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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某城市，一个社区便民服务站。
服务站免费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每周两节课，教得很认真。从开关机到微信视频，从网上购物到手机支付。
老人们很感激。
课程结束后，老师会帮老人下载一个“便民生活”APP。
APP功能齐全：查天气、看新闻、叫家政、预约挂号。
但APP在后台默默做了几件事。
读取通讯录。
获取通话记录。
扫描相册里的照片。
收集GPS定位信息。
APP的服务器在境外。
开发这个APP的公司注册在国内，法人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程序员。他接了一个外包项目，甲方要求“尽可能多地采集用户画像数据”。
程序员以为是广告精准投放。
甲方以为他知道。
实际上，双方都在装糊涂的边缘上下反复横跳。
APP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老年用户的通讯录和社交关系，间接定位其子女中在政府部门、军事单位和科研院所工作的人。
一个老人的手机里，可能存着儿子的军营地址、女儿的工作单位电话、孙子学校的定位信息。
老人不知道。
子女也不知道。
直到特别行动组清查时，一位退休老教师才明白，自己手机里那个用了两年的APP，已经把全家人的信息传到了他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
老人颤抖着问：“这种事……我一个老头子怎么防？”
林珂蹲下身说：“大爷，以后有人让你下载不熟悉的APP，先问问家里年轻人。不确定的事儿，拨打12339，全国安全机关受理举报电话。”
老人把号码抄在了本子上。
那页纸后来被他用透明胶带贴在了电话机旁边。
——
华东某城市，一家名叫“鼎峰人才”的猎头公司。
表面业务是帮高科技企业招聘中高端人才。
实际上，它的部分业务来自境外客户——不是企业，是机构。
机构给鼎峰一份需求清单。清单不写要招什么人。
写的是要“了解”什么人。
芯片设计领域，掌握14nm以下制程工艺的工程师。
航天材料领域，参与过某型号隔热瓦研制的技术骨干。
海洋声学领域，在特定研究所工作满五年以上的研究员。
鼎峰以猎头之名，约这些人“喝咖啡聊职业规划”。
聊天中，会不经意地问到技术背景、项目进度、团队规模。
最后给境外客户提交的不是简历。
是一份人才情报报告。
沈岳查到这家公司时，它已经“聊”了超过三百名工程师和科研人员。
其中十一人后来被境外机构以高薪为诱饵，接触过策反试探。
鼎峰公司老板被逮捕时，还在打电话约下一个“候选人”。
赵猛没收了他的手机。
“你这通电话要是再晚挂几十秒，费用就得从你的律师费里扣了。”
老板很困惑：“我做的是正常猎头业务！”
秦朗把一叠合同放在他面前。“正常猎头的甲方写的是企业名称和岗位需求。你的合同甲方是一个代号，需求写的是技术关键词和涉密等级。你确定这是招聘？”
老板不说话了。
该案查获涉案人员二十九名。其中有三名已经被策反的工程师。
——
宗教与公益渗透是最敏感、也最需要谨慎处理的方向。
西南某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以“文化保护”名义设立工作站。
工作站确实做了一些文化记录和语言保护工作。
但工作人员在做文化调研的同时，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基层组织架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场所分布和驻军情况。
这些信息被包装成“社会文化研究报告”，定期发送到境外。
报告里没有一句涉及军事。
但任何有经验的情报分析师，都能从社会结构描述中提取出可利用的操纵空间。
工作站负责人是一位在当地生活了八年的外籍人士。她会说流利的方言，村民们都叫她“刘姐”。
林珂带人排查时，很多村民自发来求情。
“刘姐是好人。”
“她帮我们修了路。”
“她教孩子们画画。”
林珂没有否认这些。
“她做的好事是真的。她收集的信息也是真的。两者不矛盾。”
唐可馨补充：“好人也可能被利用。善意也可能被包装成工具。”
工作站被依法关闭。相关人员按行为性质分别处理。
那位外籍负责人后来被驱逐出境。她离开时，对林珂说了一句话。
“我真的喜欢这里。”
林珂回答：“那你不应该伤害它。”
——
陆泽在社交媒体与网络渗透这个方向几乎是一个人干了一个团队的活。
他发现，境外情报机构在社交平台上的操作已经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
不再是简单的发假新闻、搞舆论战。
而是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锁定特定人群，实施定向影响。
比如：识别在涉密单位工作、婚姻不幸福、经济压力大的中年男性。
再比如：识别在科研岗位、发表过论文但职称晋升受阻、对体制有抱怨情绪的年轻研究员。
然后，用不同的马甲账号，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他们。
有的是异性网友。
有的是“同行交流群”的管理员。
有的是“海外高薪岗位”的招聘信息。
有的甚至是心理咨询师。
陆泽查到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