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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晚上打来的。黄润蕾刚洗完澡，头发还湿着，裹着一条毛巾坐在床边擦头发。手机响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表情变了——不是惊喜，不是期待，是一种“终于来了”的紧张。她犹豫了两秒，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喂？”
我在客厅里，电视开着，音量调得很小。听不清电话那头在说什么，但听得见黄润蕾的声音。她的声音从低到高，从平缓到急促，从压抑到崩溃，像一个慢慢被加热的水壶，终于在某个临界点爆发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她突然站了起来，声音拔高了好几度，湿头发上的水珠甩了一地，“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我说了要考虑，考虑的结果就是不签。不行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大了，大到隔着几米远我都能听到嗡嗡的声响。黄润蕾的脸涨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根，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你要跟他说？你跟他说什么？说我们的事？你疯了？你有家庭我也有家庭，你跟他说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按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电视的画面还在闪，但声音没了。客厅里只剩下黄润蕾的声音，和她来回踱步的脚步声。
“你别跟我来这套！”她几乎是喊出来的，嗓子都劈了，“你以前怎么说的？你说你会对我好，你说你不会让我受委屈，你说你跟你老婆早就没感情了。现在呢？现在你为了二十万跟我翻脸？你的感情就值二十万？”
电话那头又嗡嗡地响了一阵。黄润蕾停下来，站在卧室门口，背对着我。她的肩膀在剧烈地起伏，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随时都可能爆炸。
“你爱说不说！”她突然转过身，眼睛红红的，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你要说就去说，我不怕！你以为我怕他知道了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怕！我宁可让他知道，也不想再被你骗了！”
她挂了。手指戳在屏幕上，力道大得像要把屏幕戳穿。然后她把手机扔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开始耸动。她没有哭出声，但那种无声的哭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里发紧。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看着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看着她的手指在脸上慢慢收紧，看着她终于忍不住蹲了下去，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过了好一会儿，她的肩膀慢慢不抖了。她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红肿着，睫毛膏晕开了一大片，在她眼角洇出两团黑色。她的嘴唇在发抖，但她的声音稳得可怕。
“你都听到了？”她问。
“听到了。”
她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离我很近，肩膀贴着肩膀，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热量和残余的颤抖。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还在轻轻发抖，她把手压在膝盖下面，不让它们抖。
“李总，”她说，声音涩涩的，“他让我签一个东西，我没签。他生气了，说要找你，把我们的事告诉你。”
我们的事。她说“我们的事”。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承认她和李志强之间有“事”。以前她说的是“李总”“公司”“工作”，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在那层薄薄的纸里。今天她把那层纸捅破了。
“什么事？”我问。
她转过头看着我。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恐惧，有试探，有决绝，还有一种“不管了”的破罐破摔。她张了张嘴，又合上，又张开，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拼命地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公，”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我跟李总，不只是上下级关系。”
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是我心里某样东西断裂的声音——那根绷了三个月的弦，终于断了。不是因为她告诉了我不知道的事，而是因为她终于告诉了我。她用她自己的嘴，说出了那个她藏了八个月的秘密。这不一样，和我在聊天记录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些文字是冰冷的、静止的、过去的。而这句话是活的、热的、现在的。她坐在这里，看着我，亲口承认了。
“我知道。”我说。
她愣住了。那种愣不是震惊，是大脑在那一瞬间停止了运转，所有的思绪、所有的情绪、所有准备好的话全部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她张着嘴，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在发抖，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她的声音碎得像摔在地上的玻璃。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这三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她身上。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像要倒下去，但她的手撑住了沙发，指节泛白，青筋暴起。她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灰，像一幅正在褪色的画。
“你一直都知道？”她的声音已经不像人声了，是一种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变了形的声音，“你一直都知道，但你不说？你看着我演戏，看着我撒谎，看着我像个小丑一样在你面前蹦跶，你什么都不说？”
她说着说着，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无声的掉，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把嗓子都哭哑了的、整个人都在抽搐的、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的哭。她哭得像个孩子，哭得像个被打碎了所有玩具的孩子。她哭了很久，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像一团被揉皱了的废纸。
我坐在旁边，递纸巾，拍她的背。我的动作很温柔，但我的心里什么都没有。不是冷血，是空了。那些愤怒、仇恨、委屈、不甘，都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点一点地消耗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空。
她终于不哭了。她靠在沙发上，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鼻尖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她看起来像一个被打碎了的瓷器，勉强拼在一起，但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可见。
“你还愿意要我吗？”她问。
这个问题，她以前问过。在云水谣问过，在三亚回来以后问过，在那辆白色奔驰提车的那天晚上问过。但以前问的时候，语气是试探的、撒娇的、带着“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愿意”的笃定。今天不一样。今天的语气里没有笃定，没有试探，没有撒娇，只有一种卑微的、最后的、不抱任何希望的——“你还愿意要我吗？”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哭肿的眼睛，看着她咬破了的嘴唇，看着她脸上那些被泪水冲刷出的沟壑。这张脸，我看了三年。每一寸皮肤都熟悉，每一个表情都见过，每一个笑容都记得。但今天这张脸，像一张被揉皱了的旧报纸，上面的字迹还在，但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
“先把头发吹干吧，”我说，“别着凉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还在滴水的头发。水珠顺着发梢滴下来，滴在她睡衣上，洇出一小片一小片的深色。“好，”她说，声音哑哑的，“我去吹头发。”
她站起来，走进卧室。吹风机的声音响起来，嗡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房间里盘旋。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那个声音，一动不动。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嗒嗒嗒的，像在敲门。
吹风机的声音停了。她走出来，头发吹干了，但眼睛还是肿的。她在我旁边坐下，靠在我肩上，闭上眼睛。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身体慢慢变得柔软，手慢慢松开了我的衣服。她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靠着我，像一只找到了窝的猫。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我转过头，看着她的脸。她的睫毛很长，微微翘着，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鼻梁很直，嘴唇的弧线很柔软，即使哭肿了、咬破了，依然好看。她很好看。从三年前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这么觉得。那时候我想，这辈子能娶到这样的女人，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现在我看着这张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