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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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

01

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基本情况。我们单位是一个“前列腺炎部门”，所谓“前列腺炎”，就是用一分钱像排一滴尿一样困难。尽管是这样一个困难的部门，我们单位每年还是不断有人调进来。我记得我刚进我们单位的时候只有六个人，现在我们超编在岗已经有十八个人了。

人数正好跟样板戏《沙家浜》里十八个伤员一样。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伤员，而且身体都基本健康，就像十八棵青松一样顽强屹立。“前列腺炎部门”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们单位具体是个什么单位呢？司机小黄同志后来车祸骨折在家休养，一个小偷撬进门来。“别动！我是文联，不是残联。”小偷闻声落荒而逃。小黄同志是我们单位的，我们单位叫文联。

最近，我们单位一直锁着的“主席办公室”的门，在一天早晨的鸟叫声中敞开了，我们单位迎来了第六任主席。新任主席姓李，名乃高。起初单位的人以为是我的亲戚，其实在此之前我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李主席是“60”版，白白胖胖的，梳一头三七开的西装发型，白衬衫黑西裤，皮鞋锃亮得一尘不染，白皙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无名指上套有一只金戒指。关于这只金戒指，李乃高同志后来在集体学习会上还作了专门的解释，那是母亲临终前从她的手指上摘下来给他的。那是家宝，也是传统，传统是必须继承的。

李乃高同志原在一个“用钱像开水龙头一样的部门”当“二把手”，提拔调到我们“前列腺炎部门”来当“一把手”。稍微懂行的人都清楚，这是明升暗降。坊间一个比较集中的说法是，李乃高同志在市里某次会议上不断地打电话发短信，散会后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要他作出深刻的检查。李乃高同志回到单位，就用毛笔在宣纸上龙飞凤舞一番，然后把自己的检讨书递交上去。市委书记看到的不是检讨书，而是一幅书法作品。

市委书记喜出望外说：“市文联主席的职位不是一直空缺吗？找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家伙不正是最佳的人选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写得一手毛笔字的李乃高同志，就这样调到我们单位来当主席了。按照组织上的说法，属于人岗相适。

但凡新官上任，总要烧它三把火，李主席当然也不例外。李主席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换车——把我们单位目前这辆“羚羊”牌小车换了。我听说早些年朋友碰面就问一句：“换了？”据说现在朋友碰面也问一句：“换了？”前者是换人，后者是换车。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美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或者变化。这就是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根据司机小黄同志透露：“李主席提出换车的动议，是由于两次尴尬的遭遇。”第一次遭遇发生在李主席上任后第三天去南海参加一位领导的告别会。我们的“羚羊”一进入殡仪馆大门，就被门卫就拦住了。门卫在前面不断地招手“导航”，直到小黄把“羚羊”开到殡仪馆火炉房附近，门卫才停止他那嚣张的手势。

李主席像摇柴油机一样摇下车窗，一脸不高兴地责问门卫：“我的车为什么不能停在外面？”门卫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的车只能停在这里！”李主席不大文明地骂骂咧咧地下了车：“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都到了火葬场还比阔气讲排场？好车又怎么样？好车速度越快，抵达这里就越快！”头一次遭遇李主席蔑视速度，而第二次遭遇却是速度让他丢尽了脸面。

不久，李主席随考察团到外地考察，我们“羚羊”的编号是“16”号车。车队驰上高速公路不久，前面的先导车就不断地喊话：“‘16’号车请保持速度！请保持速度！”小黄说：“当时他已经开到一百二十迈了，油门也踩到底了，实在是无法跟得上整个车队的速度。”结果由于我们的“羚羊”速度跟不上，导致整个考察团的行程被耽搁了三个小时，预定的晚饭时间被推迟到晚上九点，饿坏了一群开好车的人。小黄道出实情:“这两次遭遇让李主席心里很窝火，很没面子。”返程的路上李主席就说了：“回去就换车，马上就换车。”李主席所谓的换车，当然就是重新买一辆新车。据了解，李主席在原单位坐的是一辆“尼桑轩逸”，排量为2.0。我们单位的这只“羚羊”，能跟“尼桑轩逸”比吗？当然没法比。我们单位的“羚羊”，排量只有1.3。如果按照人的饭量来衡量，我们的“羚羊”不能算是大人或者成年人，只能算个小孩。据说“羚羊”这个牌子的小车，现在已经停产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现在小车停产，就像学生语文课本上的范文被删除一样正常。

前面我说我们单位是一个“前列腺炎部门”，用一分钱像排一滴尿一样困难。这是一种形象的表述，至于困难到什么程度，我认为有必要展开一下。我们单位十八个人，一年的办公经费是六万元，人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后面还有五位小数点我就省略了。这六万元，就是我们单位一年全部的经费。

此外，我们没有收费、罚款和上级拨款等各种各样的收入。年初盘子下来，扣掉报刊费预存一年的水电费电话费车油费之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就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了。虽然打一个市内电话也就是几毛钱，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勒紧裤带，自觉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乃至每一个电话。炎热的夏天，我们的电风扇也是很少开的，尽管电风扇吹出来的风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风，风湿且热。我们手里宁可摇着一把纸扇，也不开那电风扇。

手上的纸扇都是艺术品，不是美术，就是书法。书法居多，上面的词句都是自己题写，自己创作的。比如本人纸扇上面写的是：黄昏人静。我老了嘛，快要退休了嘛！要是突然有某个兄弟单位要来造访，我们只能统一这样的口径：“很抱歉！我们的领导下乡去了，改掉吧！”然后，我们就不断地改进下去。改期多了就没有一个兄弟单位来造访了，连上级部门的领导也很少下来了，怕给我们增添麻烦。如此尴尬的处境，就连城府很深的包老主席也自叹自己“混得像个乞丐。”说真的，路边乞丐有时候比我们还义气，还经常聚在一起烧烤。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连电风扇都不敢开连电话都不能往外打连一餐饭都招待不起的单位，还能换车吗？这岂不是异想天开！你以为一辆车就像一只电饭锅或者一台电风扇那样，可以拿去参加“家电换新”活动，拿一样旧的去换一样新的回来。据说“别克”汽车公司也推出“以旧换新”举措，但是，我相信“别克”公司的老总绝对不会傻到让你开一辆伤痕累累的“别克”进去，再开一辆光鲜艳丽的“别克”出来。虽然这些年汽车的价格直线下降，可是要买一辆新车，买一款像样一点的新车，最少也要十五万元以上，还不包括上户、保险等各种各样的费用。买一辆新车对那些用钱像开水龙头一样的单位来说，不过是添了几样健身器材。然而对我们单位来说，那是相当于柬埔寨造航母了。

尽管如此，当李主席提出换车想法之后，我们单位全体同志还是欣喜若狂。我们单位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相信领导，响应号召。我们始终认为领导胸中有了目标和想法，这个目标和想法就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必定能够实现，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一样。尽管那天李主席不在家，我们还是自发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大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忆苦思甜似的畅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办公室里传出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声，笑声吸引飞翔在办公室外面的几只燕子，它们扑棱着翅膀从窗口飞了进来。陈副当即就吟诵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陈副发言到激动之处，几度喜极而泣。陈副早已改任调研员，准确的称谓是“陈副调”，但我们还是继续称他陈副，多余的那个“调”字，我们像省略π的小数点一样省略掉了。陈副自称自己属于“四大闲”之一，即大款的房子贪官的钱，和尚的鸡巴和调研员。

“陈副，车还没有确定哪一款呢！”面对陈副对换车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大伙有些担心他的承受能力，因为他心脏里刚搭了两个支架，我们不愿意畅想中的新车，突然变成呼啸而至的“120”急救车。陈副驾着二郎腿，情绪稳定地一荡一荡的：“我认为李主席要换的车，绝对是新款‘帕萨特’。有人立即表示迟疑：“‘帕萨特’，那可得要二十多万哪！”陈副胸有成竹道：“二十多万算什么？李主席以前在原单位是专门跑钱的。”

别的单位领导提出换车，对职工来说无关痛痒。类似于隔壁新婚，轮不到我们激动。但是，我们单位不同，我们没有理由不欣喜若狂。别的单位的车，那是领导座驾，或者叫作领导专车，一般员工是不能随便坐的。谁要想坐进去，只能等到提拔以后。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遥遥无期。某些单位的车不但一般员工不能随便坐，连副职也坐不了。我曾经听说某个类似我们境况的单位，他们的小车报废了，但是他们的“一把手”就是不买新车，而是自己买了一辆私家车，加公家的油自己一个人坐。

这位“一把手”说：“我凭什么要换车？我千方百计跑钱弄来一辆公车，给我手下四个副职一起坐，那不相当于我这个当哥哥的卖田卖地倾家荡产讨来一个媳妇，让四个弟弟也一起跟我睡，这不蜕化到原始社会了吗？”你看看！这话说得多寒碜呀！这话说得多没良心啊！这哪里是人说的话呢？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单位的车啊！那才是真正的公务用车，单位的人谁都可以坐。领导开会下乡时坐，财务人员去捐款去交水电费电话费可以坐，办公室人员去领取文件邮寄信件也可以坐，只要是出去办公事的，一句话司机小黄就把“羚羊”开出去。

我们单位全体同志也一致认为，我们的“羚羊”已经使用八年了。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我们的“羚羊”的确应该报废了，应该换一辆新车了。“羚羊”车身已遍体鳞伤，每次小黄开它去喷漆，修理厂的人就夸小黄真孝顺说：“你又带奶奶来做面膜了。”前后排座椅都已塌陷，一坐上去就像坐在摇篮里一样晃悠。发动机已经过几次大修，类似陈副的心脏已经搭了支架。尤其是停产后，很多零配件厂家也不再生产。

零配件不再生产，就相当于人类某一种已经消失的疾病没有了治疗药物，一旦复发蔓延那是无药可治，只能听天由命。然而，换车这个想法在李主席上任之前，我们可是连想都不敢想。

换车的决定一旦定下来，回头再看我们的“羚羊”时，就越看越不顺眼了。要形象没形象，要模样没模样。你看它屁股下面露出的那截排气管，简直就是农家竹台上凸出来一根没有锯好的竹管。要功能没功能，要力气没力气。爬坡不能开空调，一开空调就熄火。小黄那天开到一百二十迈，简直是挑战它的极限了，平常开到一百迈方向盘就抖得要掉下来。可是你知道吗？当初我们看到这只“羚羊”时，我们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当初一看到它时，就像看到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新媳妇一样，欢呼雀跃。当它气宇轩昂地开进我们车库的时候，我们的腰杆就一下子挺直起来，感到扬眉吐气，感到分到了田地，感到翻身得解放。这八年来，它风里来雨里去，送我们去开会，去体验生活，去访贫问苦……别的车不敢走的路它走了，别的车吃油是喝啤酒那样豪饮，它是喝茅台一样小心翼翼地啜。加它一百块钱的油料，它能往返三百公里的路程。它是吃着小孩的饭，干着大人的活。

它喝的是汽油，挤出来的力气。现在它旧了，老了，丑了，落后了，淘汰了，跟不上形势了，让我们丢脸了，令我们嫌弃了。这都是怪不得“羚羊”的，归根结底是我们心里在作怪。人呀！这类比野兽高级一点的动物，在不断研发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同时，也不断地冒出各种各样的念头，并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念头而昧了良心。“羚羊”啊“羚羊”，你就是这样让我们爱恨交加。

02

经常看《动物世界》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一只羚羊奔跑的速度，猎豹和狮子是追不上的。可是现实中奔跑在公路上的“动物”们，彼此的速度就不是《动物世界》里的速度了。公路上的“猎豹”，只消一口气就能追上“羚羊”。“巡洋舰”在海里的速度，也是比不上草地上“羚羊”的速度，可是面对陆地上的“巡洋舰”，我们的“羚羊”就是拼了老命也永远逃不脱的，所以它才取名叫Land Cruiser ，中文叫作“陆地巡洋舰”。

这年头啊！谁不向往靓车名车？谁不羡慕“路虎”“悍马”“宝马”？当年我们也不想要这只“羚羊”啊！我们也想要一辆好一点的上档次的不容易淘汰的诸如“广本”“福特”“帕萨特”“别克”之类的车啊！可是，可是你知道当年上面拨给我们多少购车费吗？五万元！你知道这五万元我们打了多少份报告吗？十五份，五届领导平均每届三份。你知道这五万元我们等了多少年吗？我们等了整整二十年。你知道现在这只不起眼的“羚羊”，我们最终是怎么弄到手吗？是经过我们单位五届领导一届接着一届矢志不渝地奋斗。第一届打基础，第二届巩固，第三届加强，第四届乘胜追击，第五届终于把“羚羊”开回来了。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不同的是人家是兔子般的奔跑，我们是一步一步艰难地爬行，属于乌龟的竞技项目。

这样吧！为了尽量不占篇幅，我作这样一个简要的表述。我替单位草拟第一份买车报告的时候是三十多岁，上面终于落实给我们单位这辆“羚羊”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儿子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攻读了硕士研究生，然后出国就读于Cornell University，就是康奈尔大学，李登辉的母校，再回到中国当副教授、教授。我在这里无意炫耀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儿子完成从求学到出国再到就业的人生三级跳之后，他的父亲也实现了一个梦想——他的单位终于拥有了一辆小排量的“羚羊”牌小轿车。

前面我说当年我们第一眼见到“羚羊”时，就像见到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新媳妇一样兴奋不已。可是，当年上面并不是直接给我们送来这只“羚羊”的，而是在我们的第十五份报告上批了五万元购车费，相当于一位开明的父亲，终于同意给他的大龄儿子娶媳妇了，并筹集了婚宴的经费。至于媳妇在哪里，还得儿子自己去找，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嘛！

八年前，八年前五万元能买到一辆什么样的车呢？这恐怕是读者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当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像拿低保的人走进菜市一样，战战兢兢地在车行里转悠。我们低着头死死地盯着那些车的额头，额头上面吊着车的价格。我们的目光每触到一辆车的额头，我们的心就狠狠地被撞击一下。我们转完了市里所有的车行，终于在一处挨着修理厂的车行发现了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一辆“五菱”面包车。五万块钱，我们只能买这样一款车。“五菱”面包车当时是一款火爆的车，火爆的原因是很多人买来后可以变相营运，偷揽生意，逃避运管部门的检查。

班子连夜召开扩大会议，党员同志全部参加。买车心急的同志认为：“这辆‘五菱’面包车是可以买的，一是它耗油少，维修性价比低，我们这样一个‘前列腺炎部门’能承受得起它的吃喝拉撒。要知道，买车不是买完就完，车子是需要伺候的。你买一辆‘奔驰’，光换一只轮胎就要上万块钱，你伺候得起吗？就好比你娶了一个时尚的女孩做老婆，她一个星期的化妆品，就抵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其次是‘五菱’面包车容量大，可以坐到七个人，超载能做到九、十人，正好能装得下当时我们单位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单位集体出去旅游，这一辆‘五菱’面包车就够了。”当然，集体出去旅游只能是我们单位一项永远无法实现的远景规划。我就要退休了，这辈子还没有机会出过远门。会议最后决定放弃这辆“五菱”面包车，理由是它体积虽小，但理论上它不能算是小车，而我们要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车。

转机出现在那年夏天，那个随时都会暴发洪水的季节，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潘副。潘副是因为写一篇小说得罪了顶头上司，从报社副总编辑的位子上调到我们单位来分管创作，和李主席的境遇一样，也是属于真正的人岗相适。潘副一来没多久不知道就从哪里弄来了三万块钱，有点像过去进了山寨入了伙的味道。

这三万块钱，是我们单位有史以来第一笔账外收入。这三万块钱一进账，买车的程序就重新启动了。仿佛一只搁浅在干枯河床上的木船，终于迎来了汛期。我们重新回到车行时，很轻松地绕过了那辆“五菱”面包车，先后站在了一辆“皮卡”和一辆“羚羊”的面前。我们账面上的钱，可以让我们选择其中一辆。班子成员就在车行那里现场办公。当时的主席黄天德同志比较倾向于“皮卡”，理由是这辆“皮卡”带有后厢，“三下乡”时可以装演出道具或者书籍，到联系点访贫问苦时可以装面条大米。陈副提醒道：“这可是农用车系列，如果出差南海区后厢就得盖上，不然只能等到夜里十点以后才能进城。”黄主席征求潘副意见，潘副那时就有私家车了，对单位买车的态度不怎么积极。

他“进贡”那三万元，本意是给单位换它几套办公桌椅装上几台空调。潘副人长得高大肥硕，屁股一坐到椅子上，椅子就发出骨折的声音。他人稍微一动哪怕打一个喷嚏就会出汗，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凉意，反而不断催生他身上的汗液。潘副既不倾向于“皮卡”，也不满意“羚羊。他说：“我们过一段再买吧！买这样的车很容易淘汰的。”黄主席当场拍板：“不等了，上面如果见我们不买车就会把经费收回去。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年了，我没来之前同志们已经等了十几年了，我来后又等了几年。我们不能再等了，也等不起了。”

潘副当即建议道：“要不我们再买一辆好一点的‘二手车’吧！八万元可以买得一款好品牌的‘二手车’。‘二手车’虽然是旧车，但无论档次还是质量都是眼前这两部新车无法比的。”潘副这番话一下子触到了黄主席的某个痛处，黄主席很不高兴地连连摆手道，“不不不！我们单位买车就像穷人家的孩子娶媳妇，一辈子只讨一个老婆，必须处女的要红花女的要原装的。‘二手车’那是破了瓜的女人，再好也是让别人当了‘先进工作者’，我们后面就是当‘劳动模范’也没有意义了。”

我不明白黄主席这番话的含义，旁边的导购小姐脸蛋却涨红得像西红柿一样。潘副不知趣地回道：“这是一种虚荣的心态！处女又怎么样？原装又怎么样？我们不能只在乎她初夜哼了那么几声，滴了那么几滴血。我们要考虑的是她的体质她的体魄，她能不能干重活？能不能担负得起一个家庭的重任？破了瓜了又怎么样？只要她身体好基因好，同样能养育出聪明漂亮的孩子……”

潘副意犹未尽，却被黄主席打断：“别废话了！这事我说了算，就买这辆‘羚羊’吧！”当即就叫导购小姐去开发票。潘副不知道黄主席是离过婚的，而且他的描述正好和黄主席的某些情况雷同。

黄主席是因为第一个老婆隐瞒了她的初夜，而且隐瞒了十几年，所以才导致他婚变。而婚变又像高血压并发症一样引发出黄主席在原单位的一些经济问题，虽然够不上法纪追究，组织上还是对他采取体面措施，将他换岗平调到我们单位来。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主席第二任老婆过门没多久就患了贫血，身体虚弱得像一棵枯了根的苦楝树。黄主席远门都不能出，凡超过一天以上的会议一概由陈副或者潘副顶替。

为了照顾老婆，几年前黄主席干脆办了病退，像报废车子一样提前将自己“报废”了，其实，黄主席的身体壮得像一头牛。说实话，我是个“车盲”。我不懂得汽车的档次和品位，我只知道车子能坐人就行了，就像女人能生儿育女就是完美的女人一样。但是，我很佩服黄主席对车子的适应性和随意性。黄主席在原单位坐的是“广本”，现在居然不嫌忌“羚羊”这样低档次的车。黄主席说了一句和李主席在殡仪馆说的那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他说：“车子就像棺材，好的差的厚的薄的还不一样睡进去，好的厚的睡进去了还能醒来？”黄主席还说：“‘羚羊’又怎么样？我坐着‘羚羊’车，穿着‘宝马’牌衣服，不就搭配合理了！”我是有点孤陋寡闻，只听说有“宝马”车，没想到还有“宝马”衣服，更没想到人和车也可以这样搭配搞综合平衡。

“羚羊”开回来的那一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文联第一任主席包主席。包老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年从上海“左联”出来的，全国拥有这个头衔恐怕不是很多。我们把“羚羊”开到包老的宿舍，把老人家从七楼扶下来。在“羚羊”边肃立恭候的陈副，亲自开车门把包老扶进后排。叮嘱我们道：“既然有了车了，就要了解坐车的规矩，坐越野车领导要坐前排坐副驾驶位，坐小轿车领导就要坐后排了。”陈副调到我们单位之前是管办公室的，这些规矩他自然了如指掌。“羚羊”载着包老，在我们这个一天比一天拥挤的小城区连续绕了三圈。包老余兴未尽回到小区，感叹道：“当年李代总统德邻先生离开南京，他的专机在南京上空也只是绕了两圈啊！”

03

我记得我刚进文联的那个年代，不说家庭没有小车，就是很多单位都没有小车。那时堂堂的地委小车队，只有那么几辆北京吉普，书记专员谁下乡就安排给谁。市直各部门干部出差下乡坐的都是班车。公检法部门的车也不是很多，干警们外出办案也是坐班车的。有一次我下乡坐上班车，一位曾经是我师弟的警察见到我立即让位。车到站后，师弟就把我的邻座押下车去，我才知道邻座是个罪犯。我竟然和一名罪犯零距离地坐了一天的车，彼此还饶有兴趣地聊了很多国际国内形势的话题。

那个年代啊！每个单位每个部门之间，都是平起平坐的（有点像我跟那个罪犯一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这里所说的差别，当然是指有车和没车的差别，好车与坏车的差别。都说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话有些以偏概全。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有些闭塞。当我们心安理得地坐着班车下乡出差、挤着公交车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只顾闭着眼睛构思那些离奇古怪不切合实际的故事、情节和细节。而这些故事、情节和细节，正在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马路上的车流，已经像一条进入汛期的河道一样汹涌澎湃。

当有一天清晨我们从梦中醒来，发现鸣叫的不是小鸟而是小车时，终于发现市直机关所有单位所有部门都买了小车，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开始写报告。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递交买车报告时，人家已经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报废了。

我们好像永远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或者说永远落后于这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过去我们是市直机关唯一没有小车的单位，后来好不容易有车了，现在车子又变成市直机关中最烂最差的车。我们在想方设法买车的时候，也是人家想方设法换车的时候。我们总是永远跟不上，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为此，我很想建议我们的李主席李乃高同志：“这次换车，我们就一换到底，换它一款美国车。美国车永远不会淘汰，永远不会报废。一旦淘汰了报废了，就变成‘老爷车’了，那就是经典了。

哪天我们把这款美国车，再开进殡仪馆去一趟，让门卫以为美国总统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一种天真的幻想。美国车我们是买不了的，也不可能买的。公务用车是有具体规定的，别说进口车不能买，就是排量也有明确的规定。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很有必要跟李主席提出来：“现在我们换车与当年我们买‘羚羊’的情况不同了。当年我们买‘羚羊’时账面上还有八万块钱，目前我们账面上可以支配的经费只有三千六百五十三元，全部取出来只够给“羚羊”支付本年度的年检费。”我还想提醒李主席：“人家换车就像换一台电脑，我们换车那是相当于人体器官移植啊！”

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李主席换车是铁了心了。李主席专门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规定从现在起 “羚羊”只能在市区内跑，不能跑长途，理由是他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会回来忘了“避邪”（就是当场给车子贴一小张红纸）。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说法，不可采信。我们心里都明白，李主席是不想让我们再把这只“羚羊”开出去丢人现眼了，因为这只“羚羊”已让他已经丢尽了脸面。不过，“羚羊”目前车况的确不好存在安全隐患倒是事实。小黄还告诉我们有几次他送李主席去开会，在会场远远的地方，李主席就让他停车，自己步行几百米进会场去，仿佛他前面铺了红地毯。有一次下着雨，李主席也是远远地淋着雨水走进会场去。这不仅仅是一种只顾面子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刚毅的决心和信心，是要破釜沉舟了。

周一早上例会，李主席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议题——我们单位要搞一份刊物。在这之前，我们单位是没有什么例会的，我们经常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不开一次会。李主席来以后，我们一周就有两次会要开。周一上午是例会，讨论分析我们将要做的工作和正在做的工作。周五下午是学习会，学习会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李主席要求每个人挑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然后当众朗读，让大家一起赏析。李主席亲自带头朗读，他朗读最多的是舒婷的《这不是一切》。“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李主席的朗读不仅情感投入，而且字正腔圆。

在正式讨论刊物之前，李主席和往常一样先谈了换车话题。这叫承上启下，因为上周例会我们分析讨论的议题是换车。李主席这次谈换车谈的时间很长，比上次例会谈的时间还长。李主席这样比喻道：“对一个农家来说，车子是一扇大门。这扇大门的好与坏，关系到你在一个家族的地位，关系到你在一个村子里的影响力，关系到你有没有话语权，关系到你在信用社那里能不能搞到小额信贷。对于一个人来说，车子就是脚上的一双鞋。不同的人群穿着不同的鞋，不同的鞋体现不同的身份。纵然你是个博士你是个专家你是个院士，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纵然是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脚上一双臭烘烘的露出脚趾的鞋，也是让人迟疑的，也是与这个幸福的时代不和谐的。”

李主席最后强调说：“车子的档次性能和质量，还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人要善待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人更要善待自己，因为一辈子就在睁眼和闭眼之间。我们一坐到车子上，就把生命托付给它了。”谈到这里，李主席话锋一转，就转到了刊物上。“话说回来”，李主席道：“车子虽然是个庞然大物，说到底毕竟只是个面具。我们这样一个单位，真正能够支撑门面的是一份刊物，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道公念经要有唱本，我们文人也是道公，也是救赎现实的人的罪孽，我们的唱本就是刊物。

没有刊物，我们单位就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两样东西，我们单位就形同虚设。大家都想一想，我们的刊物叫什么好。”

听到会议的议题是搞刊物，始终关心换车的陈副，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不换车了？”李主席摆了摆手道:“车要换，刊物也要搞。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学会弹钢琴。”接下来应该到潘副发言，潘副在偷偷地摆弄他刚买的苹果手机。潘副最近不但换了手机，还换了私家车，把原来的“马自达”换成了排量为2.5的“别克君威”。潘副自我安慰道：“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落实了个厅级待遇。”李主席脸有不悦道：“潘副你讲一下吧！刊物叫什么好？你是行家嘛！”潘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直率的毛病又犯了。

他说：“我想提醒的是，搞刊物不是搞‘一夜情’，搞一夜算一夜，搞一期算一期。搞刊物那是真正的谈婚论嫁，组建家庭，得一期接一期地搞下去，一代接一代地搞下去。要么搞要么不搞，搞不下去干脆不要搞。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我们搞一份刊物更换一辆车的困难一样大。换一辆车是一次性投入，一下子需要筹集十几二十万。搞一份刊物，开头只要两三万元就可以创刊了，可是一年下来，一期一期地累计也是一辆车的钱了，只是相当于分期付款而已。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刊物叫什么，而是搞刊物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就像一对久婚不孕的夫妇，首先要想的是怎么生的问题。是继续寻医问药吗？还是通过试管婴儿或者借腹生子的渠道把孩子生下来？至于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长大以后要不要培养成作家艺术家，那是以后的课题。”

请理解，这就是我们单位的实际。我们单位凡是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涉及经费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陷入经费困难的境地，最后都是因为经费困难而搁浅。别说一辆车，一份刊物，就是一台传真机我们也没有讨论下来过。我们的确很需要一台传真机，因为我们的业务上级一旦有重要的事项总是通过传真机传给我们。我们由于没有传真机就只好借用单位附近一个打印店的传真机，上级有什么通知就传到打印店那里，一次收费五块钱。

上级也不是经常有重要通知发下来，偶尔一次五块钱，我们的“前列腺炎”再严重也能承受得起。问题是把传真机设在别人那里，保密的问题就出来了。把传真机设在别人那里，这在战争年代不等于把发报机设在敌人那里吗？黄主席在原单位的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个老婆把恐吓信传真到打印店那里。这仅仅是一个案例，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道出，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听了潘副这么一说，其他人就跟着陈副死机闭起嘴巴。因为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刊物，而是小车。况且李主席提出搞刊物也是老话重提，前面五任主席也都提出过要重新搞一份刊物，不仅上送了几次报告，还曾作为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提交上去过，最后都是胎死腹中，因为没有经费。我们曾经有过一份杂志《木棉花》，后来就是因为经费拮据停刊了。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份刊物，我们这么多的高级编辑，没有一份刊物可编，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可是根据我们单位目前的经济状况，搞一份刊物更换一辆车同样是天方夜谭。

李主席问：“还有谁要发言，没有了我就讲几句。刊物经费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刊物名称。经费问题不是同志们考虑的范畴，那是属于我的范畴，不然要我这个核心做什么。同志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想出一个好的刊名来。”李主席还强调：“不要以为一份内刊，就可以随便用一个刊名。旧社会那些唱戏的，都还有一个很好听的戏名。内刊又怎么样？内刊同样是刊。

你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夫人叫什么吗？叫内人。内人也是人。一个出色的贤内助，可以成就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内人。啊不！是女人。”见到大家都默不作声，李主席说：“我看就叫作《苦楝树》吧！苦楝树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种常见的树木，它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具有顽强不屈的品格。每到冬天它的叶子纷纷飘落，腐化成肥泥融入养育它的泥土里。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这是一棵感恩的树。”听到大家没有异议，李主席当即就布置召开《苦楝树》创刊座谈会，从口袋里掏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名单交给潘副，要他亲自通知名单上的单位领导出席创刊座谈会。李主席直到散会前才一语道破天机：“同志们！《苦楝树》创刊座谈会一开完，我们换车的经费就有了。”

04

报账员小明从银行回来的那天中午，我们准备下班了。小明进到办公室时，脸色苍白得像一张宣纸。我们以为她挨枪包了，她以前就挨枪过一次。看到她的包还挎在肩膀上，大家认为她可能低血糖了，就递给她一杯水。小明接过杯子，水没喝，说了一句：“我们户头账上怎么进来了四十八万块钱？”

我们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这就是各县和市直一些部门参加《苦楝树》座谈会后，回去打进来的赞助费。说到底，就是李主席在原单位时人家欠他的人情。人情就是债务，是必须偿还的。李主席在原单位时曾经关照过他们，给予过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在人家把人情偿还回来了。小明那天没参加例会，也没参加《苦楝树》座谈会，她哪里知道这四十八万元的来历，以为是人家转错账了。我们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一些底，都清楚创刊座谈会后，我们会得到一些赞助。

现在很多部门很多行业就是通过开业、庆典或者座谈会等形式，获得经费支持。以前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收到开业、庆典或者座谈会之类的请柬和邀请函，我们把这样的请柬和邀请函叫作罚款单。要钱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丝毫没想到居然会有四十八万这么多，打死我们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虽然没有小明那样低血糖，但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个个都愣住了。四十八万，那可是我们单位八年办公经费的总和啊！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即将诞生的《苦楝树》，苦楝树啊苦楝树，你就像冬天撒落叶子一样，给我们撒下了一张张钱币。

“哪个有烟？给我一支！”从来不吸烟的陈副像毒瘾发作一样四处伸手。我们单位“烟鬼”只有小黄一个，而小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窜进机要室。他当即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关掉无密级传输网络（我们单位只有一台电脑）上因特网去查询车情，他想尽快知道四十八万能买一款什么样的车。网页一出来，小黄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来：“妈呀！你们赶快过来看看呀。”小黄挪动鼠标，像说相声一样，口齿伶俐地报出一款款名车来——这款是“华晨宝马5”豪华型，这款是“奥迪A4L”，这款是“丰田皇冠V6”，这款是“凯迪拉克”精英高性能版，这款是“英菲尼迪G系G37sedan”标准版，这款是“雷克萨斯300”炫动版，这款是“沃尔沃S80L”智尊版，这款是“萨博Saab9-5”ARC。

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名车，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在这之前，我们只听说“北京吉普”“桑塔纳”“吉利”“奇瑞”，还有什么“比亚迪”。小黄说：“我们现在账面上的钱，可以买到其中的任何一款。我的妈呀！买了这样一款车，晚上我干脆睡在车里面算了，房子也不用租了。”

陈副嘴上已经叨了一根香烟，不过没有点着。陈副老马识途地拍着小黄的肩膀说：“你光看款式，你还要看排量，超过2.0以上我们是不能坐的。你要清楚，我们买的是公车而不是私家车。我们单位是国家机关，不是企业单位。

公务用车是有规定的，私人和企业买飞机也没有人为干预。”小黄这才恍然大悟，点击再看，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下来。页面上显示：“宝马5系列523i”典雅型排量2.5，“奥迪A4L”排量2.7，“丰田皇冠V6”排量3.0，。“凯迪拉克”精英高性能版排量3.6，“英菲尼迪G系G37sedan”标准版排量3.0，“雷克萨斯300”炫动版排量3.0，“沃尔沃S80L”智尊版排量2.5，“萨博Saab9-5”ARC排量2.3。陈副说：“这可都是省部级以上才能坐的车啊！就是‘沃尔沃’‘萨博’我们的书记市长也不能坐，你最好按我们李主席的级别再找其他款式吧！排量1.8以下。”

我们决定到南海区车行实地考察，现在做任何事情事先都是要考察的。我们单位虽然从未有过考察的机会，但个人自己考察的机会偶尔是有的。有一次我一个“老同”的儿子结婚，我去交“罚款单”时把休假在家的儿子也带上。

儿子问我：“是不是觉得亏了，叫上我去平衡一下。”我说：“你爸没有小气到这种程度，带你去目的是观摩和考察，因为你以后也会有这一天。”当年我们去市里的车行看“五菱”面包车，后来又去看“皮卡”和“羚羊”，那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考察。考察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具备相当的实力。当然，现在市里的车行也有我们可以考察的几种款式。问题是我们现在买车的实力和当年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现在已经具备相当的买车实力了。我们现在就像要买名牌服装的阔佬一样，非要到大城市的专卖店去买不可。

此次考察本来李主席只叫我一个人跟他去，临上车时他把新调来的纪检组组长张检同志也叫上。李主席叮嘱我道：“你们以后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张检。张检就是CT室的医师，定期接受他的扫描，就能及时排除我们身上的隐患，我们就能长命百岁。”李主席又说：“比如现在有张检坐在车上，我们就不用担心暗藏在路边草丛里的测速器了。”张检淡然一笑道：“那我不就成‘电子狗’了。”“罪过！罪过！”李主席扭过头去，当着张检的面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不过，我们以后的新车是一定要装‘电子狗’的。”

我们是坐一辆“的士”到南海区车行进行考察的，这也是一种忆苦思甜的方式。在迎来美好幸福的新生活之前，重温一下过去的艰苦历程是有必要的。我小时候吃年夜饭时，父亲总是先上一盘没有淋油的野菜让我们先吃，然后才上鸡肉鱼肉。

当然，现在的年夜饭很多人最想吃的却是一盘野菜。时代进步了嘛，但无论怎么进步，本是不能忘的。这辆“的士”正好是一辆“羚羊”，不过比我们的“羚羊”稍上一个档次，车门车窗是电控的，车窗不需要像摇柴油机一样摇着。“的哥”是李主席一个长得像那个王宝强的远房侄子，李主席甩给“王宝强”两条“真龙”香烟，算是包车费了。“王宝强”脸上咧出两只小酒窝，对李主席道：“八叔，以后您半夜用车我天黑就到。”

进入车行，身着超短裙的车模一见如故地迎了上来，她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李主席的胸口上。我这才注意到李主席的上衣是一件“宝马”牌T恤，胸口上有一个“别摸我”的“宝马”商标。一位纤细得跌倒就会骨折的车模，心领神会地把李主席引领到一辆“宝马”跟前。李主席拍了拍他的胸口：“‘宝马’我已经有了，我想看的是‘宝马’的师弟们。”车模露出平常咬筷条练出来的笑靥:“先生您真幽默，就把我们引导到另一排车子去。”

当天整个上午，我们着重考察以下几款车型：“丰田凯美瑞200G”豪华版，“大众PASSAT领驭”1.8T手动尊品型，“本田雅阁2.0LEXNavi”2010款，“别克君越2.0T”舒适版。在“大众PASSAT领驭”前，李主席停下了脚步，两手叉着腰问：“我们，还转不转其他车行？”张检说：“不转了吧！我建议就要这款‘大众PASSAT领驭’1.8T手动尊品型这一款。这款车性能不错，安全系数也很高，还没有被公司召回过的记载，排量也符合有关方面的规定。”李主席拍了拍“长建”的肩膀：“英雄所见略同，我也倾向这款车，连入户一起也就是二十五六万这样，正好在我的预算之内，余下的钱就作为《苦楝树》的创办经费，我们要一期一期地把它办好，每逢周年我们又开它一次创刊座谈会，让它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把手”就是“一把手”，他们总是高屋建瓴，统揽全局。

想当初李主席提出要搞刊物，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搞刊物跟换车有什么关系，我们甚至以为李主席好大喜功，第一把火还没冒出烟来，就想烧第二把火了。我们压根没想到一份《苦楝树》不但为我们解决了换车的经费问题，还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作用和功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我们单位将要换的车，就在这一天特别酷热的下午敲定下来了。这款“大众PASSAT领驭”，正是陈副预测的“帕萨特”。回来我拍陈副的马屁说：“还真让你预测对了。”陈副也不谦虚，他说：“当了这么多年的副职，别的本事我没有，‘一把手’挪屁股要放个什么屁这点本事我是有的。”车模咔咔咔的高跟鞋声，引来一位身着西装高大英俊的“帅哥”销售经理。“帅哥”拉着李主席的手道:“运气总是与贵人相伴，这款车正好有库存不用预订，您今天就可以把它开回去。”李主席幽默道:“我们买车可不是你们年轻人闪电般的网恋，我们是要明媒正娶的，是要办了手续才能进洞房的。

你以为我不急呀！我现在就想进去了，可是我得咬紧牙关走完所有的程序，做完所有的预备动作。”李主席叫我跟“帅哥”索要车行的账号说：“回去就汇来购车预付款，办好一切手续后马上来取车。”并给“帅哥”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

我是最后一个走出车行的，就要推出玻璃门的一刹那，我又回头朝着那辆“大众PASSAT领驭”望去一眼。在不久的明天，这辆车就要尊严地停泊在我们单位的门前了。我不禁想起我们可怜的“羚羊”，它每天总是被门前一排排名车野狼似的虎视眈眈地包围在中间，随时都会被驱赶，被追逐，被撕咬，被吞噬。我们单位门前原来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后来市政部门因地制宜把它开发利用成为一个停车场。在场地的两侧用油漆画地为牢地划了一个个方框，提供越来越多的小车停放。市政部门可怜我们，就在单位大门前免费为我们划了一个框框，作为我们“羚羊”的栖身之地。可是我们的“羚羊”一旦出去，那些“猎豹”“陆虎”就像闻到了母兽尿液一样蜂拥而来，占领“羚羊”的地盘。我们去找停车场收费的阿姨投诉，阿姨摇头叹气道：“我也没有办法，我不但劝不了他们，而且他们停在那里我也收不了费。”诉求无门，那只能采取非常规措施。

有一次小黄把“羚羊”开回来，一辆“悍马”刚好泊进我们的领地，拐出来的一只轮子，就像无聊的人伸出的一只脚。小黄跳下“羚羊”，一步跃到“悍马”跟前，拉开车门一把将“牧马人”扯下来。我们的“羚羊”个小，“放羊”的小黄也是小个。高大的“牧马人”一看是个顽童，“嗖”地挥来一拳。小黄偏头躲过，一记勾拳重重地击中“牧马人”的下巴，“牧马人”哎哟一声蹲到地上。小黄收势转身，“牧马人”从后面扑上来，小黄就势一蹲，像扛一捆柴火一样把“牧马人”扛到肩上，在原地转了两圈之后将他扔了出去。围观的人惊叹不已，文联的人也会打架呀！架是打赢了，“羚羊”的领地仍然时不时被占领。我们的小黄也不能总是打架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我想，这辆“大众PASSAT领驭”一开进我们的领地，看谁还敢占领？如果再有人占领，那么要打架的就是我了。我练过泰拳，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但我还可以参加青年组的比赛。这当然是开玩笑，请别误会。再说，我是个文人，与文人打架，那还算是文人吗？

05

我们以前是用钱困难，像前列腺炎排尿一样困难。现在我们有钱了，突然觉得用钱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以前是无尿可排，现在是有尿排不出，还是“前列腺炎”。这话听起来有些拗口，自相矛盾。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是没钱可用，现在我们是有钱用不了。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表述你还不完全明白的话，那我就直接说了。

我们从南海回来后不久，就把一万元购车预付款汇给了车行，如果不是张检提醒，我们汇的将不是一万元，而是十万元。我们在汇出一万元购车预付款之后，后面的购车款再也汇不出去了——我们换车遇到了麻烦。

以前我只知道人坐在车上，车载着人并按着人的思想抵达人要抵达的目的地，我没想到车和人居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公务用的车子，和作为人大的公务员一样，都是有户口的，有籍贯的，有身份证号码的，有编制的，有规定退休（报废）年限的。车的户口，就是车落户的单位。车的籍贯，就是车的生产厂家（全进口的就是外国国籍）。

车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车的发动机编号。车的编制，就是一个单位公车的额定指标。公务人员退休年龄男性六十周岁，女性五十五周岁，公务用车报废期限是十年。买一辆公务车，就像调动或者录用一名公务员一样。公务车有编制才能购买，公务员有编制才能调动或者录用。机关单位没有公车编制，就买不了新车；机关单位没有人员编制，就调不了新人。然而，车毕竟是车，人毕竟是人，人总是比车灵活。公务员没到退休年龄可以提前病退、内退。公车没到报废期限，是不能报废的。

前面我说了，我们的“羚羊”还有两年时间才到报废期。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我们太天真了，太讲究实事求是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羚羊”太破烂了，很多关键的零配件买不到了，车子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子总应该给予报废吧！当然，“羚羊”的档次、质量包括它目前的综合形象，也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也不否定换车的动机，掺杂着我们某些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我们甚至可能还受到黄主席提前病退的影响，既然公务员都可以提前病退，难道公车就不可以提前报废吗？

陈副自告奋勇把购车的报告送到财政局，负责办理购车手续的部门就设在该局。接待陈副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副科长，姓闭，叫闭银英。闭副科长看了我们的报告后，就打开电脑查阅文件资料。闭副科长说：“叫你们李主席给我打电话，我有话要跟他讲。”陈副觉得这样似乎不妥，办理购车手续是他自己请缨来操作的，怎么能推给李主席？再说怎么能让一个正处级的领导给一个副科长打电话呢？这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陈副一改往昔的盛气凌人，低三下四地对闭副科长说：“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你就跟我提出来吧，这事是我具体办理的。”闭副科长说：“不行！你叫他马上给我打电话。”陈副只好摸出手机，拨通李主席电话:“李主席,闭科长有些话要亲口对你讲。”闭副科长接过手机，一连串没带标点符号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话语喷发而出: “乃高你现在很有钱了是不是?你的‘羚羊’不能坐了是不是，你的‘羚羊’和你不般配了是不是，你的‘羚羊’给你丢了面子是不是，我告诉你，乃高，你们单位只有一辆公车编制。你们一辆新车也不能买了，就是买来了，你也坐不了。我告诉你，乃高……”说罢啪地挂了手机递给陈副。陈副接过手机，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他说：“闭科长，我们不是超编买车，我们是换车，我们的‘羚羊’已经破烂到报废了。”陈副指着窗外不远处的“羚羊”：“你看看！就是那辆烂车。”闭副科长说：“我不看！你们把‘羚羊’开到报废公司去让他们鉴定，只要他们证明你们的‘羚羊’可以报废了，我就给你们办手续。”陈副回到车上，小黄一看他脸色就问：“办不了是吧？”陈副骂了一句脏话：“这个女人要么是停了月事，要么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小黄开着“羚羊”，把陈副、张检和我送到车辆报废公司。我们就像送一个病人到医院一样，把“羚羊”送到了这里。有趣的是，送我们来“医院”的居然是病人——我们的“羚羊”。仿佛要“体检”要“报废”的不是它自己，而是我和陈副还有张检我们三个。自报家门之后，公司那位秃头斜眼的负责人，一听我们的“羚羊”是公务用车，看都不看车一眼就说：“把购车发票拿出来。”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家伙的头绝对难剃了，尽管他那石漠化了的头上没有一棵杂草。发票我已经放在包里，但我还是说：“领导你叫人先检测车子嘛，你看看我们这辆车，的确烂得不行了，必须报废了。”“斜眼”的手还伸在那里：“拿发票来！”那样子就像一位正统的老大夫，只看病历，不看病人。

我把发票递过去，“斜眼”声东击西地瞄了一眼发票日期，就说一句：“过两年后再送来吧！”我有些想不通了，我天真的想法又冒出来了。那些提前病退的人，只是象征性地到医院弄一张疾病证明，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根本不用体检。当年黄主席办理病退手续，连疾病证明都不要。我跟“斜眼”求情：“领导你能不能通融一下？人没到规定退休年龄，只要身体有病，都还可以办病退、内退，都还可以提前报废嘛。”“斜眼”严肃道：“人可以，车不行！”

“车比人还牛！”我说了一句。“斜眼”立即接过话去：“车就是比人牛，我在南海有个兄弟刚会开车三天就上民族大道，车没油了停在那里堵了十几公里长的车流，兄弟下来一脚踢到车轮子上，小姐没钱给做思想工作还可以睡一觉，这车不加油真的不走了。”我们没有心绪乐笑，悻悻地把“羚羊”开出报废公司来。“把‘羚羊’卖了！”陈副断然道。

可以理解，陈副说这句话是愤怒到了极点，要不他怎能说出这句不够情义的话来呢？你明明还坐在“羚羊”上嘛！“羚羊”要是像马像驴那样有灵性，它肯定就不走了。

张检否定道：“‘羚羊’只能报废，不能卖！卖了编制也跟着它走了，没有了编制，我们还买什么车？”

回单位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我们已经相中的“大众PASSAT领驭”。只要“羚羊”一天没到报废期，“大众PASSAT领驭”就一天不能入户，就不能泊在我们单位的大门前。我们现在的境况啊！真有点像影视剧里那些为情所累的角色，外面遇到了一个知音，无奈家中已经有了一个“小脚”原配。又有点像一个焦头烂额的男人，遇到了一个知疼着热通情达理的角色，家中身患绝症的爱人却还在苦苦地撑着。对不起！我这样的比喻或者念头是很不道德的，你也别以为我们单位的人都是这样的念头，都是这样的货色。我们单位除了原主席黄天德同志婚姻状况有变化以外，其他人到目前为止一直维持现状。

周五下午学习会改为班子碰头会，碰头的内容自然是目前换车遇到的困难。潘副依然是当初的态度，依然是当初的那句话：“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陈副当即就顶了回去：“你的意思是再等几年等政策放宽了买一款全进口的。”过后陈副说：“潘副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潘副不瘟不火地回道：“我还没讲完呢！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也就两年‘羚羊’就报废了，到时候我们换车谁还能够阻拦我们？现在‘羚羊’是不能跑长途了，但我可以把我的‘别克君威’贡献出来，哪个要出远门都可以用它，我已经给小黄一把钥匙了。别担心它的排量，路上遇到检查我们谁也不怕，超标又能怎样？那是我的私家车。坐私家车办公家事，谁愿意这样做？只有中国文联的同志才会这样做，不但不能处罚我们，还要通报表扬我们，不过，油得加我们单位的。我个人意见，先把买车的钱用来改善一下我们的办公条件。我们单位除了门牌的材料和别人一样以外，其余硬件没有一件是过硬的。我们办公楼的窗户应该换了，我们的办公桌椅也应该换了。我们一个单位不能只有一台电脑，尤其是现在刊物办起来了，编辑人员没有电脑是不行的。

现在来稿还有多少作者是手写寄来的，都发电子邮件了。我们更应该换掉电风扇了，装上冷暖的空调。我这人冷倒不怕，却最怕热。”陈副故意夸张地摇着纸扇：“请问潘副，把办公条件都改善了，两年后我们用什么来买车？”潘副不以为然道：“你这样讲就是低估我们李主席的能耐了，你知道李主席在原单位是干什么的吗？是专门跑项目跑钱的。”这话陈副以前说过，现在被潘副重复引用。

话题像皮球一样踢到了李主席跟前，李主席说：“潘副提出要着力改善我们的办公条件，这点我完全同意。既然潘副提出来了，我就顺便跟大家通报一下吧，本来我是想在资金到位了之后再跟同志们讲的。情况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跑了一趟南海，有关部门同意拨给我们八十万元办公楼维修经费。我原来的想法是建一栋新办公楼，但是现在上面有规定，不给建办公楼了，只允许维修。”

李主席一说完，会场顿即沉寂下来，张检突然站起来打了一个手势，会议室里随即爆出热烈的掌声。大伙纷纷挤过来，抢着要跟李主席握手。

李主席却拒绝握手：“我还没讲完呢！现在有个问题，上头从来没有给我们系统拨付过资金，因此这笔钱要通过哪一条线下来，上头还在考虑，可能要先拨付到市财政局，再转到我们的户头。这笔资金一到位，我们就把办公楼武装得雄姿英发，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是‘残联’。其实我们哪能比得上残联，残联那辆车呀，我见过了，比杨市长那辆还牛。”话题自然就转到换车上了，李主席接着说：“八十万用来装修办公楼是用不完的，我还想通过什么渠道，再搞到几辆车的编制，让班子成员人手一部车。

不过这事以后再议，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尽快把南海那辆车搞回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别说等两年，就是一年也不能等。万一突然来个公车改革，我们还买什么车？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再说了，我们总不能老是坐你潘副的私家车嘛！你的车那么豪华，坐上瘾了怎么办？目前，我们在办理换车手续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干什么事情没有困难？洞房花烛夜都还遇到一层困难。有困难就要想方设法去破解，不然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初我们解决换车经费问题，就是从《苦楝树》上获得灵感，现在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续从《苦楝树》上去寻找灵感。”

我和陈副首先登上民政局的门，接待我们的是龙副局长。龙副局长是我们单位的老朋友了，他既是我们的文友，也是我们下属的一个协会副主席。每年我们单位搞的一些活动诸如笔会座谈会，龙副局长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一听说我们办了刊物《苦楝树》，龙副局长显得非常兴奋，然后就感叹一番：“我这辈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忘，就是不能忘了《木棉花》，我当年就是从《木棉花》起步的，如果没有那份《木棉花》，我龙某人可能还在那个偏僻的村小学教书，现在顶多是个小学校长。”

龙副局长陷入沉思之中，仿佛在追忆一位故去的恩师。龙副局长当年因为在《木棉花》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下子由一个小学教师变成地区人事局的秘书。有的人因为某一个人改变了命运，龙副局长是因为一本杂志改变了命运。我问龙副局长：“你当年的笔名是不是‘荔枝’？”龙副局长说：“是呀！”我说：“你当年的那篇小说是不是叫作《人事》？”龙副局长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是我编发的。”“哎哟喂！”龙副局长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乃平老师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我说：“那期杂志我现在还保存着呢。”龙副局长说：“我拿十瓶茅台跟你换怎么样？”我说：“不能换，那是文联最珍贵的档案。珍贵的档案和珍贵的酒，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06

我们把《苦楝树》登记注册的事端出来后，龙副局长爽快地答应下来，说：“这是好事，是文坛的喜事，现在我就给你们办了。”龙副局长当即招呼手下人拿来表格让我们填写，填完表格龙副局长问：“我们带公章没有。”我说：“我们今天身上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枚公章。公章值钱啊！有了公章就有了一切。”

龙副局长说：“按照规定，登记注册是要注入一定经费的，但考虑到你们单位困难，我另外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了。”我们的眼泪啊！很不争气就流下来了。文人就是这副模样，给一点阳光就会灿烂，来一点雨水就会泛滥。我悄悄递给陈副一包纸巾，陈副没接住，纸巾掉到地上，嘴里哽咽道：“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一包擦眼泪的纸我是有的。”但陈副却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泪花。

办完《苦楝树》登记注册手续，龙副局长一定要请我们喝两杯，说：“你们肯定很久没上酒楼了。”陈副低声道：“开春到现在还没上过，肠胃很久都没有消毒了都长霉了，排出来的东西都是青色的。”龙副局长就哈哈大笑起来，龙副局长的音量很大，笑声传遍了整栋办公大楼。

我们登第二个单位的门，是编制办的门。编办魏主任亲自接待我和陈副。魏主任同样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了，还是我们下面一个协会的名誉主席。

魏主任是搞书法的，擅长写榜书。用魏主任的话说是：“我们做不了大官，我们就写大字吧，反正都是书写人生。”魏主任听到我们要落实《苦楝树》编辑部的机构编制，就说：“机构可以确认，但编制不能再给了，因为你们单位现在已经超编。”我心里面想：“我们单位从来没有打报告调过一个人。”魏主任说：“编制你们可以自己调配，问题是这些人员愿意从你们单位中分流出来吗？你们讨论这个问题了没有？”魏主任提出的这个问题，事先李主席已经考虑到了，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过，并且已经找了要分流出来的同志谈了话。魏主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表态：“三天后正好有个编委会议，到时我把这个问题提交讨论后再给你们答复，我争取吧！”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将是市质检部门的门。但是，要进这个门之前需要等到拿了编制办给的《苦楝树》编辑部编制证。拿到了《苦楝树》编辑部编制证，我们才可以到质检部门去办理《苦楝树》编辑部代码证。拿到了《苦楝树》编辑部代码证，就标志着《苦楝树》编辑部正式从我们单位分离出去，成为我们单位的一个下属部门。

说到这里，你大概看出些端倪了吧。《苦楝树》编辑部一旦分离出去，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了，它就可以拥有一部公务用车了，我们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把“羚羊”过户给他们。当然，我们单位也就自然而然地腾出了一个公务用车的编制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换车了，就可以把“大众PASSAT领驭”开回来了。

在等候魏主任答复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加紧寻找市质检部门的突破口。这个部门是个垂直管理部门，人权财权全在上头，看人的眼都是居高临下的。要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盘吃喝拉撒，恐怕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我们单位平常很少跟这个部门联系，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联系。李主席只知道他们的“一把手”姓崔，崔什么，不知道，翻了电话号码才知道叫崔德昌。一个翻了电话号码才知道的人，你能打什么交道？可是第三天上午，负责去“侦察”的协会很快就反馈“情报”过来，这位崔局长竟然是一个摄影迷。李主席猛地一拍大腿说：“这事肯定搞定了！谁说我们文联没有朋友，我们文联的朋友遍天下。”

第四天下午快要下班时，魏主任打来电话，叫我们过去拿《苦楝树》编制证。魏主任显得比我们还要激动：“不容易啊！很多编委成员都说现在正在精简机构，怎么能又增加机构呢？我好说歹说反复解释，才得到大家的同意。”拿过编制证，跟魏主任握了手出来，我和陈副电梯都不等了，直接走楼梯一口气从十六楼下到一楼，要在下班前赶到质检部门。路上的车堵得厉害，车子一动不动的，整条马路就像一条冰冻了河流。小黄将“羚羊”从车流里拐出来，拐进到小巷里去，左拐右拐就拐到了质检部门。

小车，小车，我们的“羚羊”才是真正的小车，只有它才能拐进拐出这种鸡肠小巷。谢谢你！“羚羊”。“羚羊”啊“羚羊”，你可一定要理解我们啊！你可别对我们的念头和行为有看法有意见啊！因为按照政策和规定，我们目前只能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如果再多一个指标，我们一定会保留你的“原配”地位和待遇。

进到崔局长的办公室，摄影家协会杨主席正坐在里面和崔局长翻一大堆照片。跟崔局长握过手，我们先一起欣赏艺术作品。陈副拿起一幅照片，反复地端详。照片上是一柱巨大的烟囱，在冒着浓浓的烟尘。烟囱体上裹了一件马甲似的裹着一句标语，标语自上而下写着：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经典！经典！”陈副赞不绝口，“只有一流的摄影师，才能抓拍到这样一流的镜头。”崔局长谦虚道：“这幅照片我也是无意中抓拍到的。”

欣赏完崔局长摄影作品，我把编制证恭恭敬敬地递过去。崔局长象征性地翻了一下，就叫了一声：“小何你进来。”小何闻声进来后，崔局长交代她道：“你拿这个去马上给他们办代码证。”我趁机问杨主席：“崔局长入会了没有？”杨主席说：“正在办。”陈副对他说：“抓紧！崔局长不光入了会，我看还应该在你们那里挂个头衔。”崔局长连说：“岂敢！岂敢！”陈副说：“我看能够达到崔局长这样的艺术水准没有几个。”杨主席连连搓着他的裤腿：“那是！那是！”这家伙一年四季总穿着一条裤腿上起码有二十只口袋以上的裤子。

拿到代码证后，我们把崔局长也请到了“忘不了”餐馆。崔局长死活不肯来，我说：“入了会你就是我们的人了，我们的一切活动你都得参加了。”李主席和龙副局长、魏主任以及几个协会负责人早已等候在包厢里面。

向来滴酒不沾的李主席，一杯一杯地给龙副局长、魏主任和崔局长敬酒。李主席谦逊道：“各位都是作家艺术家，我是半路出家，什么家也沾不上边。鄙人不才，就朗诵一首诗给诸位助兴吧！”当即吟诵道：“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处，堂堂溪水出前村。”众人纷纷鼓掌道：“好诗！好诗！”我心里想，这不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吗？我理解李主席此时此刻的心情，理解他的良苦用心，这首诗的意境不正和我们目前的境况一模一样吗？

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闭副科长，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之后就要交到她那里审定核准，然后上报领导审批。她虽然只负责把关，但她这一关通不过，也就没有下一步程序了。我们没有马上就去找她，而是像前面对崔局长那番“侦察”一样，通过秘密渠道对她的情况进行了解。根据可靠的“情报”，此人现年三十八岁，已婚。

丈夫在一家旅游公司做外语导游员，未发现有婚外情行为。育有一个女儿，在第一实验小学读五年级，无智障和肢体残疾。家庭和睦，父母健在。住房面积148平方米。有“宝来”私家车一辆，排量1.6。此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病史尤其是精神病史。这样，陈副所谓的“要么是停了月事要么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的愤懑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此人性格非常古怪，在单位里除了对“一把手”叫职务外，对其余的人无论年龄大小均直呼其名，但又没有任何极端情绪和恐怖行为。对自己所负责的业务，绝不允许旁人干预和插手。

后来我们把“侦察”的重点放在她的丈夫和女儿身上，看看有没有与我们单位业务沾一点边的“触点”。“侦察”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仿佛她已经对我们单位的不轨行为做了滴水不进的防范。她的丈夫除了喜欢与外籍游客对话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爱好，连外国文学都不阅读。她的女儿既不练美术书法剪纸，也不练声乐舞蹈钢琴，练的是国球乒乓球，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

既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内部突破，我们只能按常规“出牌”公事公办地找上门去了。鉴于上次陈副去办理时，闭副科长要直接和李主席通话，这次我们就建议李主席亲自上阵，我拎着李主席的包跟在后面。

李主席同意我作为陪同人员随行登门，但从我的手中抢过他的皮包。李主席说：“乃平同志，让你这样年纪比我大的人给我拎包，我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闭副科长见到我们就问：“拿报废公司的结论来了吗？”

李主席回道：“闭科长，经过上次您对我的批评教育，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触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勇于指出我的缺点和毛病，如果我的老婆能像您这样就好了，真的！闭科长，我感谢您！”

闭副科长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瞄了李主席一眼：“你讲的是真话？”李主席说：“我对天发誓！”李主席接着说，“所以我们经过研究讨论，目前我们暂时还不想让我们的‘羚羊’报废，还想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就是两年后过了‘报废’期，如果政策允许我们还要继续使用它，直到它耗尽最后一滴油。”

“那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

“是这样的，”李主席说，“我们成立了文艺刊物《苦楝树》编辑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艺业务部门，是经过市里慎重考虑后同意成立的。相关部门已经给我们核发了机构编制证和代码证，民政部门也已登记注册。考虑到编辑部人员要下乡采访撰稿，要跑上级部门申请刊号，所以我们决定把‘羚羊’过户到《苦楝树》编辑部。我们单位呢？再申请一个编制另外买一部新车，请闭科长给予大力支持。”李主席从包里掏出证书和一大沓报告，递给了闭副科长。

闭副科长很耐心地翻看所有的证书以及我们的报告，然后椅子一转，身子就面对了我们。

我突然发现，闭副科长的右耳屏上有一颗显眼的赘瘤。那颗赘瘤就像一只趴在树叶上的臭虫，一下子让我感到皮肤过敏。闭副科长说：“乃高，你这个想法很好，很周全，无懈可击。我知道你为了买到一辆新车，是煞费心机了。如果你认为《苦楝树》编辑部非要一辆车不可的话，那么我就同意你们把车子过户给他们。但是，你们单位却不能再买车了，一辆也不能买了。”

“为什么？”

“我们两个单位不是各自独立了的单位吗？”李主席很着急地又追问一句。

“这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闭副科长很耐心很权威地解释道，“很简单，《苦楝树》编辑部虽然从你们单位分离出去了，但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你们仍然还是一个统一的部门。你们干部职工的工资还是统一核算，还是同一个户头，是不是？你们的办公经费还是统一核拨，仍然同属一个户头，是不是？既然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你所认为的你们两个独立的单位，仍然还是一个统一的单位。既然你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单位，那么你们仍然只有一辆车的编制。所以在你们的‘羚羊’报废之前，你的新车是买不了的。

当然，你强行要买，那就另当别论。乃高，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是，你们这是分灶不分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们这是假离婚，你们实际上还睡在一张床上。你们就像那些办理假离婚手续的人，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某种目的，比如买房，比如转移财产，比如转移赃款、赃物……”

“别说了！我们不买车了。”李主席拎起包夺门而出。

我跟到门口还是转过身来，小声地对闭副科长道了一声：“闭科长，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个老文人，快要退休了嘛，我得注意一下形象，不能晚节不保。我这个老文人嘛，就是一条被驯化了的狗。我不是自己贬低自己，我是属狗的。

出了楼来，李主席没有坐上“羚羊”，而是拎着包沿着来路走回去。我提醒他道：“这阳光很毒，这段路到我们单位蛮远的，你还是坐到车上来吧。”李主席头也不回道：“我晓得，财政局距离我们单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你们走吧！别管我。阳光它照它的大地，我走我的林荫道。”

07

我们这个系统有一个规矩，叫作文联见文联，开口别谈钱。但偏偏就有一个人敢来跟我们李主席谈钱，此人姓谭，万岗县文联主席，写小说的。谭主席是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也快要退休了。他和很多文联系统的同志一样，一踏进文联这个门槛就没换过岗位，也没有主动提出要换岗位，他们的岗位如同他们的配偶，从一而终。

谭主席是李主席上任后宴请的第一位基层文联同志，一开桌谭主席就端杯子过来给李主席敬酒说：“李主席，你随意我干杯。”李主席笑道：“这可是‘青花郎’，仅次于茅台，你可别太随意哟！”谭主席啊了一声：“那我可得悠着点喝了。”李主席却一口干了：“你尽管喝吧！”谭主席端着酒杯还站在那里：“李主席，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回去再争取一点，就可以买三台电脑；如果你再慷慨一点，给我两万块，我再努力一点，就可以买到一辆‘五菱’面包车。”

“你要买车？”

谭主席说：“我们现在太需要一部车了，县行政中心新办公大楼使用后，所有单位全部搬过去了。别的单位职工上下班有公车接送，唯独我们单位职工坐‘三马仔’上下班，还要自己掏钱。”

“你有车的编制吗？”

“有一辆编制。”

“我明天就给你买一辆。”

谭主席两粒黄豆大小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圆圆的，眼镜差些掉了下来，他急忙用手托住那副厚得像瓶底的眼镜。

“我给你买一辆‘大众PASSAT领驭’。”

“什么领域？”

“什么什么领域？就是一部跟你们蓝县长一样的‘帕萨特’。”

谭主席像患了哮喘一样，喘着粗气：“李主席，你别吓着我！我心脏放了三个支架。”

李主席一把将谭主席拉到一旁：“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真的要给你买一辆‘帕萨特’，用你的编制，落你们单位的户。

不过，这辆车买来以后你还不能用，你得先用我的‘羚羊’。两年后，你把‘羚羊’还给我，我再给你这辆‘帕萨特’。还有‘羚羊’只能在城区里跑，不能跑乡下。你答应了，我明天就给你车。”

谭主席还在摸着自己的胸口：“李主席我不是在做梦吧？”李主席啐了一口：“瞧你这副熊样，还能写什么惊险题材的小说！”

等到我知道李主席的这个决定时，已经是坐在“王宝强”的“羚羊”上了，我们的“羚羊”让谭主席开回了万岗。

眼下正在发展的形势，就像脚下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法掉头。我推了推挨着我肩膀的小黄，小黄晕车晕得厉害，我说：“你这人真奇怪，一个开车的人居然还晕车。”小黄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开了车就不晕车了。”我问小黄：“这个时候车子如果要紧急掉头回来，应该怎么办？”小黄于是坐直身子，指着路中间的隔离栏道：“车子这个时候如果想掉头只有打开高速路上的‘紧急通道’。当然，还有很远的下一个出口可以掉头回来。”小黄说：“不过要打开那道‘紧急通道’，必须经过路政部门的特准。

一般情况下那道‘紧急通道’只是作为一种摆设，它是不会轻易可以打开的，除非发生了突发事件。”我听明白了，目前我要阻止李主席眼下的这个决定，其困难程度绝不亚于打开那道“紧急通道”。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扭转的事情，但我还是把我的想法和忧虑跟李主席提了出来。

“王宝强”当时正放一首轻松的曲子，提建议的气氛比较合适。我说：“李主席，我们完全可以给市里直接打报告，请求再给我们单位一辆车的编制，没有必要用万阳县文联的编制来买这辆车。两年后我们又得把车还给他们，这样做很不合算。”

我想到的事，李主席都想到了。李主席说：“你的这个想法我专门跟领导沟通过，我们单位再增加一部车的编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单位可以增加几个副主席，可以增加几个干部职工，就是不能再增加一辆车。现在控制公车编制和控制建办公楼一样严格，我们不能有这个幻想了。”我接着表达我的忧虑，我说：“两年后我们用什么钱买车？办公楼维修经费那是专款专用，动不得的。”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李主席舒畅地把头往后一靠，他说：“乃平同志，你以前怎么起这个名字呢？”我对着他的头部毫不客气地回道：“如果我水平跟你一样高，文联主席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

李主席说：“对了，你有这样的觉悟就对了。你应该这样问我，如果两年后我们单位超编了几个副主席，再买一部车应该通过什么窍门弄到编制？”我顿即无话可说。后来我把“无话可说”四个字，写成一幅书法，挂在我的办公室。李主席看了以后点评道：“字倒是写得不错，问题是还停留在写字的层面上，还没有真正融入书法的境界，书法讲究的是境界，明白吗？”

这天黄昏，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从南海开回来了。“王宝强”开着他的“羚羊”在前面引路，我和李主席坐着“大众PASSAT领驭”在后面跟着。“羚羊”仿佛被一只猎物紧紧地追赶，在前面慌不择路地跑着。李主席拍着我的肩膀道：“那次去考察，我们的‘羚羊’就是那样狼狈不堪。”

现在回想起来，“大众PASSAT领驭”开回来后，真正在公开场合亮相只有两次。第一个坐上“大众PASSAT领驭”去亮相的是陈副。那天上午市里临时有个会议，向来极不愿意开会的陈副突然主动跟我说：“我去开吧！”我就把他的名单报过去了。小黄把陈副送到开会地点时，因为是临时通知的会议，与会人员都还没来。陈副就叫小黄把车开出去，兜一圈再开回来。小黄心里有些不爽，就把车开到街上去，兜了几圈才开回来。

等到车子再开回到会议地点时，所有的人都已经进了会场。陈副慢悠悠地从车里探出身子，手搭阳伞四处张望，周围只有一溜车子，没有一个人影。

陈副大失所望地批评小黄道：“叫你兜一圈，你兜三圈。”小黄没好气回他道：“我原以为你是想让人家看见你来开会，哪想到你是想让人家发现我们的新车。”已经登上台阶的陈副停下脚步说：“这有什么错吗？啊！我还是为我们单位树立新形象。”小黄也不让步：“能树立形象的是车，又不是你。”陈副还停在那里：“我不从我们的车里出来，我们单位的形象能出来吗？那我还不干脆搭别人的便车来，懒得你亲自接送。”“得得得，你赶快进会场去吧！”小黄急忙钻进车子里去。

第二个正式坐上“大众PASSAT领驭”去亮相的不是潘副，也不是张检，而是报账员小明。小明当天要到财政局报账，她跟着小黄下得楼来，发现泊在我们停车位里的不是“羚羊”，而是一辆锃亮的豪华轿车。阳光投射到车身上反射出来的光，让小明一阵眩晕。尽管事前她按照李主席的指示悄悄把车款打到南海，但是车子真的开回来了她还是有些犹疑，仿佛头夜过量的安眠药还没有让她完全睡醒过来。

小明自己说她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好，导致她的脸色一直不雅观，纵然涂上高档的化妆品也难于欲盖弥彰，就像我们的“羚羊”纵然喷上进口油漆，也无法重塑形象。小黄“哔”的一声摁了钥匙，车灯就一闪一闪起来。小明战战兢兢来到车前，竟然拉不开车门。小黄只好亲自给她开了后座的门，提醒她道：“坐后排。”

小明坐着“大众PASSAT领驭”到财政局报账的当天下午，张检就被有关部门叫去了。快要下班时，张检才回到单位，他在李主席的办公室里笨拙地吸了几口烟后，才说出一句：“我们的车子遇到了麻烦。”李主席问：“什么麻烦。”张检掐灭烟蒂道：“市公车购置办向市有关部门反映我们单位违规变相购买公车，有关部门将对我们单位立案调查。”

李主席说：“这车有编有证有牌照，是按正常的渠道办理入户手续的，还是闭副科长一手办的手续，怎么能说是违规呢？”

张检说：“这正是我们变相违规的手段。”

过后我才知道，小明那天到财政局报账，闭副科长见了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就问她：“这不是万阳县文联的车吗？你们怎么拿来坐了？”不知情的小明就告诉她：“这是我们单位刚买的新车。”如果当时小明说一句我们借他们的车来用几天，我们的“羚羊”坏了，恐怕就没有后面的麻烦事了。当然，这个“如果”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如果”这个词语，就是专门为已经不可挽回的事情而诞生的。

李主席说：“那就‘把大众PASSAT领驭’送回去给谭主席，把我们的‘羚羊’换回来嘛！还能怎么样？”

“这还不行！”

“还要怎么样？

“还要追究处理。”

“为什么？”

张检说：“市里刚下了文件，当前正是举国震灾重建的关键时刻，任何单位和部门就是有编有钱也不能买车，所有的公车购置和在建的办公楼一律停止，停止的期限以市里的文件为准。对于顶风违纪的单位和部门，将视其情节给予严肃处理。我们就是把车给谭主席送回去，他们单位同样也要受到追究处理。”

“不能处理谭主席，”李主席说，“万岗文联是无辜的，要处理就处理我们单位吧，处理我吧！”

我记得“大众PASSAT领驭”回来不久，张检曾经问我：“这车子怎么挂县里的牌子？”这一问就问出问题来了，李主席最终作出以万岗县文联编制买车的决定，并没有征求班子的意见。我当时只是含糊地告诉张检说：“要县里的编制，当然只能挂县里的牌子了。”

张检说：“这个事情处理起来可能比较严重。”

“怎么个严重？”

张检说：“我们单位除了被通报批评以外，车子可能被有关部门封存起来，甚至被拍卖掉，拍卖所得的钱如数上缴财政。”我浑身一颤，我们才买回来的“大众PASSAT领驭”，只不过几天工夫就没有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属于自己。李主席却淡然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不就是一辆车吗？”

张检临出门时，还忸怩了半天，李主席问他：“还有什么事？”张检鼓足勇气说：“李主席，你马上得写个材料交上去，越快越好，越快越主动。”李主席说：“我知道，我明早就送上去。”

次日上班，李主席把几页轻飘飘的宣纸递给我，说：“乃平同志你过目一下，有没有错别字。”我接过一看，这哪是什么检讨书，分明是一幅书法作品。我估计除了圈内的人，再没有什么人辨别出纸上的字，看得懂其中的内容，因为这是一幅小体草书。我好心地劝李主席：“还是打字吧，这样态度诚恳一点。”

李主席不以为然道：“据我了解，公文中并没有要求检讨书一定要打字，或者一定要用钢笔或圆珠笔书写。既然没有明确的要求，我为什么不能用毛笔字来写呢？”我再一次无话可说。不过，我替李主席送上去的检讨书，还是我偷偷打印出来的打字纸，我是要为我们的李主席负责的。

谭主席找到我们单位来，一见到李主席就声泪俱下：“李主席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你了。我专门找到了闭副科长，我说‘这车真的是我们万岗文联的’。闭副科长只顾问我，‘谁给你钱？谁去买的车？’我只能照实讲了。”闭副科长说了一句：“这就够了！”李主席一脸歉疚地拍了拍谭主席的肩膀：“兄弟，要说对不起的是我而不是你，我变成蹲着撒尿的人了，说话不算数了。照目前的情况，你只能先把‘羚羊’送回来，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毛主席说过，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谭主席那张泪脸啊！让他抹得一塌糊涂的。我是快要退休的人了，这辈子还没见过哭得这样伤心的人——一个仿佛中年丧子的男人。

李主席专门叮嘱我道：“不是说把‘羚羊’接回来就接回来，要搞个交接仪式。当初他把‘羚羊’开出去，我们也是搞了一个仪式的，我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嘛，何况还是自家兄弟之间的事。你亲自下去请他们吃一餐饭，大家坐在一起聚一聚，话别一下。不成夫妻朋友在嘛，为什么这样说呢？这种事情就好比农村一个家里好不容易娶来一个媳妇，现在又让娘家接回去了，床都还没睡暖呢，被子都还没捂热呢，你说人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李主席还交代我：“‘羚羊’接回来后就把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检修一番，能换的配件全部换了，以后下乡偶尔还会用上。”

我和小黄还没下到县里，谭主席却亲自把“羚羊”开回到我们单位来，就像家公亲自把儿媳妇送回了娘家。我们的“羚羊”又重新停泊在单位的停车位，几天前，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曾经在那里停泊过。小明说：“很后悔那天坐车到财政局去报账，如果我那天不坐车去，闭副科长就不会发现我们的新车。”

我问：“张检，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到哪里去了？”张检告诉我：“昨天调查组的同志把车子开出去后，就没有再开回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大众PASSAT领驭”是被封存了，还是被拍卖了。如果只是封存那就好了，说明还有解冻的一天。现在外国很多人都希望死后用冰将自己封存起来，等到新的医术发明出来，他们将又复活过来。

我把检修“羚羊”的任务交给小黄。小黄是司机，开车修车都是他分内的事。我只提醒他一句：“该换的全部换了，我们单位现在有的是钱。”

不久，小黄把“羚羊”从修理厂开回来。我一看吓了一跳，眼前的“羚羊”哪里是一辆汽车，简直是一座流动的山体，山体上处处长满了一棵棵树木。小黄介绍说：“这些树都是苦楝树。”原来小黄找了一位画家，在车身上可以涂抹的地方都画上了一棵棵苦楝树。

那涂料可不是一般的画料，是一种类似于涂墙体的特殊的涂料，一涂上去苦楝树就永久鲜活常青。我原以为小黄只会开车不会武功，没想到血液里还流动着艺术细胞。不过，过于保守的我还是认为这样一座流动的“山体”太张扬了。小黄却认为现在的“羚羊”，才真正地体现出我们刊物的魅力和影响力。我这才反应过来，小黄已经从我们单位分流到《苦楝树》编辑部了。

我提醒小黄道：“我是叫你拿“羚羊”去“治疗”的，可不是叫你拿它去‘整容’。”小黄打开四个车门：“你过来看看，座椅换上了真皮，车窗也贴上了防晒膜。”我说：“你这是只做了个表皮的修复，关键的部位你检修了没有？”

小黄说：“能换的零件都换了，没有配件的部位实在换不了，还有发动机换不了，难道你想把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修复成我这样的人！”

长满苦楝树的“羚羊”一开上街去，立即吸引一双双眼球，“这是什么车啊？是哪个单位的车啊？”知道是我们单位的车后很多人见我就问：“你们这是从哪里进口的这辆时尚的车？”我跟他们解释道：“这不是车，是船，是一位旅居美国的老艺术家送给我们《苦楝树》编辑部的画舫。”

08

那天我们的“羚羊”是怎么被借出去的，整个单位只有潘副和小黄知情。潘副同意把“羚羊”借出去的时候，并没有请示李主席。据小黄回忆说：“那天早上，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外来到我们单位门前，指着我们的‘羚羊’嘀嘀咕咕了一番，一下子就来了一个旅游公司导游员，是个男的，说要借我们的‘羚羊’去一个景点游玩。”小黄当时就说：“李主席交代了，我们的‘羚羊’不能出城，只能在市区内跑。”但是潘副认得那个导游员，他不好拒绝就同意把“羚羊”借出去，只提醒小黄路上慢些开就是了。

小黄把“羚羊”开出城区不久，导游员就叫他开上一条盘山公路。车子爬上山顶后，小黄就对导游员说：“我们这车不能再开下去了，因为刹车不是很好。”导游员说：“没事，你只管开下去。”一开下去就连续下坡，下到半坡时刹车突然就没有了。情急之下小黄把方向打到靠山的一面，车子撞上岩石之后弹出路边，当即翻到深沟下去。小黄两只小腿骨折，导游员脊椎骨断裂。嘴里总是念着“My god”的两个老外，居然只受了表皮伤。

这起事故虽然不能算是一起很重大的交通事故，但事情还是闹大了，因为车上坐了两个老外。这两个老外不是一般的老外，是两个美国人。美国公民在国外违法被抓了，老总统都还开专机去营救，何况是出了车祸？果然他们在广州的总领事馆，很快就来了两个牛高马大的家伙，仿佛是要打架来的。

交警的一位同志到我们单位来，他要我们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旅游公司到底是租用还是借用我们的‘羚羊’？”因为导游员说：“是租用的，有口头协议，只是还没有付费。”潘副话没说当即就把手机掏出来，搜索出导游员连续发来三条关于要求借用我们“羚羊”的短信。潘副后来说：“我从来是不保留短信的，通常短信一看完就删除，怕万一手机丢了，会弄出个什么‘短信门’来。”没想到他居然保留了这三条短信，正是这三条短信，彻底摧毁了导游员的居心叵测。租用和借用，那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要我们承担责任的。

交警同志接着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把‘羚羊’涂抹上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潘副说：“我们是搞艺术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艺术的行为。”交警同志教育我们：“搞艺术也要遵守法律法规。你们在车体上涂抹颜色，属于车辆改漆行为。改漆之前须向车管所申报，经车管所同意后才能改漆。

改漆后十天内还要去车管所重新登记，拍下照片存档备案，更改车辆行驶证。”我说：“我们哪里知道有这么多的规矩，我以为给车涂上颜色就像染个头发一样，染什么颜色都行。”交警同志说：“人可以，车不行，人不如车。车就是改漆也不能超过三种以上颜色，我们勘察了一下，你们至少涂抹了六种以上颜色。”交警同志说：“就是因为你们这辆车花花绿绿的颜色，才引起了那两个美国人的兴趣，才提出要借用你们这辆车。”潘副小声道：“原来是两个好色的家伙。”

交警同志说：“经现场勘查，你们的‘羚羊’属于报废车辆。刹车片和横直拉杆都已严重磨损，为什么不换掉？”我回答道：“因为没有零配件了。”交警同志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申请报废？”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检，从皮包里扯出一大摞的材料出来，递给交警同志说：“我们早已申报了，可是有关部门不让我们报废，理由是‘羚羊’报废的期限还没到。”交警同志看了材料后同情地说道：“岂有此理！干部职工身体有病了，都还可以提前病退嘛！”我接过话道：“有什么办法，人不如车嘛！”

交警同志了解情况后正要离开，门口进来了两个年轻的外国人。他们的头上缠着绷带，那个男的长得像那个大兵瑞恩。一看就知道，这两位老外就是坐我们的“羚羊”翻下深沟的美国人。

我们站起来迎上前去，热情地与美国朋友握手。“瑞恩”操着英语对我们说：“很抱歉！因为我们的行为导致你们的车辆损坏了。”交警同志望着我们三个没有作声，意思是看你们怎么跟他们交流。我打着手势请美国朋友坐下，我用英语回道：“我们也很抱歉，因为我们的车况不好，酿成了事故，导致你们受伤了，我们谨向你们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瑞恩”说：“我们愿意赔偿你们车辆的一切损失。”潘副好像听懂一些，他说：“赔偿的问题你绝不能让步。”我说：“我知道。”我对“瑞恩”说：“感谢你们的诚意，赔偿问题由有关部门去裁决。”两位美国朋友临走时，看到我们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书法美术摄影作品，赞叹不已。那个女的对我说：“你们这个地方很有艺术品位，就像你们的车子一样，可惜它已经报废了！”

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这两位美国朋友，这两位国际友人。他们是如此的通情达理，如此的坦诚和厚道。当然，我们单位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我们无非是让我们的“羚羊”长满了漫山遍野的苦楝树。

事情并没有如此就了结，公安局两位同志到医院病房来找到小黄，他们推来一辆轮椅，扶起小黄坐上去，他们要带他到事故现场重新取证。因为有人怀疑小黄故意把车开下深沟去，以便造成我们单位“羚羊”彻底报废，我们单位就可以买新车了。当时我正在医院看望小黄，小黄见到我就哭出声来说：“我的两截小腿报废了！”我开口就问他：“第三条腿报废没有？”小黄愣了一下破涕为笑：“还好！”人在医院里最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份好心情。我说：“这就幸运嘛！人最关键的器官是第三条腿，第三条腿不仅支撑你一个人，还要支撑至少另外一个人以上。”

小黄说：“可惜我从此开不了车了。”我说：“开不了车，你就骑马嘛！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马背上来的。”小黄一听公安局的同志道出原委，就放声哭号。那个哭呀！若丧考妣般的撕心裂肺，“我敢着这样做吗？我的父母还要靠我养老送终，我老婆才三十多岁，我女儿才上小学四年级，打死我都不敢这样做啊！哪个野仔竟然这样丧心病狂地诬陷我？诬陷我们单位？”我拿着纸巾替小黄擦拭他脸上的泪水，我说：“去就去嘛，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结论出来后，我再替你把那个强迫你开车的导游员告上法庭，让他赔了你的两截小腿。”

出了病房，我对两位警察同志说：“我还要带两个人去现场，因为事故那天车上坐了两位游客，他们可以做证。”警察同志同意了。我当即与外事办的朋友联系，很快就找到那两位美国朋友的住宿宾馆。我把事情原委跟朋友道明后，我说：“请你们派一个翻译跟我们去。”朋友说：“你不是懂英语吗？”我说：“我是肇事车单位的人，我的话语是不能采信的。”接上两位美国朋友和外事办的翻译后，两辆警车就朝事故现场驶去。在车上我一再向两位美国朋友致谢，美国朋友反而被我诚实的谢意感到不耐烦，“瑞恩”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做证的义务。”

还没到事故现场，远远的我就发现公路边一处视野宽阔的地方，竖起一根高高的铁柱。铁柱上面是一块用铁架搭起的平台，平台上面是一辆面目全非的五颜六色的小车。

啊！那不是我们的“羚羊”吗？“羚羊”啊“羚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的“羚羊”，我的“羚羊”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们的“羚羊”。

我眼前突然一阵昏暗下来，我的目光变成手电筒的亮光往下移动，照在“羚羊”下面一块醒目的白底黑字警示牌上，警示牌上面写着：这就是报废车的下场！

报废车！我们的“羚羊”不是还有两年才到报废期吗？这个报废是怎么鉴定的？鉴定的标准是以年限为依据，还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是以报废公司的检测结果为标准，还是以交警部门现场勘测为结论？是不是任何一辆车子要到了这个地步，要彻底成为眼前的模样，才算是真正的报废？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被弄得一塌糊涂了。但不管怎么说，眼前的“羚羊”是真正地报废了，彻底地报废了！哦！我们的“羚羊”，你现在终于报废了，你现在终于光荣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了。忽然，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我想了一下，原来是“下场”这两个字，像鱼刺鲠在了我喉头。报废就报废了还有什么下场？我们是吃文字饭的，这两个“下场”的字义，我们还不明白吗？这表明了什么呢？这表明“羚羊”哪里是报废了，分明是被判了刑，还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什么叫作前车之鉴？这是真正的前车之鉴啊！可是，我们的“羚羊”有什么过错吗？我们单位有什么过错吗？

警车在“羚羊”出事的地方停住，我把小黄从车上背下来，让他伏在我的背上讲述事情的经过。小黄叙说完后，两个美国朋友接着补充了很多小黄讲不到的细节，诸如导游员在车上跟他们索要七千元人民币租车费，诸如“羚羊”撞上岩石反弹回来时导游员一把抢过美国朋友的摄像机开门跳下车去。等等。我背着浑身颤抖的小黄，我说：“单凭两位美国朋友的证词，不但足以让旅游局报废导游员的饭碗，还可以把他送上法庭，就是这个家伙报废了我们的‘羚羊’，报废了你的两截小腿。”

返程路上，我对两位美国朋友再次表示感谢，我说：“可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忙，就是在不久的法庭上我们还需要你们做证。”两位美国朋友商量了一下，“瑞恩”对我说：“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期，不过他们同意回到市里就给我们录下口供。”开车的胖警察问我：“你在跟他们说什么？”我说：“我告诉美国朋友，中国的警察是世界一流的警察。”胖警察道：“别太损人好不好？我也是懂得一两句的。”

09

平常李主席跟我说话是比较随和的，但是这天他在办公室里的腔调，却是那种典型的官腔。他开口就问我：“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我咦了一声：“不是你叫我协助调查组处理车祸后事吗？”李主席说：“这不用解释，我问你除了这件事以外，你还干了别的什么事？”我说：“没干什么事，我白天协助调查，晚上研究书法境界，怕是车祸这件事你还要写检讨，我还要辨别出来替你打印，我担心你再写那样的书法作品，组织上可能会把你调到考古部门去。”李主席气势汹汹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怂恿小黄告导游员的状。”我说：“对，没错！我是跟他提了这件事，但是他告不告状那是他的事。”

李主席说：“问题是现在他告了，不但告到公安局告到检察院还告到了法院，告导游员还不够，还告了谢总。”我说：“哪个谢总。”李主席没好气地说：“就是报废公司的谢总。”我说：“就是那个秃头斜眼的家伙？那个家伙就应该告，一看那模样就知道不是个正经人，你想想看，一只射歪了的车灯在夜间行驶会酿成怎样的后果？早就该报废了，那个导游员更应该告，我在现场一见到我们‘羚羊’那个模样，真想找他揍上一顿，可惜他报废了，不仅脊椎骨报废了，第三条腿也彻底报废了，他的老婆也成活寡了，实际上也报废了。”

“啪”的一声，李主席一掌击到桌上说：“人家都到了这步生不如死的境地，你还要人家彻底报废是不是？”

我倏地站起来说：“告他的人又不是我，你对我拍桌子有什么意义？有能耐你叫小黄撤诉呀！你能让小黄把诉状撤回来，我立马就把鸡巴割了扔进红水河喂鱼，你信不信？反正它也要报废了。”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来，头一次顶撞我的上司。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以前哪怕领导批评错了甚至冤枉了，我都不会吭一声，就当作我这条狗被主人随意踢了一脚。我当即就觉得我过分了，我说：“李主席，请原谅我的冲动，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不过你知道我这条狗是打了疫苗的狗，这疫苗可不是一般的疫苗，那是组织多年的培养和你的教诲。这样的狗偶尔咬人一口，是不可怕的，何况狂吠的狗通常是不会咬人的。

李主席坐了下来，眼睛盯到别处。他说：“乃平同志，我承认你是个有骨气的文人。但是，作为文人，我们要有文人的胸怀，要有文人的情怀。以色列犹太作家大卫·格罗斯曼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责任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照我理解，这伤口啊！既是自己的伤口，也是别人的伤口。你专门找小黄谈一次话，告诉他除了保险公司赔偿那一部分外，我们单位还另外补偿他一笔经费，总之，让他满意为止，前提是他把诉状撤了。你可以明白地告诉小黄，他就是打赢了官司，也未必得到多少赔偿。

你跟他说，这笔账李主席替你算好了。”李主席最后吩咐我道：“你马上倒闭副科长那里补办一个手续，再到车管所把车过户。”李主席说：“一个下午就可以办完这件事，闭副科长交代过。”我终于听明白了，李主席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后面的这一句。这就是工作的艺术，处事的艺术，领导的艺术。

我问李主席：“让谁把车开回来？”

李主席一愣，这才意识到小黄两截小腿已经报废，开不了车了。李主席问道：“张检会开车吗？”我说：“不会。”李主席说：“潘副吧。”我说：“潘副去挂职了你不知道啊！”李主席嘟哝一声：“我们单位十几号人竟然没有几个会开车的。”我提醒他道：“会开车的不能认定就是司机。司机的位子和你的位子一样，不是谁人可以随便代替的。”李主席想了一下说：“你叫‘王宝强’先帮我们开回来吧。”

李主席这么一说，我的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我还不干脆让“王宝强”去闭副科长那里把手续也办了，反正现在谁去办都一样能把事情落实下来。我不是害怕面见闭副科长，而且很想见她一面。但是我实在是害怕见到她右耳屏上那颗显眼的赘瘤，那颗树叶上臭虫一样的赘瘤。前面我说过，我这人皮肤过敏，真的过敏。

我最终还是见到了闭副科长，那时我正好背着小黄出病房，远远就看见闭副科长拎着一只饭盒沿着甬道走过来。我背着小黄站在那里，我想跟她打一声招呼，但她没有走到我们跟前就进了一间我几天前曾经要进去过的病房。当时我是代表单位要专门去探望导游员的，因为他是坐了我们的“羚羊”才受的伤。可是小黄告诉我事情原委以后，我当即为单位节约了大约五斤苹果一箱牛奶和一只一千块钱的封包。

我承认，我是一个小气甚至是记仇的人。但是经过李主席的批评教育后，我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在慢慢地转变成为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人。社会在进步，我也在进步。我已经决定，择机再将五斤苹果一箱牛奶和那只一千块钱的封包送到那个病房里去，只是不是现在。

小黄是被“大众PASSAT领驭”接出医院来，我对他说：“小黄，我们兜它五圈吧！”小黄谦逊道：“包老主席只兜了三圈，我哪敢超过他老人家。”我说：“从某一个角度上讲，你的贡献比包老主席还要大，你是真正做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像蘑菇一样突然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大众PASSAT领驭’是开回来了，但是今后谁来驾驶它？我们单位已经没有编制可以调入司机了。”

我应该尽快给李主席一个建议，再给这辆“大众PASSAT领驭”买一身车罩，以免它停在大门那里白白地日晒雨淋，那样它跟路边警示台上的“羚羊”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只作为一种景象存在吗？

【创作谈】

“羚羊”是怎样降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县里跟我的高中同学——县长喝酒，手机突然响起来，单位秘书请示说：“某个市的文联主席出差桂林途经我们这里，要不要接待一下？”我说：“那当然。”当即下达接待指令，并叫秘书通知在家的党组书记、副主席全部出来陪同。县长同学听罢一脸疑惑地望着我好半天，吞吞吐吐地问道：“你，你们文联，也，也有接待任务吗？”我把杯子里的酒喝了后反问他一件事：“你知道这座县城里的乞丐的落脚点在哪里吗？”县长同学说：“不知道。”我告诉他说：“就在我们喝酒这个地方不远的那座桥的桥孔上面。”我又告诉县长同学说：“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的时候，那些乞丐偶尔也像我们一样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见到县长同学还是疑惑的样子，我就直白地告诉他：“乞丐或者穷人家偶尔也是有客人来造访的。”

有一年夏天，我们文联要下到扶贫联系点去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这个联系点才调整给我们单位不久，我们还没有下去过，跟村干部也没有联系。下去之前我们的一个副主席给村主任打电话，村主任在电话里问了半天，我们的副主席解释了半天，村主任也没搞清楚我们文联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当村主任满怀期待迎来我们的时候，一看到我们破烂不堪的“羚羊”停在他的跟前，大失所望地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一个单位啊！”然后无不担忧地跟他的几个助手嘀嘀咕咕道：“就凭着这样一辆车，他们能给我们扶什么贫呀？”

那年也是夏天，我被中国作家协会录取到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我按照组织规定向有关部门递交请假报告，接待我的组织部领导用疑惑的语气问我：“你们文联的人会有这样的学习培训吗？你去学习的经费文联出得起吗？经费是你自己出还是单位出？”接着他又问我：“鲁迅文学院是个什么单位？是不是民间组织？”我心里一阵酸楚，不是因为他迟疑文联的人没有学习培训的可能，而是因为他竟然不知道鲁院是个什么单位。

于是，我就耐心地跟他说了一番话。我说：“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可能不止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人’，梦寐以求到北京‘三个地方’去，一种是孩子们，梦寐以求到清华北大去；一种是青年干部们，梦寐以求到中央党校去；一种是中青年作家们，梦寐以求到鲁迅文学院去。文联和鲁院一样，都属于国家的部门或者单位，鲁院的院长是副部级，我去鲁院学习本市财政不用出一分钱，市文联也不用花一分钱，鲁院全包了。”

去年，我的一个下岗的侄女要到某银行办理一笔由妇联组织提供的贴息贷款，搞自主创业。她去办理手续时，银行要求她至少有两个领国家工资的干部做担保人。侄女找到我要我做她的担保人之一，拿我的相关材料送到银行。

不久，银行负责办理手续的人对她说：“我们调查了，文联是文化局下属的一个协会，属于民间组织，文联的人不具备担保的资质。”那个人还怀疑我侄女所提供的我的编制证和工资账单是假的，最终没有给她办理这笔贷款。

也是在去年，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从监狱出来了。这位朋友的朋友一出来，就通过朋友找到我，一定要请我吃餐饭。一见面，这位朋友的朋友就说：“我大学毕业了，今后请多多关照。”这个朋友的朋友把劳改释放当作大学毕业，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对他说：“彼此彼此，大家相互关照。”他说：“没错！我虽然职务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但我的影响力还在，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跟我说，没有我搞不掂的事情。”几杯酒落肚后他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疑惑道：“我能帮你什么呢？”他说：“你能帮的，完全能帮得到的。”

我想了一下说：“你不会在监狱里面写了小说吧？”他说：“小说我写不了，我恳求你，不要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面去，我恳求文联主办的那本杂志不要发表关于我的题材的小说。”

我答应了这位朋友的朋友这个请求，答应他这个请求的时候，我一下子充满了自豪。

诸如此类跟文联有关跟我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在我的心里回旋，冲撞，于是就分娩出了《报废》里的这只“羚羊”。感谢《小说月报·原创版》的抬爱，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奖掖。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