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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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01

十多年前报道那个扶贫英雄的作者名叫文丕。那个文丕就是我。那年我刚从报社调到文联，年前我在下乡采访途中遭遇车祸，摔断了右腿。我的上司俞平夫社长认为我不适合再当记者，他把我推荐到市文联。市文联主席陈真味先生那时正为一年上缴五千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而头痛，我来了就等于文联养了一个残疾人，以后这五千元就不用再上缴到市残联。换句话说，我到市文联后每年可以贡献五千元。

当时我三十二岁，我干到退休的时候可以为市文联贡献十四万元，就这样陈真味主席双赢地接纳或者引进了我。陈真味主席既是一位从事喜剧创作的剧作家，又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领导。

我到市文联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研究选派工作队员到扶贫联系点去扶贫。此前市文联的老黄和老章轮流下去了，只有新来的我和陈真味主席没下去过。陈真味主席当然不能下去，他是单位一把手，他下去了文联就得关门。中国是一个没有领导就会乱套的国家。再说陈真味主席这样一个正处级领导干部到村里去当工作队员，县里的书记县长怎么摆布他。于是，我责无旁贷地说：“我下去吧。”

我的新上司陈真味主席嘴上叼一支烟斗，那只烟斗和他的脸色一样蜡黄，仿佛陈年的腊味。陈真味主席的目光落在我的拐杖上，停留了一锅烟的工夫，他说：“可是你的腿脚不方便啊！”陈真味主席这句话明显地带有照顾我的成分，当然也是因为我腿脚不方便才需要开会研究。但是陈真味主席这句话却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从我的右腿摔断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敏感和要强，我不能接受别人把我归入残疾人之列，尽管只要我承认我是一个残疾人每个月就可以领得一百多元的补贴。要知道我当时尚未婚恋，人家女孩要是知道我不怎么健全，我就是写一万句“我爱你就像爱我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腿”，也不会有哪个女孩被我的豪言壮语所打动。

我当即站起来，在原地健全地走了几步。事实上我的右腿也不是完全丧失了行走的功能，它只是需要拐杖助力，就像领导需要秘书一样。我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比健全人还牢靠，因为我有三条腿，我比健全人还要脚踏实地，立场坚定。”

我说：“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是最佳的扶贫工作队员人选……”陈真味主席打断我的话，他说：“最佳的标准不是工作队员的思想素质，而是工作队员所在单位的经济实力，我们文联的财力物力注定我们根本不可能为联系点做任何一件需要花钱的事情。”

陈真味主席说：“既然你执意下去，我就全力支持你，当然你下去了也不可能为联系点做出什么贡献，但去与不去是态度问题，有没有贡献是能力问题。”陈真味主席鼓励我说：“你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你手里不是有一支笔吗？你可以为他们写宣传报道嘛，物质上帮扶不了，那就精神上帮扶吧。”十多年来我一直牢记陈真味主席的这番话，它曾经是我驻村期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一直用它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陈真味主席是搞喜剧创作的，但我发现他现实生活中的台词却相当严肃，当然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严肃。

老黄和老章告诉我：“我们的联系点是一个名叫龙骨的偏僻山村。”

老章说：“什么叫偏僻？”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20世纪70年代末龙骨村进来第一批扶贫工作队的时候，一位瞎眼的老大爷拉着队长的手问了一句：“蒋委员长身体可好？”

老章说：“偏僻吧。”后来我才理解老章的表述不准确，那不叫偏僻，那叫闭塞。

我们全体工作队员胸戴红花下村的那天，市政府中心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让人饱含热泪的场面。市里一位领导给我戴上大红花，那朵大红花占据了我胸脯三分之二的面积，它像一团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陈真味主席破例用单位的小“羚羊”把我送到那个乡府所在地清水街，以前老黄和老章都是自己坐班车下来的。此举是陈真味主席对我的特殊关照，当然也是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乡府一位穿迷彩服的干部像接收一件可有可无的救灾物品一样接收了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喊了一声：“老跛，你过来，你村的工作队员文同志到了。”

叫老跛的一个中年人，有些不情愿地一瘸一瘸地迎上来。事实上屋檐下的老跛一直在观察我或者说一直观察我乘坐的小“羚羊”，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小“羚羊”，让老跛一脸失望。但是当他见到我从车里伸出一根拐杖出来时就一脸的灿烂了，老伯神采飞扬地握着我的手：“文同志，你是残联的吧？”我说：“我是文联的。”老跛就不作声了，失落重新爬上他的麂皮脸。

老跛挑着我的行李，一瘸一瘸地走在我的前面。我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跟在他身后，我们俩一瘸一瘸地走在羊肠小道上。老跛左腿有疾，我是残在右腿上。我俩要是合成一体，就是一个健全的人啊！

老跛问我：“你怎么不是残联的？”我跟老跛解释：“不是残疾人都到残联去，何况我不是残疾人！”我告诉他说：“市残联覃主席就长得牛高马大、端端正正的。当然，别的部门也有残疾人，主要是脑残。”

我问老跛：“我是残联的又怎样？”老跛说：“残联牛逼啊！残联有很多钱，去年他们为隔壁的龙头村修了两条四级路。”我说：“我晓得，我们文联的老黄和老章在龙骨村住了两年，半截路也没修成。”

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市文联没有钱，我以为市文联跟报社一样有钱，报社当时一年登载治疗梅毒的广告就有五百万的收入。市文联不是也有一份刊物吗，为什么只搞精神食粮不搞点福利创收？我后来才知道文联一年只有两万元的办公经费，连确保机关正常运转都难。

别看老跛只是个村干部，他对国家机关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老跛说：“你们不就是几个联吗？你这个联，残联，还有妇联、侨联、工商联，怎么你这个联跟那几个联不一样呢？”我说：“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了解。”我后来才知道别的部门从上到下都有一根线连着，唯独文联系统没有。这根线就是钱，就是经费。我后来还知道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纵向关系上下关系，文联系统是横向关系平行关系。

老跛换了话题，他说：“真是为难你了，你们文联就不能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吗？”我心里也想说一句：“真的为难你了，你们龙骨村难道就不能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当村主任吗？”当然我没说，也不能这样说。

我对老跛说：“为难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下来时领导一再交代不要为难群众，我今天一来就为难你了，恐怕以后还要继续为难你。”

老跛说：“为难谈不上，我只是觉得你没必要下到村里来跟我们搞什么‘三同’，你只要到乡府露个脸就行了，年底我保证给你盖章填满勤。”

我当时不明白人家老跛是把我看作累赘了的，我们文联没有扶贫项目，没有援助经费，人家却要白白地伺候我，我不是累赘也是个包袱。

我对老跛说：“我既然下来了，是真心想办些实事，你不要以为我们文联什么作用都没有，我们某些方面的作用别的部门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正好爬到山坳口，老跛把行李担子架在一块石头上说：“休息一下，前面还有五个峒场的路程。”我支着拐杖，从行李包拿一沓稿纸来，我说：“你们不是要修路吗？我把这一沓稿纸变成一沓钱来给你们修一条路，你信不信？”十多年来我都弄不明白我当时哪来的胆量或勇气，说这样的大话居然毫不含糊，今天就是把我推上主席台给我麦克风我也讲不出这种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话语来。

老跛一句话也没说，抢过我手上的稿纸默默地放进行李包里，挑起行李担子一瘸一瘸地重新赶路。

我追着老跛，连连追问：“你信不信？”

老跛被追问急了就说：“我信我信，我都信！老黄下来时，要写一个剧本，到时拍电影了政府自然会修路进山来，我信了。老章下来时，要画一幅画，待他把画拍卖了，别说修一条村级路，就是修一条柏油路都完全有可能，我也信了……”我一时无语，老黄和老章都是文联精英文艺界的名人。前者是知名编剧，写过很多谍战剧本，后者是著名画家，有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我不过是一个写“豆腐块”的跛脚记者，我这点能耐算个屌啊！

沉默了一段路程后我才想起怎么称呼老跛，我问老跛：“怎么称呼你？”老跛说：“你就叫我老跛，全村人民都叫我老跛，我乐意听人叫我老跛，你也叫我老跛吧。”

我说：“我叫不出口。”

老跛：“说有什么叫不出口的，跛就跛嘛，你也是跛的嘛，你叫我老跛我叫你小跛，怎么样？”

我原则同意了，但后来只有我叫他老跛，老跛一直叫我文同志。

老跛问：“你是怎么跛的？”我告诉他：“是一次车祸后跛的。”

老跛说：“你这跛啊，跛得一点也不浪漫，我是睡一个女人的时候让她的两个野仔砸跛的，我这跛有所指。”

十多年了我一直感叹，同样是跛子，我跛得索然无味，老跛却跛得意味深长。我后来在老跛一本笔记本的扉页上，知道老跛的名字叫韦鸣炮。

02

老跛说：“老黄下来时要写一个剧本拍电影，让电影把公路引进龙骨村来，其实老黄在龙骨村住了一年，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老黄是写谍战题材的，龙骨村自古就是一个偏僻之地，不说特务，就连土匪都没光顾过，红军和游击队更没来过，所以老黄能听到什么故事？不能！再说老章，老章下来时说要画一幅油画，要把他的画拍卖了修一条柏油路到龙骨村来，后来老章一幅也没画出来。龙骨村地里除了玉米就是向日葵，向日葵老章他敢画吗？他画得过凡·高吗？他就是画玉米也画不过李金山先生，自然老章的画就画不出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老黄和老章两人在龙骨村总共吃了两头肥猪、十二只山羊、三百一十七只土鸡和六百三十四斤米酒，最后一事无成扬长而去。以上数据是我后来在老跛的一本笔记本上偶然发现的（类似这样的数据我后面还会补述），但我在龙骨村一年多时间里老跛对此只字未提。

相反老跛对老黄和老章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老黄把村里三十多位留守妇女组织起来，成立“留守母亲艺术团”，排演节目，自娱自乐，让她们心有所依，情有所寄，解除寂寞。老黄还把十几个专门给死人做法事的道公师公组建成“天地畅行歌舞队”，将封建迷信转变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支文艺队伍在全乡“七一”文艺汇演中双双夺得一等奖，一下子提高了龙骨村的知名度。老章义务给村小学生上美术课，教他们画国画、画油画，乡中心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们都没享受到如此的殊荣，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美术老师。此外老章还为村里的老人画像，比如为村里的黄毅松、赵家林、宋亦荒三位老人画的像，后来都成了他们的遗像，填补了村里老人去世丧事没有遗像悬挂的空白。家属们见到先人栩栩如生的画像，唏嘘不止，感激涕零。

然而，我知道这些都不是老跛所思的，都不是龙骨人民所想的，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所思所想的是一条公路，一条通向山外世界的公路。这才是他们的梦想或者叫作龙骨梦。老黄和老章都没能帮助龙骨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白白地吃了龙骨人民的猪肉、羊肉和鸡肉，喝了几百斤酒，还睡了两个留守妇女（老跛的笔记本记录有时间地点和姓名）。

当然，我知道老跛同样对我没有信心，我明白任何一个龙骨村人都不会对我这样一个跛脚的人抱有幻想。

我没想到我这个写“豆腐块”的跛脚记者，一进龙骨村就有创作灵感。文学需要灵感，新闻也是需要灵感的。灵感来自一座令我胆战心寒的天桥。那天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老跛挑着我的行李把我带到一处山崖边上。老跛指着眼前一个锅底状的峒场对我说：“文同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山崖边的小路下到这个峒场的底部，再爬上对面那座山，时间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一条是通过附近的一座天桥，直接到达对面的山崖。”我把眼镜摘下来，掏出手帕擦干镜片上的水汽，再戴上一看，眼前的峒场深如天坑，坑底散落几户人家。

斜对面的一处悬崖近在咫尺，悬崖下面是望不见底的绝壁深涧。悬崖之间长出的杂草，让风一吹就会勾在一起。我对老跛说：“捷径不走走弯路，那不是傻子吗？走天桥吧。”老跛就卸下担子，爬下一个坎去，让我把担子递给他，再伸手接我下去。老跛扶起一簇弯垂下来的杂草，我看到了几根大小不一的木头拼在一起，高低不平地架到对面的悬崖。

我指着那几根木头问：“老跛，这就是天桥吗？”老跛说：“没错，村里人每次出山就从这天桥经过。”老跛挑着担子走在我前面，我战战兢兢地跟着他走上天桥。走到天桥中间，老跛加快脚步一下子就到了悬崖那边。我忽然迈不开步伐，我的双脚，还有我的拐杖似乎被铆在了天桥上。我看见绝壁深涧奔腾的溪水，还有几只飞翔的鸟儿。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眼前突然一片昏暗，我感觉身子不停地发抖，像害了疟疾一样。

老跛在对面大声地喊道：“文同志你怎么了？”我无力地摇了摇头。

老跛喊道：“趴下！赶快趴下！”我慢慢地蹲下来。老跛在对面给我发出指令，搁下拐杖往前伸出手去，两手抓稳两边的木头，再伸出脚去，慢慢地往这边挪过来。

我整个人趴在天桥上面，依靠两手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山风徐徐地吹过，我两眼紧闭，肚皮一阵阵地收缩，接着裤裆一阵温热，我仿佛回到童年时代的某天早晨。爬到山崖这边，我一屁股瘫到地上。老跛用力拉着我：“快走吧，天要黑下来了。”我勉强地站起来，我说：“拐杖留在天桥上了。”老跛一瘸一瘸地返回天桥，一下子就把我的拐杖捡了回来。

当晚在老跛家里，我对老跛进行了采访，我问：“老跛天桥什么时候架起来。”老跛很平淡地说：“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他父母亲去世之前就有这座桥了。”老跛的回答或者说老跛的淡定让我失望，同时我对我的两位前任工作队员老黄和老章也很失望，他们怎能对这座天桥熟视无睹呢？怎能对这座天桥麻木不仁呢？我后来知道老黄和老章第一次进入龙骨村的时候，老跛也带他们来到天桥，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从天桥经过，他们都是沿着山崖边的小路下到峒场的底部再爬上对面那座山。也就是说，他们回避了天桥。而他们回避了天桥，也就回避了一切。

第二天我拄着拐杖出现在村里，挨家挨户登门走访。村里人一夜之间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他们见到我就招呼：“文同志你来了，老黄和老章都好吧。”我说：“都好，都活得有模有样白白胖胖的。”然后就问，“天桥什么时候架的。”有的村民回答：“民国的时候就架了。”有的说：“是20世纪50年代架的。”没有一个村民给我确切答案。我问多了就有一个村民说：“文同志你说什么时候架就是什么时候架吧，以你说的为准。”接着我又问他们：“天桥架到现在有人跌下去过没有。”问到的村民有的连说：“没有。”有的一听扭身就走了。再登几户人家家门，人们见到我就像遇到瘟神一样躲避。老跛责怪我道：“你也真是的，你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难道你希望村里有人从天桥上面跌下去！我告诉你，天桥架到现在，不说一个人，就是一只羊一头牛都没有跌下去过。”我直接就问：“老跛，你想不想修路？”老跛说：“那还用讲吗？”我说：“你想修路就把这座天桥架设的确切时间、架桥以后跌了多少人等具体数字拿出来给我。”

我提醒老跛：“跌桥人数至关重要，它关系到龙骨村能不能修公路的问题。”我提示老跛：“现实中没有人跌下天桥，难道想象中就没有吗？那么危险的一座天桥，你说从未有人跌下去过，哪个相信？再说目前没人跌下过，你敢保证以后没有人跌下去吗？老跛啊！那天如果你不提醒我趴下，我就完全有可能跌下深涧去了。我告诉老跛，我是一个死过了一回的人，对于死亡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敬畏，我最有发言权。”

老跛在村里转一天，天黑时回来给我材料：这座天桥架于在中华民国三年即一九一四年九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天桥架起来后，龙骨村累计有十六位村民，五十五头牲畜不幸跌下桥底，葬身绝壁深涧（我知道死亡数据是老跛经过统一群众的思想后得来的数据）。

当晚在老伯的家里，我一口气写下一篇文字《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是以“群众来信”的体裁写的。文中我根据老跛提供的材料，详细生动地描述龙骨村六千七百多人民群众行路的艰辛。我写到村人从天桥上跌下绝壁深涧时，泪水一直流个不停，稿纸上的字被洇得一塌糊涂。

年前我从摔得七零八落的汽车残骸里爬出来时就是这样哭的，哭的原因是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坐在一旁的老伯不停地给我端茶点烟，拿着毛巾为我擦泪。我在文字的最后一段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座天桥年代久远，木头已经腐朽，厄运随时降临在龙骨村人的头上。

鸡啼二遍的时候，我抄完第十份稿子，在十个信封上写上了十家报纸的名称和详细地址。我当记者时跟许多家报纸的编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人缘与人脉有时候就是不可估量的资源。我交代老跛的独仔阿夕，明天到清水街邮政所用挂号寄出去。老跛的独仔阿夕后来成为我驻村期间的通讯员或者投递员。

他健步如飞，从村里步行到清水街只用别人三分之一的时间。老跛宰一只母鸡慰劳我，那是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它的肚子里有一只已经成形了的鸡蛋。我跟老黄和老章一样吃着龙州人民的鸡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吃得心安理得，我承认那天晚上我吃得很踏实甚至很自信，说到底就是吃得厚颜无耻。

约半个月后，乡府那个穿迷彩服的干部带了八个人来到龙骨村。一进到村里“迷彩服”就叫老跛带他们去看天桥，原来他们进村时老跛没有带他们通过天桥，而是沿着山崖边的小路下到那个峒场底部，再爬上对面那座山进村来的。我提上拐杖也跟着去了，我有些不放心老跛。尽管这些天来我一直对老跛进行培训，我还是担心他在关键时刻稳不住阵脚，回答问题出现差错。

和很多村干部一样，老跛是一个被上级呵斥两句就腿软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跛了腿的人。另外，还有两位村干部来不及对他们进行问话培训。龙骨村除了老跛以外还有两位村干，一位叫韦鸟笼，一位叫韦鸟套。前者年岁较大，村人叫他鸟叔。后者年纪较轻，村人称之鸟哥。村干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主业是道公。

单位老黄来成立“留守母亲艺术团”时两人还为竞争队长一职闹过别扭，连道场法事也不一起做了，目的是想独霸留守妇女这一资源。老伯在龙骨大队改为龙骨村委会时就当了村主任。那年丧偶的老跛去会一个寡妇时，中了她两个儿子的埋伏，突围时被砸断了左腿，闹了绯闻，老跛就辞职不干了。后来村“两委”换届，村里人又把老跛选上来，支书主任一肩挑。爬上悬崖见到天桥，“迷彩服”带来的人就像考核干部一样对老跛进行提问，提问内容几乎跟我先前采访老跛和村民的内容一样，即天桥何年架起、发生过村民跌下天桥的事故没有？老跛都冷静地一一作了回答。一个戴金表的领导问道：“全村有多少群众进出山要走这座天桥？”

老跛回答说：“全村分为三个片，有两个片约五千多群众进出山必须通过这座天桥（老跛这个数据比我文字上的数据少一千人，却是真实的数据）。”一个穿花格子T恤衫的领导说：“群众干吗非得走这座天桥呢？沿着对面山崖的小路下去，再经过下面峒场上来不就没有危险了吗？我们刚才就是这样进村来的。”

老跛一时答不上来，事前我也没有培训他这个问题。我当即替老跛解释，我说：“你们刚才是走弯路，人民群众是不会走弯路的，只有干部才走弯路。”

“表哥”扭头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你回去看市委文件就知道了，我是市委派来的。”

“表哥”又问我：“你不是干部？”

我说：“严格来讲不是，我是我是事业编制，只有你们这些公务员才是干部。”我后来知道“迷彩服”那天带来的八个人，分别是县府办、交通局、发改委和扶贫办等部门的头头脑脑，带队的是一位姓曹的县府办主任，就是那位“表哥”。

“表哥”曹主任是奉栾县长之命率调查组前来调查的。栾县长从报纸上看到那篇被编辑删除了一半的“群众来信”之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深入实地调查，尽快拿出修路方案。

从天桥回来，阿夕已经摆好餐桌，餐桌上摆满了羊肉、鸡肉和腊猪肉。两个片的片长、小组长和群众代表已经到了，都坐在餐桌边热情等候。

这是事前我跟老跛策划好了的，调查组来之前我们曾经在老跛家碰头过，我对片长、小组长和群众代表也进行了培训。老黄和老章已经把老跛家的羊吃完了，我就拿出一千块钱给老跛说：“去买一只阉羊来。”老跛死活不肯接受。我说：“就当我捐给村里修路的款项吧，再说调查组吃不到羊肉怎么给我们修路。”说完后面一句我就感觉有些不自然，老黄和老章不是吃了老跛十二只羊也没修出半截路来吗？当然老黄和老章不可能跟调查组的人相提并论，调查组的人个个都是手里掌握项目的实权人物。

老黄和老章能做什么？他们只会纸上谈兵，空谈误国。那天调查组的人一进桌就被群众的热情感动了，感化了，感染了。他们被群众分割到三个餐桌去，这便于各个击破——这是我和老跛的策略。

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和场景。那天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干群同心，大块吃肉，大杯喝酒，喜气洋洋，其乐融融。过后老跛说：“这是龙骨村解放几十年来最热闹的一天，当年土改分田地时也没有这样热闹过。”

宴席进行到后半场，“表哥”曹主任已经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了，他发话说：“同志们！你们看了天桥之后，都有什么想法？”大伙说：“曹主任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曹主任扭头对“花格子”说：“莫老爷你回去负责写好调查报告，如实向栾县长汇报龙骨村群众行路难的问题。”“花格子”连忙表态遵照。曹主任接着指示：“交通局要立即派技术员下来走线，尽快拿出公路设计方案，发改委要及时上报项目落实项目，尽快组织实施。”曹主任最后下令：“马上拆除天桥，不能再让群众冒险通过天桥了。”老跛一愣，说：“曹主任能不能修通路了再拆桥。曹主任斩钉截铁道：“不行！马上就拆，一天也不能耽搁了。”曹主任指着我说：“拆除天桥，你来督办，市委派来的同志。”

我和老跛在大天桥边上发生激烈的争吵，这是我在龙骨村一年时间跟老跛唯一的一次争吵。十多年了，我一直为那次争吵无法原谅自己。我在龙骨村一年时间里与老跛的关系可以说是相敬如宾，我们相依相靠，团结得就像一个健全的人。

争吵的原因是老跛坚持公路修通了再拆除天桥，老跛反复跟我强调天桥的安全性，他说：“天桥的木头是浸泡过桐油的坚木，坚实且坚韧，比钢还要硬，比铁还要韧，并不是我在文字里所说的已经腐朽。”

老跛说：“文同志，为了修路你可以那样夸张和渲染可以形而上，但现实生活必须尊重事实。”老跛把我拉到不远处的一座庙宇，指着里面一块裹着红布的石头说：“请你相信它，它是全村人包括你永远的保护神，任何一个通过天桥的人都不会有风险。”我跟老跛强调：“我必须履行职责，必须承担我的责任，拆除天桥就是我的职责和我的责任，不拆除天桥我就无法向曹主任交代。”

03

老跛问我：“如果天桥拆除了，项目没批下来，公路修不了，我怎么跟群众交代？”拆桥容易架桥难，老跛说：“我直到现在都弄不明白，祖先们是怎样把那几根木头架到对面悬崖上去，那时候没有吊机，没有起重机，难道是神仙帮助了他们？”

我说：“老跛你可以相信神仙，更要相信政府，政府才是真正的神仙。老跛说：“我不是不相信政府，我是不完全相信政府的某些人。”最后老跛跟我妥协，他说：“天桥不拆，封起来行不行？我保证不让群众通行。”我态度坚决：“不行！必须拆除。”就在我和老跛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扭头一看，老跛的独子阿夕用钢钎撬开了枕着桥木的一块石头。老跛疾奔过去，但为时已晚，架空了的天桥斜着身段，落下了绝壁深涧。老跛哀叹一声：“造孽啊！”

从山崖上下来，老跛一路无语。连续三天老跛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我后来知道天桥是老跛心中真正的“天桥”，和庙宇里那块裹着红布的石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老跛要修路但并不是要拆桥，而且根本不想拆除天桥。老跛认为修路和拆桥是两码事，井水为什么要犯河水？老跛直到去政府开会那天才开口跟我说话，他提议我：“去找鸟叔和鸟哥开个会，商量配合县交通局技术员做好即将开展地走线工作。”

老跛对我说：“利用你的身份教育一下那两个‘鸟仔’，要分清主业和副业，不要一天到晚巴望人死，想着猪头皮。”

我说：“老黄和老章他们都不怕，何况我。”

老跛说：“那两个‘鸟仔’就怕你，因为你是记者。”

我遵照老跛的指示，找到那两个“鸟仔”，我对他们说：“鸟叔鸟哥，天桥拆了。”鸟叔和鸟哥一致拥护拆桥的决策，他们说：“拆得对，拆得英明，拆得正确。”

天桥拆除了，政府就没有退路了，群众也没有退路了，这路就得修起来了。后来事实证明天桥拆除后，不是政府没有退路，也不是群众没有退路，而是我没有退路。

我现场督办拆除天桥后，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处悬崖上，前面是绝壁深涧。老跛从乡府开会回来那天，他的脸像天空一样阴沉。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分析是修路的事被推迟了，因为现在已是年初，所有建设项目早在年前已经层层上报，现在不是上报项目的时候而是项目审批或待批的时候。

我虽然是个跛脚记者，但一些简单的常识我是了解一些的。我想如果这样那就等一等吧，我们可以先发动群众做好修路的前期工作，比如该征地的征地，该砍伐的砍伐，在外面打工的青壮年人要通知回来修路。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不是迎刃而解，也要费一些功夫的。但是老跛带回的消息比我的分析还要糟糕，老跛说：“县里已经给乡里回复，龙骨村公路施工线路长、地质复杂、投入资金巨大，该项目需要有关部门反复论证才能立项。”听老跛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公路泡汤了。

县里所谓的有关部门要对项目论证才能立项，这论证不是通常的论证，是反复地论证。这反复的结果是什么结果，通常就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我说：“老跛啊！我们都拆除天桥了，他们怎能不给修路呢？调查组羊都吃了怎能这样不讲信用呢？”老跛说：“文同志，你太稚嫩了，我是老糊涂了，我们都是脑子短路了的人，我们都以为调查组是来修路的，其实他们是来拆桥的，拆了桥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十多年后我跟曹主任有过一次接触，那时候曹主任已经当上副县长，他私下告诉我：“当时龙骨村公路项目没批下来的原因。原因是栾县长认为曹主任事先没经过他同意就擅自越权拍板修筑龙骨村公路。”栾县长说：“修公路这么大的一件事，不是你曹主任能说了算，就是我栾县长也不可能一人说了算，而是要经过县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的。”

曹主任说：“栾县长那些话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栾县长觉得自己被架空，一怒之下断然否决。”栾县长还责怪曹主任：“处事不稳重，感情用事，群众讲什么就信什么，群众要什么就给什么，哪能这样当干部当领导呢！哪天全县群众都来县政府大院要求村干部领工资你也同意吗？”

老跛对我说：“文同志，这回你该相信我的话了吧，我说过了的，我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不相信政府的某些人。”我流着眼泪对老跛说：“老跛你放心，我就是去请愿去上访去静坐也要给龙骨村修出一条路来。”

老跛说：“你饶了我吧，你一旦去了还不是我陪你，那拘留所我可不想进去，里面尽是人渣。”

我后来当然没有去请愿去上访去静坐，请愿上访静坐那是愣头青们干的傻事，我才不会那样干，那样干也不符合我的身份。我唯一可做的就是拿起笔来，继续写我的文字，重新发挥文字的功能和作用。拿破仑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枪。”艾森豪威尔也说过：“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被迫辞职后他慨叹道：“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或者影响力。

我对这篇《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进行再创作，我根据现有的素材，进行再挖掘再加工，把这篇“群众来信”修改成为一份内参。上次是公开发表，这次是内部报道。上次我投的是市级报纸，这次我要发给省报。上次的“群众来信”让栾县长看到，这次这份内参我要让市长和省长看到。

为了体现文字材料的真实性，我让老跛在稿子的最后一页签上：情况属实，同意发稿。并加盖了龙骨村委会的公章。我把稿子直接寄给省报的一位编辑朋友，这哥们是负责这家省报的内参编辑。

两个星期后“迷彩服”又进村来了，这回他带进来的不是调查组，而是省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和调查组一样，两位记者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去看天桥。老跛告诉他们：“天桥拆除了。”高个子记者惊讶道：“拆了！什么时候拆的？”我回答说：“一个月前县调查组来检查天桥后下令拆的，不允许群众再冒险通行。”

高个子记者问我：“你就是那位叫文丕的作者吗？”我说：“是我。”

高个子记者说：“照这么讲天桥拆除了你才写的内参。”

我说：“天桥虽然拆除了，但桥址还在，通向天桥两头的小路还在，保佑天桥的庙宇还在，你们可以去拍嘛。”一直不停地擦汗的矮个子记者说：“天桥都没了你叫我们拍什么！”

高个子记者带着责怪的口吻道：“天桥都拆除了，你还写什么内参，你这不是搞假报道吗？”

“你……”我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事实上我是无话可说。

“迷彩服”对我说：“文同志，你要是闲不住手，就跟我到乡府去，乡府有没完没了的材料够你写的，不要窝在这里胡思乱想瞎编滥造，害得我跑来一趟又一趟，害得我的一条腿也跟你一样跛了。”说罢一瘸一瘸地迈起步来。我操起拐杖要砸过去，阿夕在身后一把抱住我。

原本我们是要好好地招待电视台记者的，却让我一副拐杖赶出了门。

那天我喝了很多的酒，酒进我的肚子后又变成水，一行行地从眼里鼻子里淌出来，仿佛又重新酿制或者过滤了一遍。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老跛，老跛你告诉我，我让你把天桥拆了，到底是对还是错？”老跛安慰我：“没错！拆桥拆得对，你是为全村人的安全着想，我要是像你一样当工作队员，同样也要负起这个责任，你不要自责，不要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复杂。”

我说：“可是天桥拆了，公路没修起来，我对不起全村人民，我让群众像干部一样走弯路了。”我在哭诉中喊了一声姐啊！我少年时就失去了爹娘，姐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两夜，第三天中午我还迷迷糊糊地躺着，我的上司陈真味主席站在我的床前。见我睁开了眼睛，陈真味主席呵斥道：“你是不是每天都喝成这个样子？你啊！你给我们文联丢尽了脸面，你给我们文艺界丢尽了脸面，你今天就卷起行李跟我回去，不要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惹是生非。”

陈真味主席是专门从市里下来兴师问罪的，有人把我的状告到了他那里，说我下到联系点后写假消息搞假报道，给村里乡里县里的工作造成严重的干扰，表面上看我是在帮忙，实际上是帮倒忙。

我后来知道是栾县长亲自找到陈真味主席反映我的所谓的问题，并暗示陈真味主席只要把我召回来，县里可以给文联赞助十万元。栾县长甚至认为陈真味主席是专门派我来村里卧底的，县里历来对记者或者从事新闻报道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原本软弱无力的我，经过陈真味主席的一番呵斥，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我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两手叉腰指着我的上司陈真味主席：“我是不是每天都喝成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是不是丢人现眼惹是生非不是你说了算，不是那些告黑状的人说了算，而是龙骨村人民说了算，你可以问问村干部，你可以随便去问任何一位村民，他们会给你正确的答案。”

那天我没有跟陈真味主席回去，龙骨村的公路没修出来我是不会回文联的。我不是老黄和老章那样的人，我吃了龙骨人民的鸡肉是要办事的。陈真味主席跟老跛从天桥遗址回来后，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出来递给老跛说：“这是一万元，我把文联办公经费的一半都拿来了。”

陈真味主席说：“你们可以先请交通局技术员来放线设计，先购买钢钎铁锤等筑路工具，待机会来了条件成熟了再施工，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老跛说：“陈主席，你把办公经费都拿来了，文联不就得关门了吗。”

陈真味主席答非所问道：“一万块钱给你们，你们也修不出一公里的路来，但是政府要是一年给我们文联相当于一公里路的经费，我们就可以做许多像路一样能够为子孙后代积阴功的事情。”十多年了，喜剧作家陈真味先生的这句话始终让我回味无穷。

04

那天我哭诉时喊出一声姐后，突然想起我另外的一个亲人——我的姐夫，我从已经模糊了的姐夫的身影看到了龙骨村公路清晰的轮廓。我的姐夫准确的称谓是前姐夫，他已经和我的姐姐离婚多年。不过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是我的姐夫，就像小时候关爱我的人很多，如今我只记住吃饭时给我夹肉的人。

我姐夫是一家经营民用爆破物品公司的老总，专门卖炸药、雷管和导火线的。我摊开稿纸，我把“读者来信”和那份内参的内容综合起来，结合实际，展开想象，给我的姐夫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实际上也是一篇报道，只不过只发给我姐夫一个人看。我在信上请求姐夫利用职权或者协调他手下的几个分公司给龙骨村捐赠一批修路的爆破物品。我恳求姐夫，哪怕给我一包炸药一枚雷管一截导火线也好，哪怕只炸响一炮也行。

这炮一响，那是相当于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啊！我的意图很明确，我们就是要做出姿态来让上级看看，我们都自己动工了，难道你们就不应该扶持？难道你们能见死不救吗？在等待我姐夫消息的日子里，我安排鸟叔和鸟哥去请交通局的人来放线。

鸟哥说：“不用请人。”他和鸟叔在脱贫攻坚战大会战开始时就接受了专业的培训，隔壁龙头村那两条路就是他们去设计的。他们决定暂停法事活动，负起村干部的责任，从明天起开始走线。

老跛的独子阿夕则带人到县里购买钢钎铁锤等工具，顺便通知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参加修路。老跛心有余悸地问我：“文同志，这回应该有把握吧？”我告诉老跛：“我姐夫是民营企业老板，不是政府的人，你一百个相信。”我还告诉老跛：“姐夫欠我人情，这个人情他是要还的。”这个人情就是当年姐夫跟我姐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大义灭亲挺身而出，我劝我姐夫忍痛不如解脱，并建议我姐夫另找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听话的姐姐算了。

这个建议提出来后，我被姐夫圈子里的朋友称为天底下最开明的舅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获得的荣誉称号。

后来我姐夫用毛笔在我的这封信上写了一行字：文丕舅舅求援书。有点像当年毛主席在彭德怀信上写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一样，并寄给我的姐姐。十多年了，我仍不明白姐夫此举是暗示他还了人情还是旧情未了。

我没有经历感情，我以为感情这东西就像炸药的威力一样，炸完就完了。

我姐夫进村来的那天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凡是外面的人进到村里来，都是有人带路或者有向导。领导来的向导是那个“迷彩服”，其他人就由村干部带路。我姐夫那天是自己一个人寻路进来的，他像领导干部一样走了许多弯路才进到村里。我姐夫接连喝了两碗开水后说：“我给你运炸药来了。”

我姐夫运来一车炸药，半车雷管和导火线，停在乡府大院里，由两个押运员看管。姐夫交代我：“安排群众抓紧把物品运进来，落实仓库藏好管好（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是不允许将爆破物品运到村里储藏的）。”我说：“姐夫呀姐夫，你真是龙骨百姓的白求恩、山区人民的陈纳德啊！白求恩我姐夫知道，但不知道陈纳德。”我姐夫问：“陈纳德是谁？”我说：“陈纳德就是抗战时期开飞机运炸药去炸鬼子的飞虎队队长，是中国战区人民的姐夫。”

姐夫给老跛和他的独仔阿夕颁发了爆破证。老跛一生只有两张证件，一张是身份证，一张是爆破证。老跛要杀一只鸡招待我姐夫，我姐夫拒绝了。姐夫对老跛说了一句直到今天仍有教育意义的话说：“我历来都是自己买饭自己吃，自己买床自己睡，自己买路自己走。”姐夫从背来的编织袋里拿出几包牛肉羊肉和猪肉，交代老跛把村干村民小组长都请来，一是慰劳基层干部，二是感谢村里人对他舅舅的关照。

老跛惊愕半天说：“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干部。”姐夫说：“我不是干部，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姐夫走后不久，老跛在山坳口上放了一炮，这炮一响，标志着龙骨村公路正式开工了。公路从村部修起，目的地是乡府所在地清水街。

我和老跛商定，发动全村群众，采取“人海战术”，用两年时间把全长十一点六公里的村级公路拿下来。根据安排，我驻村的时间是一年，我决定自己延长自己一年驻村时间，等公路修通了才回单位，我要对得起自己许下的诺言和龙骨人民的鸡肉。

在外面打工的青壮男人纷纷回来，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村里有三位 “活愚公”已七十多岁，也扛着钢钎铁锤上工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挖山不止造梯地而闻名全县。凭着当年他们造梯地的经验，三位“活愚公”成了公路施工技术员。三位“活愚公”认为修公路跟造梯地是一样的，主要把路基砌踏实了路就稳固了，把水沟开通畅了路就牢固了。我每天拄着拐杖也到工地去，看到群众打飞锤钻炮眼就有点手痒，我当年读小学五年级下农村参加造田造地时练过飞锤。

见我跃跃欲试的样子，老跛说：“得了吧，你的手细得像鸡爪，还是写你的报道吧。”实际上老跛不提醒我，我也会写它一篇消息报道的，因为这是我的老本行。我热爱新闻事业，如果我不出车祸我目前还在报社写我的新闻报道。我虽然调到了文联，我的记者证虽然上缴了，但我还是乐意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十多年后我从央视和《南方周末》上看到反映某地贫困现状的报道，我心里面就想，这些活儿我在十多年前就干过了。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思考，我写出了一篇文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公路》，如实地反映龙骨人民在上级没有项目安排的情况下，不等不靠不依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全民参与修公路。

一杆杆红旗扛进村来，每杆旗子都写了文字，有“青年突击队”“党员先锋队”“巾帼筑路队”等等。红旗后面是一些乡府和县直机关的干部，他们把红旗扎在乱石堆上，然后和群众一起搬石块撬石头。那段时间，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壮志凌云。后面又来了一支“绿帽队”，每个人的头上都戴一顶绿帽子，不论男女老少，帽子上一律写着“青年志愿者”。我在前来参加劳动的人群中见到了调查组那几个人，他们是交通局、发改委和扶贫办的人。那些肩扛摄像机、手拿照相机的记者，始终围着他们不停地拍录。我直到今天才弄明白，那是要镜头。

“要镜头”这个词，不是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有，而是十多年前就有了。

我后来还听说，那些镜头除了反映那些部门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积极组织群众修筑公路以外，还要作为上报项目材料的佐证资料，争取上级拨给项目经费。我姐夫曾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援助某个村修了一条屯级公路后，先后有三个部门去给公路拍照，证明那条公路是他们负责修建的，最后那三个部门都得到了上级拨给修路经费。

不过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交通局、发改委和扶贫办后来是否得到上级拨给经费。我直到今天也弄不明白，我们的干部的脸皮居然可以厚到这种程度或者说可以这样死皮赖脸。我当时只是纳闷，你们不是说龙骨村公路线路长、地质复杂、投入资金巨大，公路项目需要有关部门反复论证才能立项吗？为何现在不需要论证了？难道群众已经为政府论证了吗！

我当时如果知道可以这样要镜头，我一定写信给我的上司陈真味主席，请他无论如何要下来一趟，把我们文联那面“文艺志愿者”鲜红的旗子也扛下来，也扎在乱石堆上，让它迎风招展，高高飘扬，然后把各个协会的文艺家也组织下来，也撬它几块石头搬它几块石头，拍它几张照片上它几组镜头，因为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修筑这条公路的单位是市文联，文联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还有老黄和老章更应该下来，他们吃了龙骨人民两头肥猪十二只山羊三百一十七只土鸡六百三十四斤米酒，睡了两个留守妇女，他们一块石头也没撬过，一张报纸一个镜头都没上过。

十多年后老黄和老章跟我谈起这么一段经历的时候，无不感激我弥补了他们两人的缺憾，给足了文联的面子。遗憾的是，这段经历我后来没有留下一纸文字一页记录。我坐在工地树荫之下独自观察和思考。写新闻报道和写文学作品一样，也是要观察和思考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我懒得去跟那些要镜头的人打招呼，我有些鄙视他们，十多年前我就已经看不惯这种作秀或者做派。

老跛却忙得团团转，他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拿着香烟，不停地给要镜头的人端水递烟。老挝宽阔的政治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值得我学习。

热闹的场面像一阵风一样过去，工地上最后只剩下龙骨村的群众。命运注定他们一辈子不能作秀，他们手里的钢钎铁锤是实实在在的工具而不是道具。全长十一点六公里长的村级公路，需要他们从山崖上一锹一锹地凿出来，一锤一锤地砸出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自带干粮来到工地，干到天黑才各自回各自的家。他们一天唯一的休息时间，是放炮时到岩洞里躲避的那一阵子。硝烟尚未散去，他们又冒出来了。他们就像阵地上的勇士，刚刚遭受敌人一阵猛烈的炮击，弹片还在飞舞，他们已经从掩体里冲出来了。老黄不是爱拍电影吗，这样的镜头恐怕他连想都想不出来。

修路很苦很累，但没有一个群众有一句怨言。有人手脚被划破了被砸伤了，就撒一泡热尿消消毒，再用烟丝把伤口堵上。农民兄弟的生命力就是这样强大。他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志存高远，他们纷纷向我表示：“公路全线贯通后，各个自然屯还要继续修路，一直把路延伸到他们的家门口。”十多年了，龙州人民的硬骨头精神始终感动着我。青年人一面打飞锤，一面跟我了解摩托车的品牌。

有几个穿牛仔裤的青年对摩托车不屑一顾，他们说：“买车就买轿车，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轿车是‘铁包肉’。”我听不懂这些俗语，但我明白话语里包含着安全的成分。我以自身遭遇过车祸的经历，以血的教训，提醒龙骨村的热血青年，买轿车千万不要买日本人的车，要买就买德国人的车。因为德国车的零部件耐磨抗摔，就像农民的手脚等器官一样结实经打，而且维修性价比低。

05

我承认我当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当然现在我的头脑也很简单。别人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是头脑简单还跛了脚。当初我给我的姐夫写求援书的时候，应该把公路的里程告诉他（当然当时还没测量出来），还应把需要的爆破物品数量也讲清楚（当然当时我也不知道修一公里的山区公路需要多少炸药）。

我当时只是恳求姐夫支援一点，哪怕只炸响一炮也行。我太客气了，提的要求太低了，考虑的问题太简单了，没有大局意识，没有全局观念，这就导致公路建设项目带有冲动性、盲目性和不可预见性。

公路推进到两公里的时候全线停工了，那时候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公路停工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爆破物品没有了。当我们把两公里的路基路面砌出来后，仓库里只剩下两百枚雷管、大约三十米导火线和一卷炸药。我们放了最后一炮后，工地上就没有硝烟了。原先我以为姐夫运来那车炸药足以把公路修通，我后来才知道姐夫运来那车炸药只有四吨。

山区公路和平原公路的施工截然不同，山区公路需要劈山筑路，需要炸石填方。那时候还没有挖掘机、勾机、钻机这类大机械（就是有也租用不起），全靠钢钎一眼一眼地钻。岩石是石灰岩，石质坚硬，韧性十足。炸开一炮，就那么几块石头，修一公里的路最少耗费炸药两吨。从这个角度去讲，当时县里有关部门强调反复论证也不是没有道理，最起码我得把上述基本情况弄个明白。

按照一公里的路需要炸药两吨这个最低标准计算，龙骨村这条十一点六公里的公路，至少需要炸药二十三吨。姐夫运来那车炸药，我们只能修两公里的路。果然我们修出两公里路后就不得不停工了。后面九公里的里程，最少还需要炸药十八吨。按一吨七千元（时价）计算，需要人民币十三万元，还不包括运费在内。

这么一算我的头就大了，十三万元对于市直机关某些部门来说，不算什么数目，但对我们文联来说那是七年办公经费的总和。如果把这笔钱分摊到龙骨村群众的身上，每个人口就是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在今天不是一个数目，但在当时对群众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

当时龙骨村群众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三百七十二元，不是现在统计部门编制的那些连童话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数据。当时龙骨村的情形是不通路、不通电，一年有四个月严重缺水。向群众摊派绝对不行，要是能行老黄和老章早就摊派了，早就把路修出来了。再向单位求援也不可能，陈真味主席已经把办公经费的一半送来了。

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再给姐夫写一封求援书。我首先代表龙骨村六千多人民群众对姐夫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向姐夫报告我们已经修出两公里的公路，目前爆破物品已经告罄，特派爆破员阿夕带一万元去购买炸药，热忱地希望姐夫按优惠价卖给一万块钱爆破物品。如果情况允许，请求姐夫再支援一车炸药，龙骨人民永远像感激白求恩、陈纳德一样感激你我敬爱的姐夫。

阿夕要动身去买炸药的头天晚上，老跛家里来了几个人，除了村干部鸟叔和鸟哥外，还来了一位叫陈水贵的“活愚公”。这是公路停工后我们召开的一次村委扩大会议。一万块钱虽然是陈真味主席留下的办公费，但既然给了村里那就是村里的钱了，动用这笔钱得在村委班子会上通过。那晚老跛的独仔阿夕捕得两只果子狸，果子狸没听到炮声以后就出来活动，结果让阿夕逮住了。阿夕把果子狸装到一只铁笼里，准备明天去买炸药时作为礼物送给我姐夫。铁笼里的果子狸不停地发出哀鸣，如果不是为了炸药我绝对叫阿夕把它们放了。

我说出购买炸药的想法后，老伯就用一只残缺不全的算盘计算一万块钱能买多少炸药，“活愚公”陈水贵掰着手指先算出来了，他说：“就是能买到两吨，再加上姐夫同志支援一车，也就是六吨炸药，六吨炸药我们也只能修三公里的路。”“活愚公”陈水贵建议：“我们不如用这一万元买十几吨硝铵（硝铵时价五百元一吨），再买一些柴油，然后发动群众筹集木屑，我们自己加工炸药，再买些雷管和导火线，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公路所需的爆破物品了。”“活愚公”陈水贵说：“当年我们造梯地，上级哪有爆破物品给我们，我们都是自己加工的，连导火线也都是自己加工的，县里为此还表彰了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向全县推广。

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我激动得连忙给“活愚公”陈水贵敬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刚吸一口就咳得流出眼泪，却是欣喜的泪。

阿夕不去找我姐夫了，他带一帮青年到清水街去买硝铵。硝铵乡供销社有库存，柴油也有，都不用到县里去买，这就省了运输费用。原先我担心木屑奇缺，没想到一发动群众就一担担地挑来了。三位“活愚公”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搭起棚子，埋了三只平常酿酒的大铁锅，开始加工炸药。

三位“活愚公”把硝铵和木屑倒进铁锅里，再拌上柴油，操起锅铲均匀地翻炒。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又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我知道：“这样加工炸药，如果技术掌握不好就会爆炸的。”我听过一些地方私下加工炸药引起爆炸的案例。三位“活愚公”娴熟地操着锅铲，一面翻炒原料一面安慰我：“说有危险也有危险，说没有危险也没什么危险，关键是火候要掌握好，火候掌握好了，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

陈水贵说：“当然啦，人世间危险无处不在，就是跟老婆睡觉也是充满了危险，你突然一个梗死就死在肉上。”听陈水贵这么一说，我又提心吊胆起来，那些日子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第一批炸药加工出来后，老跛迫不及待地拿到工地放它一炮。我们集中到对面的山腰去观看实验，我当时的心情就像多年后我看神舟飞船发射时一样。老跛点燃炮眼的导火线后，一瘸一瘸地从容离开。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清晰地看到导火线冒出的青烟，我们等了蛮久没有听到爆炸，以为实验失败了。

大伙捂住耳朵的手刚一松开，轰的一声响了，瞬间山摇地动，硝烟弥漫。“活愚公”陈水贵扯着我说：“你闻一闻味道，是不是跟你姐夫的炸药一个味道？”炸响我们自己加工的炸药的那天晚上，按捺不住兴奋的我连夜写了一篇文字《自制炸药修公路》。文中我以生动的笔墨，入木三分地刻画龙骨人民的聪慧果敢和自强不息。我甚至还炫耀他们自己加工的炸药，比国家制造的炸药更具威力。如果说先前我写的《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公路》没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么这篇《自制炸药修公路》我是有一些想法了，我除了真实反映龙骨人民勤劳勇敢以外，还想唤起人们对龙骨人民的同情，从而获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因为群众自己加工爆破物品毕竟不是一件稳妥的事情。这不是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有这种意识，而是当时我就有这种意识了。

村里来了十几个穿制服的公安干警，开始我以为公安干警也是来要镜头的就没理睬他们。当我看到他们的手枪凛然地挎在肩上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感觉不对劲了，这些公安不是来要镜头的，他们是来抓人的。那个年代的公安平常佩戴手枪，都是掩蔽在腰带上，最多露出一截枪管，不很张扬地提示你我有家伙。当他们像挎包一样挎起枪来，那就说明他们是在执行任务，而一旦把枪握在手里，那是表明准备战斗了。我立即分析情况，我认为一定是村里哪个青年在外面干了抢劫杀人的勾当，让广东公安追到村里来了。

我听老跛讲过这样一件事：村里一个青年仔携带女友去东莞打工，女友见钱眼开跟了工厂老板，气红了眼的青年仔一刀杀了女友，头晚他刚逃回村里，次日广东公安就追上门来了。公安干警一上到工地，就叫所有的人停止干活，全部来到村小学操场集中，说是要了解情况。操场上陆陆续续挤满了群众，十几个公安在四周警戒。

一个看似领队的公安厅跳到乒乓球桌上，开口就问：“哪个是负责制造炸药的，请自觉站出来！”我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原来是我把公安引来了，我写的那篇《自制炸药修公路》的报道把公安引来了。同时我也是在那一瞬间反应过来，自制炸药是犯法的。我这个跛脚记者摊上大事了，我的报道《自制炸药修公路》惹出麻烦了。

我的报道不但没有唤起人们对龙骨人民的同情，反而把公安引来了。公安来了是要抓人的，抓了人了炸药还能加工吗？炸药不能加工了，公路还能修吗？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都为那篇《自制炸药修公路》的狗屁报道后悔不迭。我当时也真是的，我什么报道不能写呀？我为什么偏偏要写那样一篇狗屁报道呢？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只能做不能讲更不能写，有些事情可以讲可以写但不能做。这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我怎么就不开窍呢？十多年了我一直后悔，当时如果我不写那篇狗屁报道，后面就不会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了。

06

我从人群中站出来，支着拐杖对乒乓球桌上的公安干警说：“我是市委派来的工作队员，炸药是我组织加工制造的，资金是我单位提供的……”还没说完，老跛已抢到我前面，他说：“公安同志，这事跟文同志无关，这事是我具体组织的，我是龙骨村的主任。”两位公安刚掏出手铐，三位“活愚公”从工棚里冲出来。

陈水贵手里操着一把锅铲，他说：“放了他们，炸药是我们三个老家伙炒的，我带你们去看现场。”公安干警一进工棚，就把铁锅里半成品的炸药铲起来，装到化肥袋里去。老跛冲上前去，一把抢过化肥袋。他说：“你们可以抓我去坐牢，但炸药你们不能拿走，我们还要修路。”

“活愚公”陈水贵说：“公安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们搞炸药不是炸人，是炸石头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守在这里监督我们嘛。”领队的公安说：“你们真是法盲，私制炸药是犯法的。”

陈水贵说：“我过去就是制造炸药的，还当过劳动模范。”

领队的公安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自制炸药你是模范，战争年代你自制炸药可能还是战斗英雄，现在你自制炸药就是犯罪嫌疑人。”

老跛还抓着那只装了半成品炸药的化肥袋不放，他说：“你们不给我们炸药修公路，我们自己加工炸药修公路你们又不给，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领队的公安先是一惊，然后咔嚓一声就给老跛扣上手铐。一名公安干警准备给我上铐时征询旁边的同事说：“残疾人是不是不用铐？”我说：“我不是残疾人，你给我铐上吧。”公安干警抬着三只装了“证据”的化肥袋，把我和老跛带出村子。在被公安干警带走的路上，我突然想起那座天桥。我想如果天桥还在那该多好啊！我和老跛就把公安干警引到天桥去。

我想公安干警通过那样一座险象环生的天桥后，绝对会对我们自制炸药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说不定到天桥那里就放我们回来了。可是，天桥已被我督办拆除。十多年了我一直为拆除天桥而自责。

从拘留所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刚进拘留所时人们腰带上还别着BP机，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发现很多人手上都拿了大哥大。实际上我和老伴在拘留所待的时间不长，我们只待十五天就被释放了。

我知道这已是最轻地处理了，要是严肃追究起来，就是不判刑起码也要劳教。要是放到今天来，我和老跛至少得蹲五年以上的牢房。在这里我要说一声：“感谢政府！”

我的一个在县里搞建筑的友仔到拘留所迎接我和老跛，他在我面前很神气地用大哥大打了一通电话，把我和老跛带到“小角楼酒店”。我说：“不就是吃一顿饭嘛，有必要这样大呼小叫吗？”友仔说：“等下你就知道了。”

才坐下不久就有三个女孩进来，包厢里散发着刺鼻与诱人的香水气味。友仔指着其中一个高挑的女孩说：“除了这位以外，其他两个任由你们挑选。”我对友仔说：“今天我和老跛只想吃肉，我们已半个月没闻到肉味了。”

友仔说：“我知道，刚从里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愿望，生肉熟肉都想吃个够。”

我说：“老跛你先选吧，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老跛说：“你先选，你是市委派来的同志，关键时刻是要讲级别的。”三个女孩分别挨着我们坐了，我说：“有这样吃饭的吗？”友仔说：“现在都流行这样吃了。我是落伍了，我的拐杖无法助推我赶上时代的步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陪”之一——陪吃。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在酒楼里吃饭都是这样吃的，一个客人由一个女孩侍候。如果你请的是一桌饭，最后就会变成两桌饭。看到这种场面我就想起我的上司陈真味主席来，我是一个有好事就会想起领导的人。我不知道陈真味主席享受过“三陪”没有，我只知道在文联这样一个单位，陈真味主席不但犯经济问题难，犯作风问题也难。在这样一种单位，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好人，我们想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才吃了几口菜，友仔迫不及待地带他的“女友”进到包厢里的另一间房去。友仔说：“我先示范，言传身教，待会儿你们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

我瞥了老跛一眼，老跛正从容不迫地啃一只“女友”夹给他的鸡腿。我心里踏实了，说明老跛已欣然接受我的报答。我出拘留所打友仔的寻呼机，要他安排这一餐饭，目的就是要报答老跛。没想到友仔还安排了“三陪”，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十多年了，我一直认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讲，老跛都是因为我才进拘留所的。进到拘留所后老跛时时刻刻保护我，有一个家伙企图打我的“飞机”，老跛就说：“他是手枪，飞鸟都打不到，要打就打我的高射炮。”老跛当即褪下裤子，展现一根超乎寻常的阳具，立刻震住所有的监犯。我承认我驻村以后，我和老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们本来就是难友，后来是狱友，最后变成战友、真正的战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年代流行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战友就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我和老跛没有一起扛过枪，但我们一起嫖过娼。虽然那天我和老跛都没进到那一间房去，但是我们去了“小角楼酒店”，就等于或者相当于去那里嫖娼了，你一千张嘴都解释不清楚的。

友仔用他的陆地巡洋舰把我和老跛送到清水街，然后我和老跛一瘸一瘸地走回龙骨村。在天桥遗址边上，我呆坐许久，直到老伯拉起我，我才跟他沿着山崖边的小路继续进村去。回到村里，人们早已等候在老跛家里，似乎他们已料到我们那天会回来。那晚在老跛家里，我们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还炒不炒炸药？“活愚公”陈水贵首先向我和老跛表示慰问说：“你们受苦了，然后表示歉意，说本来是他们三个老家伙去坐牢的，没想到公安同志嫌他们老了。”

陈水贵说：“没想到坐牢和提拔一样，都有年龄规定，年纪大了提拔不上去，年纪大了只要不是巨贪和命案，这牢狱之灾都可以免了。”陈水贵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他说：“他快八十了，这辈子只有两处地方没造访，一处是人间地狱，一处是阴间天堂，阴间天堂很快就要奔赴了，唯独人间地狱没有机会造访和考察，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憾事，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希望我和老跛禅让一下。”

话题转到会议议题上，陈水贵建议：“我们继续炒炸药吧，反正公安不可能天天来监督我们，就是来监督我们，也有办法应对，我们每天派人到山坳上去放哨，发现可疑的人进村来就报信，过去电影里的人都是这样干。”

鸟叔接话说：“乜鸡屯有个鸳鸯洞……”鸟叔忽然打住，瞄了老跛一眼，老跛就是在那个鸳鸯洞与寡妇幽会时中了她的两个儿子的埋伏。见到老跛没什么不良反应，鸟叔继续说下去，他说：“那个鸳鸯洞既宽敞又干燥，而且隐蔽，在里面炒炸药绝对安全。”鸟叔说：“过去八路军游击队就是在这样隐蔽的山洞里造枪造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鸟哥却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最隐蔽的地方不是密洞，而是人的嘴。全村六千多张嘴，谁能保证每一张嘴都像死鸡嘴巴紧闭，密不透风。”

鸟哥一说完，陈水贵就质问他：“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路还修不修？没有炸药，我们拿什么来修！”说心里话，我当时的态度倾向于继续炒炸药这个观点，而且我愿意像过去的儿童团员一样每天到山坳上去放哨。鸡叫第三遍了，会议还没讨论出结果，据说这是龙骨村有史以来开得最长的一次会议，就像现在我们的很多会议一样。大伙哈欠连天时老跛终于说话，他说：“炸药不炒了，起码不能马上就炒。”老跛最后补充一句：“小偷上门也不能接连上。”

后来事实证明老跛的决策是正确的。

老跛是有卓识远见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的。我后来知道自从报纸登出我的那篇报道，县里对农户群众自己加工生产炸药的行为高度重视，明确要求把这种行为处理在萌芽状态。我和老伴被关进拘留所期间及释放以后，有关人员会同公安干警先后几次突袭龙骨村，他们都是半夜来的，看看村里是否继续加工炸药。有关部门还指示县乡供销社，禁止销售硝铵给龙骨村群众。用今天国际通用的话说，就是制裁了，就像制裁嚷着要搞核武器的朝鲜一样。鸟叔没有目标或者对象地问了一句：“公路暂时不修了，那返乡的打工青年是不是让他们回去？”

想到修路半途而废，我心里有些不甘。

我拄着拐杖站起来，我说：“我有个建议大家是不是考虑一下。我说这些话可能不好听，但我还是要说一说，以往大伙外出打工，都是为自己为家庭打工，我们这次能不能集体组织出去，集体为村里为公路打一次工，赚得的钱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个人，一部分给公路买爆破物品。”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摊派行为。没想到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老跛的独子阿夕第一个表示赞同，阿夕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说清楚他的一个兄弟在省城城郊有一个林场，前几天正联系他找人去砍树，一人一天可以拿到一百元。阿夕虽然口头表达有些困难，却长得结实强壮，要不是左脸眉骨上有一处明显的刀痕，简直就是一个帅哥了。

当然也有女孩倾心于那种刀痕，那是担当和奋不顾身的象征。阿夕比我小十岁这样，他原先在东莞给一个老板当保镖，老伯让那寡妇的两个儿子打伤了腿之后他就从东莞回来了。会议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全村青年集体到林场砍树，先派阿夕到林场打前站，众人随后进场。

我是阿夕出门的那天临时决定跟他到省城去的，那天我突然感觉右腿离开拐杖之后无法站稳，我决定到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我的同学看看，是不是小腿上的钢片移位了。我车祸后第二次手术是省医科大附属医院的同学做的，这位同学是我的高中同学，当时既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又是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就这样我跟阿夕同路去了省城。阿夕提着那只铁笼，铁笼里的两只果子狸还活着，尽管它们不吃不喝绝食抗议快一个月了。

在山坳口，阿夕打开铁笼，放了那两只果子狸。那天公安干警把我和老跛带到拘留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和老跛就是铁笼里的果子狸。我后来知道这两只果子狸是阿夕专门为我捉的，他以为干部都爱吃野味，但他不知道我不是干部，也不爱吃果子狸的肉。

阿夕以前也为老黄和老章捉过果子狸，由于数据不是很准确而且涉及国家保护动物甚至触犯了刑律，所以我在前面就没有把果子狸也统计到老黄和老章在龙骨村所吃过的肉类之内。我和阿夕在省城汽车总站分手，然后阿夕去城郊林场，我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哪想到我和阿夕这么一别，竟是生死永诀。

那天我刚躺到手术台上，准备接受同学的治疗，我的小腿旧伤复发了。我的寻呼机突然鸣叫起来，已戴上口罩和手套的同学极不情愿地拿来我的寻呼机，我说：“还麻烦拿你的大哥大来。”电话里我听出是鸟哥的声音，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阿夕出车祸了，他们现在城郊的滨江医院。”我从手术台上跳下来，单腿跳跃去穿裤子。我对同学说：“我驻村的一个农民兄弟在省城出车祸了，我得马上过去看看。”

同学亲自开车送我到城郊那个滨江医院。在那里我见到了鸟哥和两个村民。一个和阿夕年龄相仿的小个子青年介绍车祸经过：前天傍晚小个子青年和阿夕坐摩托车从林场回城郊的租屋，摩托车由阿夕开着，小个子青年坐在后面。阿夕在避让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时，摩托车撞到邕江大桥护栏上，小个子青年当场被摔得头破血流，阿夕却毫发无损。小个子青年说：“阿夕继续开摩托车送他到滨江医院后突然倒地不起，医院经过一番抢救后，宣布阿夕不治身亡。”小个子青年分析说：“阿夕受的应该是内伤。”

我问：“阿夕他人现在哪里。”小个子青年说：“医院不给我们看，说要交三万元医疗费后才能拿尸体去火化。”鸟哥说：“昨天我们筹了一天只筹得一万元，刚才我去交了，他们不要，说交够三万元才给人。”我说：“走，我们去找院长理论。”才走几步，几个穿制服的保安提着警棍气势汹汹地奔过来。

同学在身后喝住我：“回来！”一把将我扯上车子，又招呼鸟哥他们也上了车。在车上，同学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硬拼不是办法。”同学劝鸟哥他们先返乡，后事由他想办法帮助解决。

两天后在同学的家里，他问：“我阿夕身上有什么明显特征。”我告诉他阿夕的身高体型，说：“阿夕左脸眉骨上有一处明显的刀痕。”

晚上同学回来，告诉我一件至今都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滨江医院把阿夕的尸体卖给医科大做人体标本了。”同学说：“可能还卖了肝脏肾脏等器官，但我没有证据，我只发现了他的尸体，缝了针线的尸体。”同学见我的眼睛鼓得像两只弹珠之后就说：“病人的遗体如果其家属不来处理，医院自然有他们的处理办法。”我说：“家属不是来处理了吗？我们不是送医药费来了吗？”同学说：“可是你们没有交够钱。”我说：“交不够钱就可以随便卖他尸体吗？屠宰场处理瘟猪都还向农户通报呢，你们医院怎么连个屠宰场都不如。”

同学说：“我又不是那家医院的，你跟我发脾气有什么用。”

我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阿夕我是一定要带回去的，我就是去抢也要把他抢出来。”

同学说：“你抢？你连影子都见不到。劝你还是尽早把手术做了。”

我说：“这个阿夕弄不出来，我这条腿就不治了。”我哀求同学道：“我应该怎么办？”

同学说：“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

同学脱下身上白大褂，抖抖两下挂到墙上，提示道：“你不是干记者的吗？”

我垂头丧气道：“我现在不干了，我调到文联来了。”

同学又提示道：“你不干记者了，可你的记者朋友呢？”

我一听，茅塞顿开。当天晚上，我的一位在省城《南城晚报》当记者的朋友，穿上同学的白大褂，顺利进入医科大解剖室。次日，《南城晚报》二版头条登出一篇报道——《医费付不起，尸体被卖掉》。

过后我想，当时我的同学做出那样的举措需要多大的胆量啊！他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押在一具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农民群众的尸体上了。要知道一旦事情泄漏，他在医科大附院可就待不下去了。当然我这位同学现在已经当上医科大附院的院长，不用担心或者考虑被别人处理，他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别人。

07

我没想到阿夕背我出村去，最后我背他回村来。那天我和阿夕在山坳口放走那两只果子狸后，我的右脚再也迈不开了，阿夕一蹲就把我背到他厚实的背上，一路把我背到乡府所在地清水街。阿夕背我时我是一个活人，我背阿夕时他是一袋粉末。那篇《医费付不起，尸体被卖掉》的报道登出来后第七天，滨江医院一名代表通过《南城晚报》的记者朋友找到我，愿意跟我谈判妥善解决这件事。

那时我已临时从附属医院转移到一家名叫南园的私人宾馆，目的是避免医科大附院的同学受到牵连。我明白滨江医院跟我谈判是因为那篇报道里的一句话：死者家属表示，如果死者遗体得不到妥善处理，他们将诉诸法律，与院方对簿公堂。显然院方不想打官司，他们想私下协商解决。

在南园宾馆，我作为阿夕家属代表跟滨江医院代表进行了谈判。《南城晚报》的记者朋友作为中间人，参与整个谈判和阿夕后事处理的全过程。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感念《南城晚报》这位叫莫晓成的记者朋友，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十多年了，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友好往来。谈判结果，滨江医院负责阿夕遗体火化，并赔付转卖阿夕遗体的全部所得。拿到阿夕骨灰后，我迫不及待地坐上返回龙骨的班车。

我背着一只装有阿夕骨灰的布袋，一瘸一瘸地走在羊肠小道上。我一路走一路跟阿夕说话，一路向他检讨。我说：“阿夕，是我害死了你，你才二十二岁，你还没谈恋爱，你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你白白地做了二十二年男人，这辈子我欠你一条命，欠你老爸一笔我这辈子无法偿还的债。”我说：“阿夕，如果我不来龙骨我就不知道天桥，不知道天桥我就不会写那篇《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不写那篇《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上面就不会下令拆除天桥，天桥不拆除我就不会写信跟我姐夫求援，我姐夫不支援炸药我们就不会修路，不修路我们就不会自制炸药，不自制炸药我就不会写那篇狗屁的《自制炸药修公路》，不写那篇狗屁的《自制炸药修公路》公安同志就不会来没收我们的炸药，公安同志不没收炸药我们就可以继续修路，继续修路你就不用到林场去联系砍树，不到林场去联系砍树你就不会出车祸，不出车祸你就像我一样活着，顶多像我一样跛了一条腿。”

我说：“阿夕，你骂我吧，你咒我吧，你把我的魂魄也收去吧，我与其这样愧疚地活着，不如痛快地死去。”天黑时我倒在老跛家的门前，我用最后一丝力气对老跛说：“我把阿夕背回来了。”

老跛连续三天三夜守在我的床前，见我终于清醒过来，老跛惊喜万分。老跛说：“文同志，你总算醒过来了，要是你还昏迷不醒，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该怎么跟陈主席交代？该怎么跟市委交代？”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我语不成声道：“老跛啊！这不是你要说的话，而是我要说的话，现在阿夕没有了，我该怎么跟你交代呢？”我的眼泪一直流个不停，老伯用毛巾为我擦了一遍又一遍。

老跛说：“文同志，我晓得你对阿夕好对阿夕亲，但人死了不能复活，你不要过于伤心。”老跛说：“毛主席讲过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的宝贝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了，开国大将徐海东家族牺牲了七十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两千零五十个，相当于我们龙骨村一个片的人数啊！”老跛说：“文同志，我晓得如果没有你，阿夕是弄不回来的，你肯定费了很多周折花了很多的钱，我没有钱还给你，但我会永远铭记你的大恩大德。”

我从裤袋里掏出一本存折递给老跛：“这是医院赔给你的，上面有五万块钱（滨江医院扣除阿夕抢救费后的余额）。”老跛愣住了，他说：“阿夕不是欠医院的医疗费吗？怎么还会给我们钱？给这么多钱。”我把滨江医院卖阿夕尸体给医科大做标本的事以及整个事件处理的经过一一地向老跛做了通报。我说：“老跛，医院欠你的偿还给你了，我欠你的我一辈子也还不了。”我从床上滑到床下来，扑通一声给老跛跪下，老跛一把扶住我：“文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难道你要我也给你跪下吗？我也想给你跪下，就怕我这把年纪给你跪下会折你的寿，就怕你受不起！”

我决定回单位疗养一段时间，我无法无天一开门就看见阿夕的那座坟茔，看见一个活泼的生命戛然而止。我不忍心看见那条逐渐延伸到山坳口的公路，忽然停滞不前。再说我又没有老黄和老章的艺术专长，我不会编剧不会画画，我除了会写“豆腐块”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因而我待在村里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老跛把我送出村去，老跛安慰我：“你放心疗养吧，把腿伤彻底治好，不要像我一样留下后遗症，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龙骨村民随时欢迎你回来，如果你不想回来了就捎句话来，我把你的行李给你挑回去，你的考勤我保证给你填满勤，我给你写最好的鉴定，我是不像你会写，我请村小学谭老师给你写，谭老师也在报纸上登过几篇文章，当然无法跟你相比。”

老跛继续说：“抓紧时间谈谈恋爱，你都三十好几了，也该有个女人照料你。”说到恋爱，我又想起阿夕，阿夕还没恋爱就没了，禁不住眼泪又流了下来。老跛见我伤心不已，以为触到我的旧痛就连忙安慰道：“不谈就不谈吧，一个男人没有女人还不照样活着，那天你朋友安排的女孩那么水灵，我见你瞅都没瞅一眼，本来我是想进到那个房间去的，见到你坚定的立场就打消了念头，其实人生有些事情咬咬牙就过去了。”老跛开导我说：“人世间各人有各人理想的乐园，各人有各人乐于安享的世界，各人有各人追求的方向，不必抱怨命运，也无须艳羡别人。”

我很想问问老跛：“你理想的乐园，你乐于安享的世界和你追求的方向是什么。”老跛没给我提问的机会，他再次提起了阿夕。老跛说：“我曾经为阿夕考核一个女孩，你看他怎么个态度？”他说：“他不想恋爱，因为恋爱了就要结婚，结婚了就要生小孩，生了小孩后鸡腿他就只能吃一个了。”

我不禁笑出声来，我已经半年时间没有笑了。

老跛又说起他的爱情故事，老跛说：“有一年我委托邻家二伯娘又目测了一个寡妇，那晚我杀了一只鸡请二伯娘来吃饭，商量第二天去提亲。那个寡妇有四个小孩，小孩总数比原先那个寡妇的翻一番，加上我和阿夕，如果组建家庭，这个家就有七口人，我砍了那只鸡，分到七个小碗去，我发现我和阿夕每人碗里只分得三块鸡肉。”结果老跛推开后门，对邻家二伯娘喊了一声：“二伯娘！原定计划推迟，项目重新论证。”

我再次笑出声来。

老伯说：“这个项目直到现在我也没论证下来，就像我们的公路一样还需要反复论证。”老跛说：“我认为一个家庭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稳妥之前，不要谈统一的问题。”

老跛还没说完，我已笑出泪来了——老跛是一个很有趣味很有思想的人。

老跛送我过了一个垌场又一个垌场，最后老跛一直把我送到清水街。我至今都想不清楚老跛那天为什么送我送那么远，送了一程又一程，难道老跛认为我到市里就不再回来了吗？我为此曾经问过老黄和老章，我说：“你们每次出村老跛是不是都送你们到清水街？”老章有些嫉妒道：“我们哪里有你那样的福气，当然每次老跛也送我们到山坳口。”

分手时，老跛对我说：“文同志，你为村里开辟的这条路，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盯了老跛一眼，我说：“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把我当作伟人来调侃，再说你这个调侃也太不靠谱，我们的路才修了两个公里。”

老跛说：“那就继续修下去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当时认为老跛是在安慰我，让我放心疗养。要知道炸药都没有了，他们还修什么路？这条路恐怕是要慢慢地等下去了，就像陈真味主席说的那样，要等到待机会来了等到条件成熟了的那一天，等到县里有关部门把公路项目反复地论证好了才能复工。我没想到老跛送我出村来的那天就下了决心继续把路修下去，我没想到老跛竟然把阿夕那五万块钱拿去购买炸药，我更没想到我从市里再回来的时候竟是给老跛送别。

十多年后老章给我相面时对我戏谑道：“文丕你有将军相，有人愿意跟你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如果在战乱年代你绝对是个草莽英雄，可惜你生不逢时。老章在画像的时候学会了相面，他给老黄和陈真味主席都相过面，不知道他给他自己相过面没有！”

08

重新回到龙骨村的那天，我老远就从山坳口上听到轰隆隆的炮声，然后我看到工地上密密麻麻的群众，我又看到了三位“活愚公”，他们在钻炮眼凿岩石砌路基。我另外还看见了三个人，就是“小角楼酒店”里的那三个女孩。哎哟！我的姐啊！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三个女孩穿的是粗衣粗裤，还戴着手套，她们竟然回乡参加公路建设了。

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老跛见了我，麂皮似的脸上露出一缕不自然的笑。我当即问他：“你们炒炸药了？”老跛说：“哪敢，再说也买不到硝铵。”我问：“那炸药从哪里来？”老跛搓着手，吞吞吐吐的：“县……县里拨来了一点。”我说：“废话，你们炒就炒了，你担心我写报道啊！我不会写报道了的。我发誓不再写报道了，尤其是不再写类似那篇《自制炸药修公路》的狗屁报道了。”

晚上在老跛家里，鸟叔告诉我实情：“老跛用阿夕那五万块钱去买了爆破物品，买了五吨炸药一批雷管和导火线。”鸟叔说：“是老跛自己一个人去买爆破物品，我们去乡里搬运时老跛还说是县里拨下来的，我问了你姐夫的押运员，才晓得是老跛掏钱买的。”老跛警告鸟叔：“你少讲两句行不行，你又不是在念经。”

鸟叔说：“我就是要讲，我就是要告诉文同志。”

我听了就有些不舒服，不是一般不舒服，而是很不舒服。至于为什么不舒服我说不清楚，总之我不认为这是老跛的革命的行为，我认为这是老跛对阿夕生命的不珍惜，但我说出来时变成了老跛对我维权结果的不珍惜。我说：“老跛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你老糊涂了是不是？你以为我讨回这笔钱很容易是不是？谈判那天要是没有那个记者朋友，恐怕我也跟阿夕一样从人间蒸发了。”

我想起那天谈判的情形，那天本来说好我跟滨江医院的代表单独谈，没想到谈判还没开始，宾馆会议室突然来了几个戴墨镜的人。记者朋友当即拿出大哥大，迅速拨通一个号码，不到十分钟就来了十几个同行，那几个戴墨镜的人才悻悻地离去。

我说：“老跛你不要以为这五万块钱不珍贵，这是阿夕的一条命。”事实上我要表达的也不仅仅是这个层面的意思，我想提醒老跛仔细地打量一下他的那个家。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进家，也许就不曾仔细打量过自己的家。我倒是经常替他打量，他那个家是用油毛毡、炸药纸箱和竹条围成的，家里最贵重的物品是一只铁壳暖水壶和老婆留下的一台旧缝纫机。老跛沉默良久，小声对我说：“是阿夕叫我拿这笔钱去买炸药的，你回市里疗养的那天晚上他托梦给我，还说你同意他这样做了。”我沉默了，大伙也都沉默了。我无法考究更无法回应老跛的这句话，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老跛的错觉或者老跛的思想境界。

沉默了一下我说：“我们这是在犯错误，我一来村里就做出错误的决策，匆匆忙忙地修这条公路，整条公路需要多少资金我都没搞清楚，我这是盲目的行为，我总以为我们的一切努力和付出以及我们的顽强斗志终会感动上帝，感动上级，结果只感动我们自己。”

我说：“老跛现在你又犯我同样的错误，你把五万块钱投进去，到头来我们最多也只能修六公里的路出来，这路还是断头路，还是望不见尽头的路，所以目前的情况决定我们只能等待，耐心等待。”老跛反过来教导我，他说：“文同志，你的分析很现实，很实事求是，但我们不能一味地等下去，等是没有希望和结果的。路既然已修到这个地步，能推进一米就是一米，能推进一公里就是一公里，我相信最后公路会修到清水街。”老跛说：“所有事情到最后都会好起来，如果还不够好，那说明还没到最后。”

十多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老跛的这句话，或者说这是老跛最让我感佩的一句话，一句很富有哲理的话。

老跛比前段时间还要忙，前段时间是他和阿夕两人一起放炮，现在是他一个人放。前段时间一次放五六眼炮，是他和阿夕两个人一起点火，现在是他一个人点火。我找来鸟叔和鸟哥商量，我说：“你们两个协助老跛，他一个人点火不安全。”

老跛拒绝了，他说：“他们两个没有爆破证，没有爆破证是不能爆破的。”我说：“不是还有阿夕那本证吗，你给他们其中一个就是了。”

老跛说：“不行，这爆破证不是随便可以给的，要经过你姐夫那里培训才能拿到。”多年后我问我姐夫，我姐夫说：“老跛和阿夕根本就没到他那里培训过。”不过我姐夫承认他的确跟老跛讲过那些话，而我姐夫之所以给老跛和阿夕爆破证是因为他们有爆破经验，隔壁龙头村修公路时，老跛和阿夕去指导过爆破作业。

老跛不同意鸟叔和鸟哥跟他放炮，是因为鸟叔和鸟哥从未放过炮，没有经验。关于这一点后来我在文字中提炼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至于有人说老跛放一炮得十块钱，那是搓麻将的人没有良心的胡说八道。老跛把儿子尸骨的钱都贡献出去了，他还计较放炮的钱吗？再说当时谁拨给过龙骨村一分钱。

那天中午，老跛在工地上喊“放炮啦！放炮啦！”我和鸟叔、鸟哥躲到一扇岩洞里，那天老跛要放四眼炮。前段放炮时我不是躲到岩洞里去，而是坐到对面的山腰去观赏。我喜欢看老跛和阿夕用香烟点燃导火线后从容离开的情形，他们都不奔跑，只是走得稍微快了一些。尤其是老跛，依然是一瘸一瘸的，从容不迫，有点像表演一样，吊人心神。要是我绝对跑得屁滚尿流，当然，我无法跑得起来。我喜欢看那炮眼轰然炸开的景象，我喜欢看石头掀起来后，石块满天飞舞，我喜欢聆听爆炸的声音，喜欢那种地动山摇的感觉。

我发现那些炮眼总是先炸开然后才炸响，我不知道这是物理现象——我是一名蹩脚的文科生，除了新闻六要素以外我什么都不懂。然而与前段时间不同，我现在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我在岩洞里竖着耳朵等待炮响。“轰！第一炮。”我在心里数着。“轰！第二炮。”我在心里数着。“轰！第三炮。”我等待第四炮。第四炮没响，不久就听到老跛的喊：“哑炮了！大家都不要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这是修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生的一次哑炮。

哑炮也叫瞎炮或者盲炮，有很多术语。哑炮了就要排除，排除哑炮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就像排雷一样危险。我后来曾专门问我姐夫哑炮发生的原因，我姐夫认为导致哑炮通常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导火线突然燃烧中断，一种是雷管失效，还有一种是硝铵炸药遇水失效。姐夫告诉我处理哑炮时不能用镐去刨炮眼取出起爆药卷，不能从起爆药卷中拉出雷管，不能用打眼的方法往外取出起爆药卷等等一大堆这不能那不能，就是没有告诉我处理哑炮的办法，当然告诉我也没有用了。

我是一个讨嫌马后炮的人。我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等待老跛的哨子声。每次放完炮后，老跛就会吹响三声哨子，嘀！嘀！嘀！那只哨子是老跛从村小学谭老师那里借来的，是一枚铜壳哨子，哨肚里有一粒跳丸。那粒跳丸能发出安全的音响。

人们一旦听到这三声哨响，就知道尘埃落定了，可以走出岩洞了。我等了蛮久，始终没有听到老跛的哨子声。我突然意识到出事了，我从岩洞里冲出来，大喊一声：“老跛！”鸟叔和鸟哥也跟着冲出来：“老跛！”接着漫山遍野喊声一片——老跛——老跛！在事故现场，众人扒开砸在老跛身上的石块，扒出血肉模糊的老跛。老跛！我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我一声接一声地呼唤老跛，我对着他的耳朵喊——老跛！我对着他的心口喊——老跛！最后，我仰头对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喊——上苍！你还给我老跛！我喊哑了嗓子喊累了身子，老跛再也没有醒来。

我突然发现挂在老跛脖子上的那只铜壳哨子，竟然完好无损。按照村里的风俗，老跛属于意外亡故不能在家里停留，当天村里人就将老跛下葬了。

我在老伯家里为他设立一个灵位，村小学谭老师写了一副工工整整的挽联，贴到灵位的两侧。上联是：老跛辞尘从此音容难再睹。下联是：村民垂泪而今头雁何处寻。我不懂对联不懂韵律，无法对谭老师的这副挽联做出点评。我只觉得按照挽联的含义，灵位上应该有一张老跛的遗照。我把老跛家里的一个柜子摸了一遍又一遍，我翻遍老跛衣物所有的口袋，把老跛平常外出背的那只洗得发白了的布包抖了一遍又一遍，我没有找到老跛的一张照片。

最后我把希望寄托于搁在老跛床下的一只密码箱上，这只密码箱无疑是老跛某次开会或者获奖的纪念品。我在谭老师、鸟叔和鸟哥的旁证下，撬开那只密码箱，翻遍密码箱的所有夹层，还是找不到老伯的照片，我只找到那本我从省城带回来的存折和一本笔记本。我有些恨老章了，老章啊老章，你给村里人义务画了那么多的画像，我没有话说，可是你吃了老跛那么多的猪肉、羊肉和鸡肉，你在老跛家睡了一年时间，你为什么就不能给老跛画一张像呢？十多年了我对老章还耿耿于怀。

我翻开那本存折，里面只有两行记录：存50,000，支49,120。无疑存入的就是阿夕的那笔钱，支出的就是购买爆破物品的具体数额。我翻开那本笔记本，扉页上写道：韦鸣炮专用。我直到此时才知道老跛的名字。老跛啊老跛，我不是个称职的工作队员，我直到你去世了才知道你的名字。我用手指蘸着唾液，一页一页地翻开笔记本，我希望老伯有一张照片夹在里面。我首先发现老跛的身份证，我知道老跛的出生年月日是1949年10月1日。原来老跛是跟我们共和国同一天诞生的，如果他活到今天也该六十多岁七十岁了。如果他能活到一百岁，就能见证我们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了。

然后我发现一张公安局拘留所的释放证，那是我和老跛那天从拘留所出来时公安局出具的通知书，通知龙骨村群众，我和老跛已获自由。我发现老伯的笔记记得很认真，字也写得端端正正。某月某日到乡里参加了某个会议，书记乡长做了什么重要讲话，老跛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怀疑我们有些干部的笔记，都没有老跛这样细致认真。我偶然发现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内容：

4月13日由乡长秦斌带去县交通局找唐毓彪局长联系修建本村公路项目，送唐毓彪局长玉溪香烟2条，米酒1桶。唐毓彪局长表示支持。

6月8日由乡长秦斌带去县扶贫办找兰国宁主任联系修建本村公路项目，送兰国宁主任红塔山香烟2条，国公酒1件（秦乡长说兰国宁主任患有风湿病）。兰国宁主任表示支持。

8月18日由副乡长蒙鹿舟带去县发改局找魏景非局长联系修建本村公路项目，送魏景非局长中华香烟2条，五粮液4瓶。魏景非局长表示支持。

10月16日由书记黄建武带去县府找分管副县长林瀚球联系修建本村公路项目，带去山羊一只（93斤）、米酒两桶（100斤），当天中午在小角楼酒店（在那里杀羊）请林瀚球副县长等领导吃饭（2桌）。林瀚球副县长表示支持。我要说明一下，我在这里无意揭这些同志的短或者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要表达的是我从上述这些记录内容，看到了老跛为修筑龙骨村这条公路所付出的心思和心血，看到了龙骨村这条公路艰难曲折的历程。照这样艰难曲折的历程，或者说把这样的历程转换成里程，这条公路的施工应该错综复杂，应该有若干个弯道若干个涵洞若干座桥梁，甚至若干个隧道。然而根据鸟叔和鸟哥地走线，整条公路的施工布局异常简单，全线没有涵洞没有桥梁更没有隧道，只有一个弯道，就是从清水街进入清风坳的那个弯道。

我抬起头来再次细致地打量老跛的家，这个用油毛毡、炸药纸箱和竹条围成的家，充分证明老跛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再说龙骨村没有什么村办企业，没有集体经济，那么，老跛送礼或者联系项目所花的经费从哪里来？十多年了，我在内心里一直追问这个问题。此外，老跛还记录了另外一些内容，鉴于那些内容涉及他人隐私，在此不便列出。至于老黄和老章吃过的喝过的前面已经交待，在此也不再重复。我在这里要说一声，对不起老跛，我偷看你的笔记了。偷看他人的笔记是缺德的。当然，伪造或者炮制他人的笔记，也是不道德的。

后来老跛这本笔记本给市组织部、市纪委和市委宣传部联合调查组拿走了。据了解，老跛这本笔记本现在保存在省城博物馆。后来我听说有人模仿老跛的笔迹，在那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三句话，就是后来登在报纸上的那三句话。我翻遍老跛的笔记本，没有找到他任何一张照片，真的像谭老师写的那样，老跛辞尘从此音容难再赌了。当然，这是谭老师的一种表述、一种追思或一种文脉。

十多年过去了，老跛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在我的无数个梦境里，经常轻声地呼唤我文同志。其实我最希望老跛叫我一声小跛，就像我叫他老跛一样。可是，我永远听不到这样一声小跛了。不过今生今世我依然期待。

09

老跛走了以后，公路停工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爆破员。我找鸟叔和鸟哥来商量，选派三个青年仔到我姐夫那个公司去培训。三个青年仔领得爆破证后，公路又复工了。我每天从工地回来，先给老跛上香，更换一天的贡品，贡品就是一碗玉米糊，两只山芋。老跛不抽烟，但包里经常放一包烟，那是随时随地敬给客人或领导，修路后香烟成为老跛点炮眼的工具。老跛也不喝酒，先前我以为村干部都是海量，可老跛竟然滴酒不沾。上了香后我给老跛汇报当天工程的进度，诸如今天放了几眼炮，炸了几方石头，公路推进了几米，都一一跟老跛陈述。

为了便于老跛直观地掌握和了解整个工程进度，也便于我的讲解，我找到洪水流经的地方，挖来粘性很强的泥巴垒在一张八仙桌上，做了一个龙骨村公路全线施工沙盘（后来这个沙盘也被收藏到省城博物馆），在鸟叔和鸟哥的指点下，标上线路和各个桩号。我告诉老跛，当公路推进到第六个桩号也就是六公里后，前面的爆破面就相对少了，用的爆破物品也就少了，就是说公路越往前推进，施工也就相对容易，我们的前景也就越来越光明了。向老跛汇报完毕，我就摊开稿纸重新写我的文字。我曾经发誓不再写新闻报道了，我到龙骨村后所写的报道，结果都是惹了麻烦。

我写了那篇《一座天桥连接山外的世界》让上级把天桥拆除了，让全村三分之二的群众像干部一样走了弯路。我写了那份内参后，让电视台记者误以为我是搞假报道的，玷污或者损害了人民记者的崇高形象。

我写那篇狗屁的《自制炸药修公路》，不但让我和老跛遭受牢狱之灾，还让公安同志收缴了我们自制的炸药，导致公路无法按原计划施工。

就是我写的那篇高扬主旋律的《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修公路》，结果也只是招来了一杆杆红旗和一顶顶绿帽子，只是招来了一群来抢镜头的人。我再这样写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但是，关于追记老跛的这篇文字我是一定要写的，单凭老跛拿阿夕那笔钱去购买爆破物资来修路就值得书写一笔。我无意塑造老跛这样一位所谓的扶贫英雄，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英雄不是我一个跛脚记者所能塑造出来的。我只不过想告诉人们，在中国一个名叫龙骨的山村有老跛或者韦鸣炮这样一位好“村官”，就像告诉人们龙骨村曾经有那么一座天桥一样。

至于后来老跛变成了扶贫英雄，我是没有意料到的。我写得很慢很慢，每天写不了几十个字，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确实就是写“豆腐块”的料，写快写不了，写长的也写不了。直到半个月后，我感觉自己的眼泪快要流干了时候，我终于写出了那篇文字《好“村官”韦鸣炮》。自然老伯用阿夕那五万块钱买了爆破物资来修路是我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写作过程中始终让我泪流不止的一段文字（遗憾的是所有的后续报道把这笔钱的来龙去脉隐去了）。第二天，鸟哥拿着稿件到清水街邮政所寄给《南城晚报》我的那位记者朋友。后来我的那篇文字，成为报道扶贫英雄韦鸣炮先进事迹最早的文字，也成为后来所有的关于老跛的报道的母本。后续所有报道中的事迹，都是以我那篇文字中的事迹为依据为线索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或者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文丕是谁。当然，知不知道我这个文丕无所谓，知道老跛或者韦鸣炮就足够了。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看到我的那篇文字《好“村官”韦鸣炮》，因为《南城晚报》给我寄来样刊的时候我已离开了龙骨村。

我那篇《好“村官”韦鸣炮》的文字寄出去不久，村里急匆匆进来了几个人，说是有一位重要领导（后来我才知道是市委书记）要到村里来，他们几个是来打前站的。打前站的同志进到家里后，就跟我发生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是他们要把老跛的灵位撤掉，他们说：“老跛已经牺牲七七四十九天了，‘剃头’仪式也做完了，家里没必要再摆这个灵位。”

我说：“不行，撤了灵位我每天晚上怎么跟老跛汇报施工进度。”

打前站的一个同志听罢，用异样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他说：“你每天要跟韦鸣炮汇报施工进度？”

那位同志气急败坏地指着我：“你！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就回去翻看市委文件，我是市委派来的扶贫工作队员。”争吵的结果是保留老跛灵位。但是打前站同志又要求我离开老跛的家，搬到别的农户家去住，理由是我不属于老跛的亲属，不能平白无故地待在老跛家里。

我说：“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我要在这里给老跛守灵。”双方僵持不下，鸟叔过来拉着我，说：“文同志，你就离开一天嘛，等领导走了你就搬回来。”第二天中午时分，领导一行来到老跛的家。在老跛用油毛毡、炸药箱纸和竹条围成的家里，领导神色凝重。领导捧起家中最贵重的物品——铁壳暖水壶，久久不愿放下。领导又摸了摸那台旧缝纫机，缝纫机头锈迹斑斑。打前站的同志给领导介绍情况：“这是老跛睡的床，这顶蚊帐一共有五十四块补丁；这是老跛穿过的胶鞋，上面布满了泥巴，他牺牲的那天穿的就是这双鞋；这是老跛生前制作的公路施工沙盘，公路现在已经建成六公里了。”来到老跛的灵位前，领导点燃三炷香插到香炉上，然后深深地三鞠躬。领导直起身子时，已是泪流满面。离开老跛的家时，领导说：“我要去看看英雄牺牲的地方。”众人连忙劝阻，说：“那个路段太危险。”领导愤然道：“人家都可以牺牲，我们还怕危险吗？”

在老跛出事的地点，领导沉思良久，给大伙出了思考问题：“同志们都认真地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精神支配他这样做？为什么是他这样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当了爆破员？难道是他错了吗？难道是我们错了吗？”最后领导指出：“韦鸣炮同志是一个典型，是我们在扶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这个典型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树立起来，全体共产党员、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向韦鸣炮同志学习。”

领导走后不久，村里又来了一帮人，据说是市组织部、市纪委和市委宣传部联合调查组。他们来村里跟群众了解老跛的基本情况，核实他的先进事迹。他们除了拿走老跛的笔记本外，把那本存折也拿走了。三位“活愚公”之一的陈水贵，是调查组重点问话的对象。调查组问他老跛被公安局拘留的缘由时，陈水贵用一种愤愤的谴责性的目光盯着询问他的人，他说：“公安搞错了，应该拘留的是他这个老家伙。”我后来知道老跛在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之前，有人提出他私制炸药曾经被公安局拘留过，公安局为此还专门出了证明材料。接着交通局、发改局、扶贫办、水利局、教育局、供电公司等部门的人就下来了，他们当中有的曾跟随政府办曹主任率领的调查组来过，有的在修路时来过镜头。但他们似乎已经把我忘记了，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却有机会认出了他们当中的几个，比如老跛笔记本上的唐毓彪局长、魏景非局长和患有风湿病的兰国宁主任。他们满怀激情，豪情万丈，发誓要继承英雄的遗志，完成英雄未竟的事业。

十多年了，他们那天在老跛家开会时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记忆犹新。他们决定对公路进行重新设计，把目前的村级路修成柏油路。他们要架设高低压输电线路，修建农户家庭水柜，同时建起两栋村小学教学楼，把龙骨小学改名为鸣炮小学。他们要彻底解决龙骨村群众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上学难的历史遗留问题。那段时间村里天天有人进来，鸟叔和鸟哥一天到晚嚷着：“忙死了累死了。”我说：“忙好啊累好啊！你们越忙越累龙骨村就越有盼头。”我说：“你们这是赶上好形势好时光了啊！老跛以前想忙都忙不了，想累也累不了。”

鸟叔说：“还不是因为你，你不写《好“村官”韦鸣炮》，上面怎么来人？怎么会兴师动众？”我说：“鸟叔你怎能讲这样的话呢，我提醒他讲话要注意分寸。你责怪我可以，但不能责怪老跛。”在老跛的家变成龙骨村扶贫系统工程联合指挥部之后，我不得不腾出位置，离开老跛的家，搬到村小学谭老师的宿舍去。

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村的同时，各路媒体记者也纷至沓来，有报纸的、电台的、电视台的。有县里的记者、省市的记者，还来了两位央视焦点访谈的记者。“焦点访谈”那几个字是喷在摄像机上的，不然我也不知道。在众多的记者中，我突然发现不是记者的老黄和老章，他们同样被英雄的事迹感染得面红耳赤，热血沸腾。我后来知道老章来画老跛的一本连环画，连环画名叫做《鸣炮》。我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舒服，因为老跛也就是韦鸣炮同志是遭遇哑炮而牺牲的，但我又感到无奈，因为这是老跛的名字。老黄是来写剧本的，市里要拍一部反映老跛的电影。老黄终于能拍电影了，拍电影是老黄一生的夙愿，老黄写过很多谍战本子，但没有一个本子被拍成电影。老黄曾经对老跛说过：“要拍一部电影，把公路引进龙骨村来。”现在的情形是公路或者老跛把老黄的电影引进来了，反过来或者倒过来了。当然，电影不是老黄的电影，是市里的电影。老黄告诉我：“电影的片名叫作《苦楝树生长的地方》。”我说：“这是一个好名名，因为龙骨村漫山遍野长满了苦楝树。”

老黄对我说：“文丕你长得很像老跛，真的很像，走路像、说话像、气质也像，再经过化妆简直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老跛，可惜你没有表演才华，要是你有表演才华，我一定建议导演让你来演老跛。”

我说：“谢谢你老黄，我演不了老跛，也没有人能演得像老跛，因为老跛不是可以演得出来的。”我知道我的使命已经结束，尽管我驻村的时间还有二十多天，但我知道我继续待在龙骨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已是个多余的人。

离开村里的那天，我独自一人来到老跛和阿夕的坟前跟他们告别。两座坟茔挨在一起，坟茔上的泥土是新鲜的，就像初春刚刚翻犁过的田泥。周围还弥漫着香火味、鞭炮火药味以及浓郁的酒香味。我扔掉拐杖，右腿先弯下来，左腿接着弯下来。我跪在两座坟茔的中间，我说：“老跛我想你，阿夕我想你。”然后我向老跛和阿夕通报，我说：“我们村的公路要修成柏油路了，你们知道什么叫作柏油路吗？柏油路，顾名思义，就是柏油铺的路。柏油路也叫沥青路，就是把沥青和碎石搅拌，然后铺在要修的路面上。”我说：“你们知道柏油路与钢筋混凝土路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柏油路和钢筋混凝土路的构造是一样的，柏油路就是在钢筋混凝土路面上再加一层细石混合沥青。你们知道柏油路相对于混凝土路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我告诉你们啊！第一，柏油路路面层比较软，汽车摩托车跑在上面会觉得很舒服，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而混凝土硬度大，汽车摩托车跑在上面会觉得硬邦邦的，某些路面比较细小的缺陷，都会给人以强烈的震动感觉。第二，柏油路景观性明显，柏油路面一般为黑色，给人以深沉稳重的感觉，开车的时候让人觉得踏实，混凝土路的颜色是灰白色的，给人以浮气不足的感觉，没有景观性可言。”我说：“当然啦，柏油路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沥青容易老化，路面深色容易吸收热量，夏天你开车跑在上面会有一种很热的感觉。”我说：“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就走了。”

站起身来，我突然见到村小学谭老师。谭老师递给我一个大信封说：“里面是考勤表和鉴定材料，都按照老跛的指示填写了。”

我再一次朝老跛的坟茔跪下，我说：“老跛，下辈子我们一起开车去东莞！”那天，我一瘸一瘸地离开龙骨村，就像年初我一瘸一瘸地来一样。（原刊责编 韩新枝）

【创作谈】

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

我的家乡桂西北，石山连绵，峰峦叠嶂；开门见山，出门爬山。每次回家乡，乡亲们就跟我提出要修公路。1999年我通过一个在县扶贫办工作的朋友的帮助，获得一批爆破物资拨给家乡。全村群众义务投工投劳，修通了一条通到山外的村级公路。公路修通后，有10个自然屯的群众不愿就此罢休，他们自筹资金，自力更生，决心把公路修到家门口。为了购买爆破物资，他们把猪卖了，把羊卖了，把牛卖了。猪卖了羊卖了牛卖了，路还是修不通，于是他们就到外面去打工。一部分群众到煤窑挖煤，一部分群众到林场砍树。去煤窑挖煤的人中有6位村民遭遇瓦斯爆炸遇难，去林场砍树的村民中有一对夫妇在泥石流灾害中死亡，连遗体都没有找到。有个叫卢耀煦的青年，有一天傍晚砍完树后骑摩托车返回郊区驻地途中发生车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村里人闻讯赶到医院，医院以欠医疗费为由，拒绝交还卢耀煦的尸体。有知情人透露，医院把卢耀煦的尸体当作标本卖了。和那对夫妇一样，未婚青年卢耀煦至今不知魂归何处。接连几年时间，家乡人为筹措修路资金外出打工，先后有9位村民死于非命。

人死了，但这10个自然屯的群众还在修路；十多年过去了，乡亲们还在挖山不止。前段时间，我回家乡给母亲上坟，发现有三条屯级公路同时在施工。乡亲们在山崖上一锹一锹地凿，一锤一锤地砸。我不敢问他们爆破物资从何处而来，更不敢问他们公路何时才能修通。我只能在心里叹惋自己的无力或无能。如果我身处某些重要部门，我就能够帮他们一把，支援他们一些爆破物资，让我的父老乡亲们早日修通公路。给母亲上坟回来不久，就有了这篇《报道》。感谢《小说月报·原创版》，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