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稿纸上把思考的过程一步一步地写了出来。
葡萄牙的优势在于位置。
它在大西洋的边上，面向非洲和美洲的方向，不像地中海国家那样被一个封闭的内海给框住了。
但光有位置不够，真正让葡萄牙人走出去的，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航海技术和对风的认知。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返航，知道洋流怎么走季风怎么吹，知道用哪种船型最适合远洋航行。
这些知识不是一天两天攒起来的，是几代人在一次一次的试错中攒起来的，每一代人都把上一代人的经验接过来，再添上自己这一代人新获得的东西，然后传给下一代。
（PS：写到这心里就感触很深，不吐不快。
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家里面很穷，农村的，穷的吃不起饭，我们兄妹五个我最小，我母亲不识字，我父亲小学毕业，然后就靠种地种菜让我们几个上学，我几个哥哥都是2010年左右的硕士，我第一学历本科学的俄语，第二学士学位学的汉语言文学，我们站在父母没日没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肩膀走了改变我们一生的一步，对我个人而言，我在现在这个位置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也摸不到的一步，而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在我们的教育下更进一步。
如果不是我父母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我现在可以坐在这里下班了写小说吗？
你们会认识我吗？
可能我还跟我父母一样在家里种地。
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努力，努力让所有人平等，大家一定要努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让家庭变得更好。
说出来舒服多了，实在没忍住，打扰大家的阅读体验了，对不起。下面我们继续）
西班牙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样本。
哥伦布不是西班牙人，是意大利人。
他的航海计划先被葡萄牙国王拒绝了好几次，然后才跑到西班牙来碰运气。
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愿意赌这一把，不是因为她的眼光比葡萄牙国王更准，而是因为西班牙刚刚完成了统一，精力正旺盛着，自信心也正膨胀着，愿意为那种可能性掏钱。
结果是这场豪赌赢了，赢得让整个欧洲都嫉妒得红了眼。
陆云峥在文中写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告诉我们一个很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它的体量，而取决于它能不能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抓住一个恰当的机会。
葡萄牙抓住了大洋的方向，西班牙抓住了一个愿意为未知下注的女王。
当这两个机会被抓住之后，这两个偏居欧洲一隅的小国就成了世界的主宰者。”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衰落，同样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葡萄牙的问题在于人太少了，它无法在它控制的广袤土地上建立足够的存在感，它的帝国是一层薄薄的油，浮在海面上看起来很光鲜，随便一个浪打过来就会散的一无所有。
西班牙的问题更典型，它从美洲弄来了太多的金银，多得超出了它的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
金银多了物价涨了，物价涨了本国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就只好从外国买，从外国买就把金银又送出去了。
折腾了一大圈，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曾经阔过’的痕迹之外，什么实在的东西都没攒下来。”
第一篇发表在一九八〇年六月的《读书》杂志上。
编辑部的效率比陆云峥预想的快得多，稿子寄出去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样刊。
他翻开杂志找到自己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确认编辑没有乱改他的文字，然后把杂志合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反响来得比《大明王朝1566》那次更快。
不是因为《大国崛起》比《大明王朝1566》写得好，而是因为《读书》的读者群和汉东日报的读者群不一样。
汉东日报的读者看《大明王朝1566》，觉得好看、有意思、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读书》的读者看《大国崛起》，想的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到底能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实践。
杂志出版后的第三天，陆云峥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
写信的人是京城一所著名高校的国际政治系教授，他说他研究了二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史，从来没有见过用这种视角来写世界史的。
不是编年体的流水账，不是国别史的各说各话，而是一条主线贯穿几百年的历史、一个问题统摄九个国家的发展、一个目的指引所有分析的路径。
光是这个框架本身，就值一篇文章。
第二封来信是一个在国务院某研究机构工作的年轻人写来的。
他的信写得很长，用了好几页纸，把陆云峥文章中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分析逐段地拆开、逐句地分析、逐字地推敲。
他在信中说自己最受触动的一段话，是陆云峥写西班牙的那句话“金银不是财富，能把金银留下来的生产能力和制度体系才是。”
陆云峥的文章让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好的制度能让生产力翻着倍地往上跑，坏的制度能把再多的金银都漏得干干净净。
七月第二篇发表了。
写的是荷兰。
荷兰的体量比葡萄牙还小。
这个国家的面积放在我国地图上，连一个中等省份都比不上。
但就是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在十七世纪成了世界的“海上马车夫”，商船的总吨位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阿姆斯特丹成了当时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股票交易所、期货市场、现代银行制度，这些东西的雏形都在那个时期的荷兰出现了。
“笔者认为荷兰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领土和人口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制度和商业的故事。
葡萄牙靠的是航线和据点，西班牙靠的是金银和领土，荷兰靠的是一整套支撑商业活动的制度体系。
产权的保护、契约的执行、风险的分散、信息的流通。
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不像舰队和大炮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但它们的力量比舰队和大炮更持久、更根本。
舰队会被打败，大炮会生锈，但一个运转良好的制度体系，会在一代一代人的手里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强化，变成一种谁也拿不走的竞争力。”
八月的第三篇写的是英国。
英国的材料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加起来都多。
工业革命、议会制度、common law、古典经济学、牛顿的物理学、莎士比亚的戏剧。
这个国家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两百多年里爆发出来的创造力，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文明高峰之一。
他从经济制度写到政治体制，从技术创新写到科学革命，从法治传统写到社会结构。
每一条线索都很长，每一条线索都跟他后面要写的其他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在第一章写英国的时候埋下的伏笔，要到写美国的时候才能收回来。
他在文中这样写：“英国的崛起不是某个领域的单点突破，而是经济、政治、科技、法治、文化多个领域同时发力、互相支撑的结果。
工业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牛顿的革命提供了科学方法，普通法体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供了理论指导。
这五个支柱，每一根都立得很稳，五根合在一起，撑起了一个三百年的不列颠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