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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要来看孩子，这次提前了三天告诉我。
不是协议上写的那种探视，不是“每月第一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被白纸黑字框死的、像一节课一样有固定课表的探视。是一个普通的周三，普通到日历上没有任何标记，天气预报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五度，北风三级。她说她刚好路过齐州，刚好有时间，刚好想看看他。三个“刚好”叠在一起，刚好到不像真的。
我说好。
那天早上我请了半天假。童安不知道今天不用去幼儿园，他穿着那件蓝色的羽绒服坐在沙发上等我给他换鞋，手里捏着一个昨天在幼儿园做的纸飞机，纸飞机的机翼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彩虹。我蹲下来给他换鞋的时候，他问我：“爸爸，我们今天去哪里？”
“今天有一个人来看你。”
“谁呀？”
“你看了就知道了。”
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大概在搜索他有限的人生阅历里所有可能的“来看你”的人选。奶奶、爷爷、姑姑、方远叔叔——他把认识的人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想出来，就不想了。他把纸飞机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阳光透过那张薄薄的纸，照出纸纤维的纹路，一格一格的，像一扇很小的窗户。
九点四十分，门铃响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二十分钟。
我去开门。走廊里的声控灯在白天是不亮的，只有从楼梯间窗户透进来的、灰蒙蒙的、像隔了一层纱的自然光。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领口围着一条驼色的羊绒围巾，围巾很长，在脖子上绕了两圈，两端垂在胸前。她的头发剪短了，齐耳，露出耳朵上那两颗小小的珍珠耳钉。她化了一点妆，不浓，只是涂了一点口红，描了眉毛，用遮瑕膏盖住了眼下的青黑。她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胖了一些，脸颊上有了一点肉，颧骨不那么凸出了。
“来了？”我说。
“嗯。”她的声音比上次稳了一些，没有那么沙哑了，“路上不堵，来早了。”
“进来吧。”
她换了鞋。那双灰色的、毛绒绒的居家拖鞋还摆在鞋柜最下面那一层，并排放着的，鞋尖朝外，鞋跟朝里，像两个在等一双脚的、永远在等的、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码头。她弯腰从鞋柜里拿出那双鞋的时候，动作比上次自然了很多，没有犹豫，没有停顿，没有那种“我还能穿这双鞋吗”的迟疑。她穿上，走进客厅。
童安站在沙发旁边，手里还捏着那个纸飞机。他抬起头看着她，歪着脑袋，眼睛圆圆的，亮亮的。
她的脚步骤然停了。
她就站在客厅中间，离童安大概三米远。她停下来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就停在那个位置，像一个人站在一条河的岸边，不知道水有多深，不知道是该蹚过去还是该绕过去，不知道河对岸是不是她想去的地方。
童安先开口了。
“阿姨好。”
那三个字像三颗钉子。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蹲下来，蹲到和童安一样的高度，让自己的眼睛和他的眼睛在一条水平线上。她伸出手，手指在空气中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落在他的头上，落在那些柔软的发丝上。她的手指在他的头发上停留了片刻，没有动，只是放着，像在感受什么。
“你好呀，”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跟一只蝴蝶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童安。今年三岁。”
“三岁呀，三岁是大孩子了。”
“对，”童安很认真地点头，“我上幼儿园了，中班。我们班有十二个小朋友，我的学号是七号。”
“七号啊，七号是个好号码。”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了，但她还在笑，笑得很好看，笑出了那两个她曾经有过、后来又消失了、现在又回来了的酒窝。
“阿姨，你认识我爸爸吗？”童安忽然问。
“认识呀。”
“你是我爸爸的朋友吗？”
她的手从他的头上滑下来，落在他的脸上，拇指在他的颧骨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是呀，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那你也是我的朋友吗？”
“是呀，我也是你的朋友。”
童安笑了，把那架纸飞机递给她。“这个送给你，我昨天在幼儿园做的。老师说飞机能飞很远很远，飞到云上面去。”
她接过那架纸飞机，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一件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不小心就会碎掉的东西。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的，落在纸飞机的机翼上，落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彩虹上。墨迹被泪水洇湿了，晕开了，变成一朵一朵灰蓝色的、没有形状的、像远山一样的云。
童安看到她哭了，有点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伸出手去擦她的眼泪。那只小小的、胖乎乎的、手指上还沾着昨天画画时没洗干净的蓝色颜料的手，笨拙地在她脸上抹着，抹得她一脸都是泪水和颜料的混合物。
“阿姨你别哭了，我爸爸说，哭了就不漂亮了。”
她握住他的手，握住那只小小的、沾着蓝色颜料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阿姨不哭了，阿姨是高兴的。”
童安看着她的脸，大概在判断“高兴”和“哭”这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表情是怎么同时出现在一张脸上的。他大概想不通，但他也不在意了，因为她的眼泪已经被他擦干了，那张脸现在干干净净的，笑盈盈的，有酒窝的，好看的。
他在他的小脑袋里记住的，不是“这个人是谁”，不是“她为什么哭”，不是“她为什么摸我的脸”。他记不住这些。他会记住的，是他在三岁的某一天，有一个很好看的阿姨来看他，送了他一个会用手指绕圈圈的围巾流苏当玩具。那天的阳光很好，窗外的雪开始化了，屋檐上的冰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滴在空调外机上，滴答滴答，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钟。
她陪他玩了很久。
她蹲在爬行垫上，跟他一起搭积木。童安搭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塔，她帮他在塔顶放了一块红色的三角形积木，说这是塔尖。童安说那不是塔尖，那是冰淇淋。她就说好，是冰淇淋。童安说她不像，就伸手把她刚放上去的红积木拿下来，换了一块黄色的正方形上去，满意地点点头，“这才是冰淇淋。”
她把孩子抱起来，放在腿上，拿了一本绘本，给他讲故事。她的声音很好听，很温柔，像一个人在哄一个很困很困但还不想睡的孩子睡觉。她讲的是《猜猜我有多爱你》，大兔子和小兔子的故事。她讲到小兔子把手臂张开，开到不能再开，说“我爱你有这么多”的时候，童安也从她怀里张开手臂，张得大大的，像一只刚学会飞翔的、急于展示自己翅膀的小鸟。
“阿姨，我也爱你这么多。”
她的声音碎掉了。不是哭，是那种比哭更让人受不了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的、只能把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深深地、长长地、像要把这个人吸进肺里、吸进血液里、吸进骨头里的声音。
她带孩子下楼去玩。在小区花园里，雪还没化完，地上这里白一块那里灰一块的，像一张被擦了很多遍但没擦干净的黑板。童安蹲在地上，用手指戳雪，戳一下缩回来，缩回来又戳一下，乐此不疲。她蹲在他旁边，帮他拢了一小堆雪，捏了一个小雪人，用两颗小石子做眼睛，用一小截树枝做鼻子。童安看着那个小雪人，很满意，但他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
“阿姨，雪人会化吗？”
“会的。太阳出来了，它就化了。”
“那化了我还能再捏一个吗？”
“能。下次阿姨再来看你的时候，如果还下雪，阿姨再给你捏。”
“那下次是什么时候？”
她没有回答。童安也没有追问，因为他被一只在雪地上跳来跳去的麻雀吸引了，追着那只麻雀跑了好远，追不上，也不急，站在雪地里笑，笑得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明亮。
时间到了。她站起来又蹲下去帮他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好，把帽子戴上，把围巾围好，把手套套上。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慢，像一个人在拆一件包装很精美的、舍不得撕开、怕撕坏了就再也包不回去的礼物。
她蹲在那里，两只手搭在他的肩上，看着他的脸。他的眉毛，他的眼睛，他的鼻梁，他的嘴巴，他的下巴，他下巴上那颗小小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的痣。她看着他，好像在背一篇她怕自己会忘记的课文。
“阿姨要走了。”
“阿姨再见。”童安挥了挥手，挥得很随意，像他在幼儿园跟每一个小朋友说再见时那样随意。他不知道这个“再见”对他来说只是两个字，对她来说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不知道她会把这个“再见”带回家，放在枕头下面，在每一个睡不着觉的晚上拿出来看一下，看到天亮，看到公鸡打鸣，看到窗外的天从黑变灰、从灰变白、从白变亮。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阳光下，她脸上的妆容已经有些花了，眼线晕开了，在眼角洇出两团淡淡的灰色，像两朵快要散架的乌云。
她朝我伸出了手。
不是握手。不是拥抱。是那种在正式场合下、在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在不知道该怎么道别的时候、本能地伸出的、像一座桥一样的手。我也伸出了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像上次那样冰凉了，是温热的，干燥的，有力量的。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收拢了一下，像一个人在确认一个东西还在，确认完了就松开。
“谢谢你。”她说。
“路上慢点。”
她转身，走了。这一次她没有回头。她走得很快，步子很大，大衣的下摆在风中翻飞，像一面黑色的、急于赶路的帆。她的背影在小区花园的小径尽头消失了，被那排光秃秃的、还没发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芽的紫藤架挡住了。
童安还蹲在地上，在跟那只麻雀说话。他大概在问它为什么不穿鞋，为什么羽绒服是长在身上的不用拉链，为什么能飞而人不能飞。麻雀没有回答他，跳了两下，扑棱着翅膀飞走了。他也不失望，站起来，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
“爸爸，阿姨还会来吗？”
我低头看着他的脸，那张小小的、红扑扑的、鼻尖上还沾着一粒雪花的脸上，两只眼睛亮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葡萄。山葡萄长在长白山，九月份熟，紫黑色的，果皮上有一层白霜。我小时候在齐州长大，没有去过长白山，没见过山葡萄。但我见过她的眼睛，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一切已经结束了之后。
“会的。”我说。
窗外的阳光照在雪地上，照在那些正在融化的、变成水的、一滴一滴往下落的冰凌上，照在童安捏的那个小雪人的、已经歪了的树枝鼻子上，照在那个站在小区花园小径尽头、被紫藤架挡住了的、我看不见但我确信她还在那里的影子上。
雪在化。
春天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