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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辰，天津卫往北京的官道上，四辆双辕马车排成一溜，在压实的雪道上吱吱呀呀走着。拉车的都是蒙古马，矮壮，耐寒，鼻孔里喷出的白气在冷风里凝成霜。
头辆车里，丘吉尔把脸贴在玻璃车窗上，眼睛瞪得老大。
“郑大人，”他回过头，官话说得磕磕巴巴，“这些……这些房子，都是做工的？”
郑森坐在对面，怀里揣着个暖手炉，闻言朝外瞥了眼。车外是望不到头的砖房，高的矮的挤在一块，烟囱像林子似的杵着，黑的、灰的、黄的烟混着往上冒，把半边天都熏得泛了旧色。风一刮，煤灰混着雪沫子，扑簌簌往下掉。
“多半是铁匠铺，”郑森抱着暖手炉，往窗外抬了抬下巴，“也有木匠铺、织坊、皮货作坊——天津卫这十几年，就靠这些吃饭。”
“有多少家？”问话的是费马。这法国人一路都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这会儿抬起头，金发乱糟糟地翘着。
“没细数过，”郑森想了想，“光北城这一片，大大小小总得有个两三千家。”
车里静了一瞬。
帕斯卡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在巴黎待过些年，巴黎城里的作坊也算多了，可跟眼前这阵势一比……他透过车窗，望见远处一座特别高的砖房，房顶上架着个木轮子，看着得有四、五丈宽，只是如今海河冻住了，那轮子也就停着不转了。
“那是水车？”他问。
“嗯，水力锤，”郑森说，“打铁用的。烧红的生铁塞进去，水车带着铁锤往下砸，当当当的，一会儿工夫就能把生铁砸成熟铁。”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车里几个洋人心里都翻腾开了。
两三千家作坊。一家就算只雇二十个人，那也是五、六万工匠。这还只是天津北城——郑大人刚才说了，南城是码头货栈，西城驻着衙门和军营，东城才是百姓住的地方。
“郑大人，”老莱布尼茨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哑，“这些作坊……都归官府管？”
“官办的少，民办的多，”郑森说，“官办的主要造燧发枪和火炮。民办的就杂了，农具、铁锅、剪子、钉子，还有布面甲里头那些铁片，多半也是民办铺子打出来的——瞧见那边冒黑烟的那片没？那就是官办的炮厂，朝廷新军和水师用的炮，一半是从那儿出来的。”
蒙特库科利一直没吭声。这趟从下船起，他就扒在车窗边，眼睛跟鹰似的扫来扫去。这会儿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
“郑大人，这些铺子……一年能出多少铁？”
郑森看了他一眼。
“说不准，”郑森说，“不过单是永平府那边的矿，一年就能出四、五千万斤生铁。大部分都运到天津来，打成熟铁，再打成各样家伙。”
又是沉默。
四、五千万斤，那就是两万多吨。丘吉尔在心里飞快地算——英国全国一年产铁多少？上回听人说，还不到两万吨？光是大明一个永平府，一年的铁产量就顶了整个英国。可永平府还不是大明最大的产铁地。
大明全国一年出的铁，怕是得有十万吨往上，少说也是全欧罗巴加起来的两倍。这国力……
马车碾过雪地，继续往西走。
过了作坊区，眼前就是大片大片的仓库。也是红砖砌的，一栋挨一栋，屋顶上盖着厚厚的雪。有扛包的苦力在卸货，号子声在冷风里传得老远。麻包、木箱、草席捆，堆得跟小山似的。
“那些是暹罗米，”郑森指了指，“那边是辽东运来的木头。再过去是日本的铜、松江的棉布、苏州的绸子。”
“都从海上来？”帕斯卡问。
“多半是，”郑森说，“运河也走货——因为挖了黄河入海的新河道，南北运河在淮北那被截断了，虽说中间铺了段铁皮木轨，到底不太方便。所以南来北往的货，如今主要走海路。不过运河上每年走的货也不少，只是没从前那么顺当了。”
马车忽然慢了下来。
前头堵上了。一长串骡车、马车、独轮车，挤在官道上动弹不得。有兵丁在道旁吆喝着疏导，鞭子声、牲畜叫声、赶车人的骂娘声，混成一片。
“办年货的，”郑森往外瞧了瞧，“快过年了，四里八乡的人都进城采买。布匹、猪肉、粉条、干果、香烛纸马……堵车是常事。”
丘吉尔看见，路边有挑担的小贩，担子两头挂满了红纸糊的灯笼。几个孩子围着看，大人掏出铜钱，买上一对，拎在手里晃晃悠悠地走了。
更远处，村庄静静卧在雪地里，屋顶上冒出的炊烟，一缕一缕的，在灰白的天底下，显得格外暖和。
“他们……”莱布尼茨忽然开口，声音低低的，“不怕打仗么？”
郑森一愣。
“这一路过来，”老教授望着窗外，声音更低了，“没看见堡寨，没看见壕沟。村子连个土围子都没有……要是骑兵冲过来……”
车里几个从德意志那摊烂仗里滚过来的人，都抬起了头。
他们见过太多——骑兵冲进村子，烧杀抢掠。所以他们那儿的村子，哪怕再小，也得垒道土墙，挖条壕沟。富裕些的，修个石头堡子，雇几个佣兵守着。
可这儿……
郑森愣了下，“打仗？仗早打完了。”
他顿了顿，似乎明白了什么，摆摆手：“建州女真已经灭了，虽说还有些零散残余，成不了气候。蒙古人更老实，如今的蒙古汗王，管我们皇上叫‘父皇帝’呢。”
他说完笑了笑，没再往下说——再说就该漏嘴了，虽说这些事早不是秘密。
马车又动了起来。穿过拥堵的路段，上了更宽的官道。道两旁栽着杨树，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远处有条河，河面结了冰，冰上有人凿了窟窿，坐在小凳上钓鱼。
就这么走到天色擦黑，前头忽然现出一片灯火。
密密麻麻，望不到头。灯火连成一片，映在雪地上，把半边天都映红了。能看见城墙，墙头上也挂着灯，一串一串的，像用火珠子串成的链子。
“到通州了。”郑森说。
......
通州驿馆是座三进的院子。
丘吉尔几个被安排在二进东厢房，屋里烧了炕，暖烘烘的。晚饭是四菜一汤：红烧肉、白菜炖豆腐、清蒸鱼、炒鸡蛋，外加一盆羊肉萝卜汤。米饭管够。
几个洋人吃得头都不抬。
三十年战争打下来，欧罗巴那边，平民能有黑面包吃就不错了。肉？那是领主老爷才吃得上的。可在这儿，一顿寻常驿馆的招待饭，竟有鱼有肉有蛋。
帕斯卡吃得慢些，用叉子叉了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忽然愣住。
“甜的？”他问。
“嗯，放了糖，”郑森说，“南边来的棉白糖。怎么，吃不惯？”
“不是……”帕斯卡摇摇头，又叉了一块。
他在巴黎吃过糖——从大明运去的白糖，雪一样白，甜得很，就是贵得吓人，只有宴请贵客时才舍得撒上一点。可这儿……烧肉都舍得放糖。
正吃着，外头忽然“嘭”一声炸响。
蒙特库科利猛地站起，手往腰间摸——摸了个空。他的剑上船时就收起来了。
丘吉尔也蹦了起来，脸色发白。费马打翻了汤碗。莱布尼茨一把将儿子护在身后。只有马略特还算镇定，可手里的勺子也僵在了半空。
他们都太熟悉这声音了——是火枪，还是大口径的。
“敌袭？！”蒙特库科利低吼。
郑森却还坐着，慢条斯理地夹了块鱼肉。
“敌什么袭，”他说，“放炮仗呢。”
“炮……仗？”
“嗯，过年了，热闹热闹，”郑森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走，带你们瞧瞧去。”
几个人将信将疑，跟着他出了驿馆。
街上全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穿着厚棉袄，手里提着灯笼，说说笑笑。有孩子举着根香，蹲在地上点一个纸卷，点着了赶紧跑开，接着就是“啪”一声炸响。
孩子们咯咯地笑。
更远些的地方，有人把竹筒子架在地上，点着了，咻——嘭！烟花在半空炸开，红的绿的，散成一片星子。
通州城给映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丘吉尔站在驿馆门口，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
他想起来，去年圣诞节，他在英国。那儿也在放炮——不是烟花，是真炮。国会军的炮，王军的炮，拉出来对着轰！
可这儿……
“郑大人，”他哑着嗓子问，“这……一晚上得放掉多少火药？”
郑森想了想：“没细算过。不过通州城里少说也有五、六万人，上万户人家。一户就算放个七、八两，也得五千来斤。”
蒙特库科利猛地转过头。
“五千斤？！”他声音都变了调，“一场会战……一场会战也用不了这么多！”
他是带过兵的，太清楚了。欧罗巴一场会战，双方投入的火药，能有五千斤就算是大手笔了。可这儿，一个城过年放炮仗，一晚上就放五千斤？
“多么？”郑森看他一眼，“这还算省的。要是在北京城放烟花，一晚上少说也得烧掉十几万斤。”
老莱布尼茨不说话。他仰头看着天，又一朵烟花炸开，金灿灿的，像倒流的瀑布。
“火药……”他喃喃道，“在我们那儿，是用来杀人的。”
郑森没接话。
又一阵鞭炮声炸响，噼里啪啦，像炒豆子。孩子们笑着跑过去，棉鞋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印子。
“在我们这儿，”郑森终于开口，声音不大，混在鞭炮声里，却字字清楚，“火药，主要是拿来庆祝新年的。”
他顿了顿，又说：“当然也能拿来杀人，不过最好别走到那一步。”
说完，他转身往回走。
几个洋人还站在那儿，看着满天的烟花，看着满街的笑脸，看着这座灯火通明的城。
过了很久，费马忽然开口：
“我算出来了。”
帕斯卡转头看他：“什么？”
“大明的火药产量，”费马声音发干，“照这么个用法，一年少说……也得一千万斤。”
又是一阵沉默。
蒙特库科利望着城楼上那些红灯笼，忽然想起下午在天津卫看到的那些烟囱，那些作坊，那些堆成山的货物。
然后他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德意志。想起了那些烧成废墟的村子，想起了那些饿死在路边的孩子，想起了那些花高价从印度买来的硝石，制成了火药，用来让德意志人杀德意志人——原因竟是对圣经的理解不同！可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大部分连字都不认识，他们懂个屁的圣经！
他忽然用德语低声嘟囔起来，声音哑得厉害：“拿火药庆祝新年……这才是……文明！”话没说完就哽住了。他赶紧别过脸，可眼眶已经热了。
可那朵烟花在他模糊的视线里，炸开成了一片血与火。他仿佛又回到了吕岑，回到了布赖滕费尔德，回到了那些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看见骑兵冲锋，看见火枪齐射，看见炮弹落下时掀起的泥土和残肢。
而那些火药，那些让无数家庭破碎、让整个德意志流了快三十年血的火药，在这儿，只是为了让孩子们笑一笑，让夜空亮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