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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枚戒指在她手上戴了三天。第一天她藏藏掖掖的，做饭的时候摘下来，洗完碗又戴上，像在演一出怕被发现的戏。第二天她放松了一些，不再频繁地摘戴，但和我说话的时候还是下意识地把手背在身后，或者插进口袋里。到了第三天，她已经习惯了。切菜的时候戒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看电视的时候她无意识地转着戒指，像一个戴了很多年、早就忘了它存在的人。三天，从藏到习惯，她的适应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得多。
我没有提那枚戒指。不是不想提，是在等一个时机。
那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左手搭在膝盖上，戒指在客厅的灯光下闪了一下。我伸出手，握住她的左手，翻过来，让掌心朝上。她的身体僵了一瞬——那瞬间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在等她露出破绽，根本不会注意到。
“这戒指挺好看的，”我说，拇指在她的无名指上慢慢摩挲，戒指的金属触感凉凉的，钻石的切面硌着我的指腹，“以前没见过。”
“哦，这个啊，”她的声音提了一个调，提得太快了，像一个人突然被推上舞台，来不及准备就开始念台词，“网上买的高仿，几百块钱，戴着玩的。”
高仿。她说高仿。一个奢侈品大牌的最新款钻戒，官方售价八万八，她说“几百块钱的高仿”。她撒谎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话会变多。平时她说话很干脆，能用一个字就不用两个字。但撒谎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加很多修饰词，“高仿”“几百块钱”“戴着玩的”，每一个词都在试图打消我的疑问，每一个词都在告诉我她在心虚。
“高仿做得这么真？”我把她的手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火彩很好，切工精良，爪镶的工艺也很细致。如果是高仿，那也是顶级的、以假乱真的高仿。但我见过真的。我在商场里试戴过这款戒指，那时候是我们结婚两周年，我想给她一个惊喜，但看到价格之后默默地放下了。八万八，我三个月的工资，她手上戴着的那枚戒指。
“现在的高仿技术很好的，”她笑了笑，想把抽回去，但我握得很紧，她抽了一下没抽动，“跟真的差不多，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买高仿？”我问，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天气，“喜欢的话，我们买个真的。”
这句话我说得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但她的反应却像被烫了一下——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猛地一缩，整个人的身体都往后仰了仰，像要逃离什么。
“不用不用，”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语速快得像连珠炮，“真的不用，我就是戴着玩的，没必要买真的，太贵了，我们还要攒钱换车呢。”
她在拒绝。慌乱的、急切的、不加思索的拒绝。她甚至没有犹豫一下，没有做一个“考虑考虑”的姿态，没有说“等以后再说”。她直接拒绝了。因为她不能接受。她不能让我给她买一枚真的钻戒，因为她的手指上已经戴着一枚真的了——不是我的。她不能有两枚真的，也不能让我知道那枚是真的。所以她只能拒绝。慌慌张张地、漏洞百出地、欲盖弥彰地拒绝。
“几万块钱还是拿得出来的，”我说，看着她的眼睛，“你喜欢的话，明天我们去商场看看。”
“真的不用！”她的手在我掌心里挣了一下，这次挣得很用力，指甲划过我的掌心，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老公，我真的就是戴着玩的，你别当真。你别给我买戒指，我不要。”
她不要。她说她不要。一个出轨的女人，戴着情人送的钻戒，对丈夫说“我不要你给我买戒指”。这句话里有一种残忍的天真——她是真的觉得这样没问题。她觉得自己已经处理得很好了：收了情人的戒指，但不让丈夫买；享受情人的礼物，但保留丈夫的钱。两全其美，面面俱到，谁都不伤害。她不知道，这种“两全其美”恰恰是最伤人的。因为它在告诉我，在她心里，我连送她一枚戒指的资格都没有了。
“行，”我松开她的手，“你说不买就不买。”
她把手缩回去，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那枚戒指被她转到了手掌心，藏了起来。她的表情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那种“好险，差点露馅”的庆幸。她不知道自己已经露馅了，不知道从她说出“高仿”两个字的那一刻起，她就在自己的谎言里又多挖了一层。一个人的谎话就像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再打开一个，里面还有一个。你永远不知道最里面那个是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说她去洗澡。走进卧室的时候，她的脚步很快，像在逃。浴室的门关上了，水声响起来，哗啦哗啦的。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她的手机，屏幕朝下，静音模式。以前她洗澡的时候手机都是随便扔的，现在她洗澡之前一定会把手机屏幕朝下扣着，像在掩藏什么。但其实已经没什么好掩藏的了，所有该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了。
我拿起手机，给沈静秋发了一条消息：“她今天说戒指是高仿。”
沈静秋回得很快：“他昨天刷的卡，八万八千四。小票在我这里。”
八万八千四。他连给她买戒指都要刷信用卡。他的卡已经被沈静秋冻结了，但这张卡不在冻结之列——一张新办的、沈静秋不知道的、他用最后的信用额度办下来的信用卡。八万八千四，加上之前的三十五万存款，加上那辆白色奔驰C级的首付和月供，加上三亚的机票酒店，加上那条贝壳项链，加上那些两万三万五万的“零花钱”——他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他算过吗？她算过吗？他们大概都没算过。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钱不是钱，是“感情”的证明。一个人愿意为你花多少钱，就代表他有多爱你。这是他们的逻辑，一种很贵的逻辑。
“他还剩多少额度？”我问。
“不知道，”沈静秋说，“但应该不多了。这张卡的额度大概是十万，买个戒指去了八万八，剩下的一万二，连请她吃顿好的都不够。”
一万二。曾经的他，请客户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数。现在这点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一个曾经开奔驰S级的男人，一个曾经戴劳力士绿水鬼的男人，一个曾经一掷千金给情人买车的男人，现在连请她吃顿好的都请不起了。但他还是刷了最后八万八，给她买了一枚钻戒。这不是爱，这是最后的挣扎。一个溺水的人，在沉下去之前，会拼命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他就是那个溺水的人，她就是那根浮木。他用最后一口气抓住了她，不是因为他爱她，是因为他怕一个人沉下去。
浴室的水声停了。几分钟后，黄润蕾穿着睡衣走出来，头发湿漉漉的，用毛巾包着。她走到我旁边坐下，一股沐浴露的香味飘过来。她没有戴那枚戒指，手指上空空的，只留下一圈浅浅的印痕，戴了三天的痕迹，皮肤比旁边白一些，像一枚褪了色的戒指。
“老公，”她说，一边擦头发一边看电视，“明天晚上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好。”
她擦头发的动作很自然，说话的语气很自然，靠在我肩上的姿势也很自然。一切都很自然，像一个正常的、幸福的、没有秘密的妻子。但她的手指上有一圈印痕，那一圈印痕不自然。那是另一枚戒指留下的痕迹，另一个男人送的戒指，另一个男人的印记。它印在她的皮肤上，像一个永远洗不掉的纹身，提醒着她——也提醒着我——她是谁，她做了什么，她选择了谁。
我转过头，看着电视。屏幕上在播什么我没注意，只看到花花绿绿的颜色在闪。她的头发还没擦干，水珠顺着发梢滴在我的衣服上，一滴一滴的，凉的。我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在闪，听着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平稳而均匀。
窗外的月亮很大，很圆，照在地板上，像一滩水银。那滩水银慢慢地移动，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像一个不肯走的时间。我坐在沙发上，她靠在我肩上，电视在响，一切都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