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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门口，马卫都正用锤子叮叮咣咣地装着“观止编辑部”白底黑字的木牌。
声音吸引了富强胡同的邻里街坊。
他们围成了一圈，踮着脚，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胡家这祖宅真卖了？他那可是个正经三进院，卖了多可惜.....”
“这编辑部是干嘛的？观止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是出书的么？”
“对！发报纸的！我三姨父他二舅姥爷有个干儿子的亲外甥，就在《燕京晚报》工作，姓徐，就是个发报纸的。”
“但这个，”一个中年人指着光秃秃的门楣和木牌，“怎么没瞧见主办单位，也没个铜铭牌？不合规矩嘛。”
正嘀咕着，一位热心大妈挤上前，冲着马卫都问道：
“这位.....小眼睛同志，你们这是哪家单位的呀？”
马卫都听这话，嘴角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手上锤子却没停，闷声应道：
“我们这是挂靠侨办的，私办杂志。”
“私办啊？”大妈的声音陡然拔高了一个调，惊讶道，“那你们这.....不就是个体户嘛？”
“您可以这么认为。”马卫都这回连眼皮都没抬。
大妈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转身对人群小声说：
“搞杂志的个体户？新鲜，可这能长久么？”
老大爷跟着叹气：“没那么容易哦。”
中年人：“到时候买两本就当支持街坊了。”
正在这当口，伍六一到了门口。
马卫都眼角余光瞥见他，这才露出笑容，招呼了声：
“伍主编来了。”
伍六一听这称呼，先是一愣，随即也觉得新鲜，嘴角弯了弯，回了一句：
“马主任辛苦。”
进了院子，伍六一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伍六一发现屋子里烧得热乎乎的，暖水壶也打满了。
伍六一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新稿纸铺开。
准备写答应刘志龙的那个小短篇了。
他思考了约莫半个小时，笔尖在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便有了灵感。
他想到了前世看到过的一篇国外的文章，叫做《无国籍者的求职单》。
讲的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来到挪威，找工作时每次都要带十多份证明....
出生公证、过往居住地证明、无犯罪记录......厚厚一叠，却仍被视作“来历不明”。
她想去便利店做兼职理货，经理抱歉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可核查的身份凭证来签订合同，您没有。”
这还只是开始。租房子时，房东婉拒。
去图书馆，办不了借书证。
甚至想开设一个最普通的银行账户存放微薄的积蓄，也因“无法完成身份核验”而被拒绝。
社会运行的每一个齿轮，似乎都卡在了她缺失的那张“通行证”上。
后来，她拿到挪威国籍办了身份证。
当天下午，她用这张卡顺利通过了一家咖啡馆的入职审核。
握着那张轻薄坚硬的卡片，她感慨：“现在，我总算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了。”
伍六一准备根据此，改编成符合当下现实的短篇。
时代的肌理不同，但那种被“证明”拒之门外的窒息感，是共通的。
他打算围绕一位冀省来的农村妇女展开，时间放在1989年，也就是五年后。
他给她起名叫王桂香。
王桂香来到燕京投靠同乡打工。
在来之前，同乡写信千叮万嘱：
“现在城里不同往日，干啥都要身份证，嫂子你一定先去公社办好再来。”
她不以为意。
心里嘀咕：身份证？不就是张相片纸么？我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不比纸片真？
去村里开介绍信时，村支书也一边盖红章一边劝：“桂香，听叔的，顺手把身份证也办了吧，往后方便。”
她笑着摆摆手：“用不着，有咱公社这大印，走遍天下都有理。”
可到了燕京，她的“理”似乎一夜之间作废了。
同乡介绍她去一家纺织厂的招工处，负责登记的女同志看了眼介绍信，直接推回来。
她想先安顿下来，找到一处看上去价格公道的旅社，前台头也不抬：“介绍信不行，住宿登记要身份证。”
连想去邮局给家里汇点带来的土产钱，都因填不出“身份证号”一栏而被要求“找个有证的熟人来帮你办”。
这座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规范”，而每一处规范，都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她隔绝在外。
她想，那就不给城里添麻烦了，先回家把证办了再来。
可跑到火车站，却慌了神。
她的介绍信行不通了。
介绍信大多是一事一函、一地一函，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她这个不仅介绍内容用不了，时间也到期了。
故乡回不去，城市进不来。
在《无国籍者的求职单》中，主人公是最终通过“中介”，花钱办了一张假的身份证，才勉强解决了眼前的困境，之后才辗转办成了真的。
伍六一觉得这个结局太荒诞，太讽刺了。
为了成为系统认可的“真人”，她必须先主动成为一个档案里的“假人”。
这种黑色幽默，是文学的好材料，但却不是他眼下想写的故事。
肯定是要改掉的。
在他的笔下，王桂香在近乎绝望时，遇到了片区派出所一位老练而耐心的“帽子叔叔”。
这位民警没有简单地斥责或驱赶，而是详细询问了她的情况，通过内部电话系统，几经周折联系上她家乡的派出所，核实了她的身份和户籍信息。
随后，伍六一着重描写了这一段。
将身份证的办理流程、需要准备的材料等信息，融入到了民警向王桂香的解释之中。
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她走了“特事特办”的通道，很快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身份证。
这样改编，无疑会降低文章的文学性，削弱了那种个体与体制碰撞的尖锐张力，变得有些像好人好事的宣传简报。
但伍六一觉得，还是值得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文章的面向群体，便是千千万万像王桂香一样，可能正对着新政策观望、不解甚至畏惧的普通群众。
文章的目的是宣传，是疏通，是让他们了解：
“这项新制度，最终是为了保障你、方便你，当你遇到困难时，它背后站着的人，会帮你。”
并不需要，非要讽刺、表现出什么深刻的“异化”或“荒诞”。
用了约莫一个多小时，整个故事的细纲，便已经出炉。
他估摸，再用个把小时，这稿子就完成了。
此时，伍六一突然听见屋子外头，传来了余桦和一个女人的交谈声。
“请问，伍六一伍作家在这里么？”
余桦：“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