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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如何有效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运行机制体制。

作者:沐上青花字数:2.3千字更新时间:2026-05-09 15:35:05
第43章 如何有效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运行机制体制。

两个人在宿舍里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

高育良走的时候,陆云峥把他送到宿舍楼下,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道的拐角处。

九月的傍晚天色还亮着,西边的天空有一片淡淡的橘红色,梧桐叶在晚风里轻轻地摇晃着发出一种很柔和的沙沙声,像情人的爱抚。

陆云峥正式写作从九月下旬开始。

陆云峥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了标题《如何有效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运行机制体制》。

这个标题很长,但他不想删掉任何一个字。

“如何”说的是方法论,“有效推进”说的是实践导向,“科学发展观”说的是理论框架,“运行机制体制”说的是制度设计。

这四个部分,每一个都不能少。

他在文中写道:“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它回答了我国为什么要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根本性问题。

但思想体系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实践。

从思想到实践,中间需要一套机制和体制来连接。

这套机制体制,就是科学发展观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桥梁。”

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他从四个层面展开了论述。

第一个层面是决策机制。

“笔者认为科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决策。

过去很多决策之所以出问题,不是因为方向错了,而是因为决策过程本身就不科学。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程序,那就是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专家论证,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必须评估可能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这不是要束缚决策者的手脚,而是要帮他们少犯错误。”

第二个层面是执行机制。

“笔者认为就执行机制而言,决策再好,落实不了也是白搭。

我们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动员能力强、执行效率高。

但这个优点也有它的反面,那就是当决策本身有问题的时候,执行得越快,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所以,执行机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怎么做’的问题,还有‘做错了怎么办’的问题。

这需要建立一套信息反馈系统,让基层的声音能够及时地、畅通地、不受拦截地传到决策层去。”

第三个层面是监督机制。

“笔者认为权力不被监督,就会腐蚀人。

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权力的本性。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如果掌权的人不愿意按规律办事或者根本不知道规律是什么,那该怎么办?

答案是监督。

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这三根柱子撑起了一个监督体系。

法律监督解决‘能不能’的问题,群众监督解决‘愿不愿’的问题,舆论监督解决‘敢不敢’的问题。

三根柱子缺一根,监督体系就站不稳。”

第四个层面是评估机制。

“没有评估就没有改进。

我们的发展到底怎么样,不能只靠感觉,不能只靠汇报,不能只靠层层上报的数据。

需要一套独立的、专业的、定期的评估体系,对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价。

评估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开,好的经验要推广,坏的教训要吸取,责任要追究到人。

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才不是一个写在文件里的概念,而是一把能够量出长短的尺子。”

这篇文章他写了很长的时间。

九月底到十月中旬,他完成了初稿。

初稿大约有八千字的样子,写得比较快,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已经想了很久,框架搭得比较扎实,写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

高育良每写完一章就看一章,看完之后会在稿纸的空白处写上一些意见,有时候是一个问号,有时候是一段简短的评语,有时候只写了两个字“存疑”。

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他开始改第二稿。

这一稿改得最慢,几乎把初稿的每一段都重新写了一遍。

有的段落顺序调换了,有的论点重新组织了,有的案例换成了更有说服力的。

高育良帮他找的那些法律文献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他引用了好几部法律中关于决策程序、信息公开和责任追究的条款,让文章的论述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十一月初到十一月下旬,他改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

每一稿都比前一稿短一些,从八千字压缩到七千字,从七千字压缩到六千五百字。

删掉的都是那些说得太啰嗦的、重复的、可有可无的句子。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用两句话。这个原则是周明远教他的,周明远说“好的经济学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删出来的”。

十二月上旬,他改完了第十二稿。

高育良把最后一稿拿走了,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把它读完了。第二天早上来还稿子的时候,他的眼眶下面有很明显的黑眼圈,这在平时是很罕见的。

高育良是一个作息很规律的人,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睡觉,早上六点准时起床,雷打不动。

“你昨晚没睡?”

陆云峥接过稿子翻开看了看。

稿纸的空白处和行间距里写满了高育良的批注,字迹比平时潦草了许多,有的地方几乎认不出来。

“睡了,十二点多才睡。”

高育良打了个哈欠,这在陆云峥认识他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这篇文章,让我不得不称呼你一声陆云峥同志了啊!”

“好吧育良。”

“说了多少遍了,正事的时候称同志。”

“好的育良同志。”

文章发表在《汉东省社科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上。

出版的时间是一九八〇年一月中旬。

冬天正冷着,梧桐树上什么都没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瑟瑟发抖,阳光照在雪地上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反响来得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快、更热烈。

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汉东日报》就在理论版全文转载了。转载的时候加了一段编者按,说“这篇文章提出的四个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天省里的几位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讨论了这篇文章,据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回忆,省委书记在会上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这篇文章说的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

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绕不开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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