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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搬回来的那天，阳光很好。
老太太帮她把行李从出租车上搬下来，还是那个旧书包，还是那个灰色的、洗得发白的、拉链头换过一次的旧书包。走了几天，带走的只有这些；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也只有这些。老太太把书包塞到我手里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嘴唇在发抖，想说谢谢又没说出来，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但很暖。
老爷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鞋帮上沾着老家院子里的黄泥巴。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陈恪，闺女交给你了。”说完转身走了。老太太追上去，两位老人的背影在楼道里慢慢远去，老太太的头发在阳光下白得刺眼，老爷子的背佝偻着，像一张拉满的弓。
黄润蕾站在客厅中央，低着头，双手垂在身侧，像一个刚被领养的孩子，不知道这个新家会不会接纳她。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衬衫，没有化妆，左脸上的淤青已经完全消了，嘴角那道血痂脱落后的新肉也变成了正常的肤色。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像一个刚洗过的苹果。但我咬过一口，知道里面是烂的。
“客房给你收拾好了。”我说。
“嗯。”她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去，脚步很轻，像怕踩死蚂蚁。推开客房的门，走进去，轻轻关上。门缝里透出灯光，细细的，黄黄的，像一条金色的丝线。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香味。排骨汤，冬瓜炖排骨，她最拿手的那道。她围着那条碎花围裙站在灶台前，和无数个以前的傍晚一模一样。但她的背影不一样了——以前是舒展的、放松的、理所当然的，现在是僵硬的、紧绷的、小心翼翼的。她在用全部的力气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但她不知道，正常不是演出来的。
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扒饭。没有像以前那样给我夹菜，没有像以前那样说“老公你多吃点”，没有像以前那样靠在我肩上看电视。她只是低着头吃饭，像一只被喂食的猫。
“老公。”她忽然叫了我一声，声音很轻。
“嗯。”
“谢谢你愿意让我回来。”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吃饭吧。”
她低下头，继续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和米饭一起咽了下去。窗外的月亮又圆了，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地板上，惨白惨白的。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最熟悉、现在最陌生的人，坐在我对面，吃着同一锅饭，喝着同一碗汤，但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怎么也跨不过去的墙。那堵墙是用聊天记录砌的，用照片抹的缝，用录音刷的漆。它不会倒，不会塌，只会慢慢地、一天一天地、越来越厚。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早上她比我起得早，做好早餐放在桌上，然后回客房。我吃完上班，碗留在桌上，她出来收拾。晚上我回来，饭菜已经做好了，她坐在客房里，门关着。我敲门叫她吃饭，她出来，坐在我对面，低着头吃，吃完洗碗，然后回客房，关门。
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共用同一个厨房、同一个卫生间、同一张餐桌。但从不共用一张床，从不共用同一段时光，从不共用同一个梦。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她已经睡了。客房的灯关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很轻很轻的声音——她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把脸埋在枕头里、捂着嘴、不敢让人听到的哭。声音很小，小到如果不是夜深人静，根本听不见。
我站在门口，听着那个声音，站了很久。手抬起来，想敲门，又放了下去。我不知道敲门之后该说什么。“别哭了”？“怎么了”？“需要我陪你吗”？哪一句都不对。哪一句都像在演戏。我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盏吊灯暗着，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黑暗中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隔壁的哭声停了。她在黑暗里睡着了，我也在黑暗里醒着。
方远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开会。他说李志强的案子判了，寻衅滋事，拘留十五天，罚款一千。沈静秋的离婚诉讼也判了，李志强净身出户，所有财产归沈静秋，孩子归沈静秋，李志强每个月支付两千块抚养费。方远说沈静秋让他转告我一句话——“谢谢。一切都结束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的窗户边，看着楼下的车流。阳光很好，照在马路上，那些车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急着去什么地方，好像到了那里一切就会好起来。我也在等，等那道裂缝慢慢地、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愈合。或者不等它愈合，只是习惯它。就像习惯了这间屋子的安静，习惯了隔壁房间里那个人的呼吸声，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