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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负责人确实做过科普，也没有境外背景。问题出在负责维护平台的一名技术合伙人身上。他把长期积累的照片数据打包，准备出售给一家航运信息服务商。
买方后来被查出，曾替境外客户采购特定港区的船舶动态信息。
家长的一张照片，单独来看没有什么。可是当几万张照片按时间和地点排好，作用就变了。
那名合伙人辩称自己卖的是“用户生成内容”。
赵猛说：“这话真省事。钱是你收的，内容算孩子生成的。”
秦朗只是笑了笑。
他正在确认每批数据的来源、交易记录和接收范围。不能因为买方可疑，就把所有做活动的老师都算进去。
港口城市查完，筛查报告上出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借职业课套取家庭信息。
借心理测评超范围收集未成年人数据。
借科普活动汇集敏感场所影像。
它们没有共同上游，也不使用同一种渠道。
沈岳把三份报告放在桌上，问大家：“共性是什么？”
“都借了学校的信任。”林珂说。
学校筛过的项目，家长容易放松警惕。老师发的作业，孩子会认真完成。公益、科普、心理关怀，每个词单独看都很正面。
顾承安点头：“再说一条。”
秦朗接上：“项目目的和实际采集内容不匹配。不能只看机构叫公益还是商业，得看它拿走了什么。”
“记下来。”顾承安说。
这一次，他没有等队员卡住再给答案。
他让沈岳把判别方法写成简明清单，发给参与筛查的属地人员。
赵猛拿到草稿时，认真研究了一遍。
“有用。”他说，“就一点——能不能把‘目的与数据最小必要性不匹配’写成‘问得太多’？”
秦朗说：“可以用于内部提醒，不适合正式文书。”
“懂了。平时说人话，上报说扳手话。”
“法律文书本来也是人话。”
“你看，你又开始了。”
第三周，问题从课程和平台，转到了教师培训。
一所中部城市的培训机构推出免费线上研修。课程讲课堂管理，完成学习后可以领取证书。全市几十所学校的教师都注册过。
有老师向教育部门反映，平台后期要求上传未脱敏的课堂案例，包含学生姓名、家庭情况和处分记录。
培训机构说，那是“优秀案例评选”，教师可以选择不参加。
可平台又规定，只有参加评选，才能拿到研修证书。
“可以不参加”和“不给证书”，被放在了同一行。
沈岳没把这事当成青禾的翻版。
他带秦朗核对培训通知、证书认定范围和平台后台，结果发现机构负责人根本不在意教学案例。他想要的是一批真实、持续更新的学生记录，用来训练一套商业教育管理产品。
有学校只传了匿名案例，有学校没传。也有两所学校上传了原始资料。
负责审核的老师在得知数据用途后，呆坐了很久。
“培训通知是我转发的。”她说，“我还提醒年轻教师，机会难得，别耽误领证。”
秦朗把纸巾推过去，没有安慰她“这不是你的错”。
转发前没有核对数据要求，是工作疏漏。可擅自改变采集用途、设计证书门槛的责任，也不能转嫁给一名老师。
材料被分开固定。责任按环节来划分，不是按谁哭得最难受来划。
赵猛在门外等他们。
“我现在发现，教育案子最难的不是抓坏人。”
沈岳问：“那是什么？”
“坏事做完以后，旁边还站着一群以为自己在帮忙的人。”
顾承安听见了，没有纠正。
他们还没走完全国，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场面。
南方一所学校，采购方为图省事，把课后阅读平台和学生证件信息系统绑在一起。阅读公司根本不需要知道证件号，却能拿到。
西北某地，研学旅行承办商偷偷扩大航拍范围，把孩子的活动照片和边境地区村镇影像混在同一批素材中存储。属地部门核查后叫停拍摄，正在区分管理失误与故意收集。
沿海另一座城市，几家校外机构联合办“国际未来少年”竞赛。赛事本身并不违法，获奖证书却附带一份家庭背景调查，重点问家长是否在科研院所、航空企业或港航单位工作。
竞赛运营方解释为是在寻找行业导师，却拿不出任何导师遴选的方案。
也有被举报后查明没问题的。
一套被投诉“太西化”的美术教材，实际使用的是世界建筑比较案例，本土内容占比并不低。家长截取的那页，正好在讲国外建筑。
还有一家名字带“全球”的乡村学校捐助机构，账目、物资和受助学校都能核对。它做的事很简单：换窗户，修屋顶。
赵猛去现场看过。
屋顶没漏，窗户也能关紧。
“这家可以别查了。”他回来汇报，“再查下去，人家要问咱们会不会补墙皮。”
沈岳把核查结果同样写进简报。
有问题的必须查。没问题的也得还人清白。否则筛查做一次，正常合作就少一半，真正有问题的反而更容易躲进阴影里。
月底，驻地会议室的地图上贴满了不同颜色的标记。
红色是已发现违法犯罪线索，交属地立案或继续侦查。
黄色是需要由教育、网信、出版等部门处理的风险。
绿色是核查后排除的举报。
陆泽报出阶段数据。
“共梳理项目两千余项，抽查重点项目一百八十七项。发现需要整改的问题三十六项，其中六项涉及非法收集、交易或向境外提供数据的重大嫌疑。已经排除的举报四十一项。”
顾承安看着地图：“还有哪些地方没碰？”
“几个县域教辅发行点。”姜北说，“项目小、范围窄，公开资料很少。”
“别因为范围窄就忽略。”顾承安说，“全国性的东西危险，地方上的东西也能伤到具体的人。”
话音刚落，秦朗的电话响了。
他接完电话，脸色不太好。
“南岭省一个县，教育部门向属地机关转来家长投诉。新学期有份地方读本，介绍当地抗战旧址。家长发现，同一座纪念馆在书里改了名字，纪念碑上的文字也没有照实录。”
赵猛问：“编错了？”
“出版社说是排版失误。”
“错了多少处？”
“目前发现九处。涉及三个不同版本，印在不同批次。”
会议室安静下来。
一次可能是失误。九处，分在三个版本里，至少值得把修改过程调查清楚。
沈岳伸手接过资料。
“我带队去。”
顾承安没有拦他：“先核版本，找原稿、校样和审稿记录。别听见‘历史’两个字，就替调查对象把动机写好了。”
“明白。”
沈岳带人离开后，顾承安继续翻看剩余的地方项目材料。
这几周，他已经给队员留出了足够多的判断空间。
偶尔探查到一些人和事，他不再选择自己深入调查，而是让大家按正常证据链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