其脱胎于市井话本的原始形态。

书中大量鲜活的山东方言、直白的性描写，虽显粗粝，却真实还原了明代市井生活的质感。而崇祯本系统则是文人介入后的产物，删除说唱套语、雅化语言表述、增添绣像评点，将原本俚俗的文本雕琢成更符合士大夫审美的文学作品。

张竹坡的“第一奇书”评本，虽以“苦孝说”赋予小说道德深意，但其过度索隐的倾向，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代对《金瓶梅》的解读需求。

本书署名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一谜题自万历年间袁宏道首次追问起，便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学术争论。

明清时期，王世贞“复仇说”广为流传，人们将小说中的蔡京父子附会为严嵩父子，认为王世贞借小说为父报仇。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谢肇淛“方言皆出市井，非文人笔墨”的质疑，逐渐动摇了这一说法的根基。

民国时期，吴晗从小说中盐引制度、马价银等细节考证出，其成书应在万历年间而非嘉靖；郑振铎则通过戏曲史研究，以“海盐腔”的传播轨迹，进一步锁定成书年代。

当代学者借助计量语言学、文本细读法，发现小说核心章回的用韵规律与贾三近诗作契合，部分情节笔法与屠隆作品相通，“集体创作说”逐渐成为主流。

这场跨越四百年的作者考据，不仅是对真相的追寻，更是学术方法不断演进的缩影。

《金瓶梅》在于它以西门庆一家为透镜，折射出晚明社会的深层肌理。在经济层面，西门庆的商业帝国——生药铺、绸缎庄、绒线行，背后是运河经济带的繁荣与官商勾结的潜规则。

小说中对扬州盐引交易的详尽描写，与《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盐政制度若合符节，揭示了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捆绑。

文化领域，李瓶儿丧礼上的“海盐腔”演出，印证了南戏的传播与雅俗文化的交融；而尼僧借超度敛财的情节，则暴露出宗教在“三教合流”下的世俗化畸变。性别视角下，李瓶儿的悲剧解构了“母以子贵”的伦理神话，宋惠莲的自缢则撕开了底层女性在封建礼教下的生存困境。这些描写，让《金瓶梅》成为研究晚明社会的“活化石”。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堪称一座里程碑。它打破了《三国》《水浒》的线性叙事传统，首创“家庭—社会”的结构，将西门府的家长里短与官场商场的波谲云诡交织呈现，展现出“一事多义”的叙事智慧。

人物塑造上，潘金莲、李瓶儿等角色告别了非善即恶的类型化模式，其复杂的心理层次与矛盾的行为逻辑，预示着现代文学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在文学创新方面，《金瓶梅》将志怪元素自然融入现实叙事，开魔幻现实主义之先河；其“以俗为雅”的语言风格，更被《红楼梦》继承发展，形成独特的文学传统。

在文学研究的长河中，《金瓶梅》始终是一座争议与光辉并存的丰碑。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围绕这部奇书展开了持续的思想碰撞：夏志清将其视为“道德寓言”，揭示欲望膨胀的毁灭警示；余国藩则聚焦于人性混沌的真实摹写。社会批判、性别政治、身体话语等多元视角的交织，非但未形成矛盾，反而勾勒出《金瓶梅》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它既是映照晚明社会的批判之镜，也是探索人性幽微的实验场域；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肌理，又彰显着文学创新的先锋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学术巨匠胡适对《金瓶梅》的态度极具时代特征。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答钱玄同》中直言：“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因此力主“排《金瓶梅》一类之书”，并呼吁以高尚言情之作重塑社会风气。这种批判态度，源于他对文学“美感”与教化功能的坚持——在他看来，《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不仅违背审美原则，更潜藏着道德风险。胡适对该书的珍视同样耐人寻味：他虽将其列为秘藏，极少外借，却又谨慎主张经删节后公开出版。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张远芬研究指出，胡适认为书中部分性渲染系“后人添加”，这一判断深刻折射出其对文学社会功能的严肃考量。

然而，《金瓶梅》的魅力恰恰在于其不可被单一视角框定的复杂性。它如同蕴含无穷密码的古籍，每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解读出独特的时代印记与人性思考。当我们以更包容的姿态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不难发现：它不仅是四百年前社会百态与人性幽微的真实写照，更成为今人洞察历史、理解人性的珍贵密钥。随着时光流转，这部奇书的文学价值非但未被岁月蒙尘，反而在多元解读中愈发熠熠生辉。

基于此，笔者尝试对其进行编辑与整理。限于学识与能力，此次整理工作难免存在疏漏，与理想状态仍有差距。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予以包容。

——春十一狼

——2025年初夏于长沙春柳竹涧工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