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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恒赶到县城西街时，正赶上回春堂门前鞭炮炸响最后一串脆响。
硝烟散处，一位身着月白襦裙的女子正从青瓷碗里抓出饴糖，分给围着的孩童。
她微微弯着腰，鬓边一缕碎发垂落，侧脸在午后光线下有着瓷器般的净白——那是经年养成的、与这岭南小县格格不入的大家闺秀的肤色，尽管如今似乎黑了些许，清减了几分。
张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大人，您不是去年就开始念叨，回春堂何时能开到咱们这穷乡僻壤吗？”
周彦恒像是被这话惊醒，目光却仍凝在那女子含笑的眉眼间。五年了。他下意识想上前，脚尖刚动，却猛地顿住——他低下头，看见自己青布衣摆上溅着的新鲜泥点，袖口还留着清晨扶犁时蹭上的暗红土渍。这般模样...
他伸出的脚缓缓收了回来，竟往后退了半步。
“您瞧那匾额，听说是京城总堂亲自派人送来的。”
张顺犹在兴奋地絮叨，完全没察觉县令的异样，“都说这回春堂可不一般，宫里御医退下来后，有几位就在那儿坐堂。这两年从府城一路开过来，每到一处，不光药材齐全，连炮制之法都讲究得很——说是岭南瘴疠多，他们特意备了清瘴散、避瘟丹这些咱们本地难寻的方子。”
鞭炮的红纸屑还在空中飘着，张顺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话里的惊奇：“最奇的是，他们每到一地，头三个月抓药只收半价，每月逢七义诊，连针灸推拿都不收钱。昨儿个李师爷还说呢，这哪是做生意，简直是施恩布德来了...”
“...对了，”张顺突然想起什么，“听说这回春堂的东家是个女子，每开新店必亲自来一趟。都说她还是出生名门呢。”
他说着，朝那方向努努嘴，“那位发糖的，想必就是东家身边得用的人吧？通身的气派...”
周彦恒的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
他看见她转过身，目光似乎朝这个方向扫了过来。
那一瞬间，他几乎要忍不住了——却最终只是将沾着泥土的手默默背到身后。
五年前京城春雨中的别离，他曾在后院的海棠树下，将一枚家传的玉佩推到她面前。
那时她只是将玉佩轻轻推回，声音比春雨还轻：“岭南多瘴气，先生珍重。”
一句话，让所有未尽之言都沉进了那个春天的泥泞里。
如今她竟来了，却是在这样一个他满身尘土的午后。
“大人？”张顺终于察觉他的沉默，“您...不去看看么？好歹是京城来的...”
周彦恒：“让师爷备份礼，以县衙的名义送去便是。我这般模样，唐突了贵客。”
他最后望了一眼那月白色的身影，转身走入人群。青布衣摆拂过青石板路，每一步都踩碎了几片鲜红的炮竹碎屑。
而在回春堂门前，女子将空了的糖碗递给伙计，目光淡淡掠过那个消失在街角的、沾着红土的身影，抿唇。
她抿了抿唇，眼底那点细微的光亮慢慢黯下去，像是被风吹熄的烛火。
“东家，外头风大，进堂里歇歇吧。”老掌柜低声劝道。
她轻轻摇头，正要转身——
忽然一双沾着新鲜红土的布鞋停在了她面前一步之遥的地方。
林知砚抬起头。
周彦恒站在午后明晃晃的日光里，额上还带着匆匆折返的细汗，青布衣衫上的泥点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四周的喧嚣都渐渐静了下去，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发紧：
“大小姐，好久不见。”
风吹过街巷，卷起他衣摆上的红土气息，和她身上淡淡的药香混在一处。
五年光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原来只凝成这一步的距离，和这句沙哑的问候。
很多年后林知砚曾问过已经当爹了的周彦恒，那日明明已经走了，为何会忽然回来。
他正俯身给女儿掖被角，闻言动作顿了顿。“走到巷口，瞧见鞋底沾的红纸屑，湿漉漉的——倒像五年前侯府阶前的海棠。”
他直起身，月光照着半边脸，“忽怕刹那不回首，余生便只剩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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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彦恒在清溪县干了三年，把金穗薯种满了山坡，调令就来了——黔中山区，比清溪还穷。
临走前，林知砚将回春堂的账本一一合上，对老掌柜只说了一句：“收拾药材，备足清瘴散。”
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抵达。
他先赴任，带着几个老衙役翻山越岭丈量荒地；她迟来三月，回春堂的新匾额便在县衙斜对面挂起来。
黔中山高水寒，她带来了北方暖房的法子，教苗人在地炉边种草药；他则将金穗薯的种植一路推行到云贵边界，在那些“鸟不拉屎”的石头缝里，硬是种出能糊口的粮食。
第四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生在黔中秋天的雨季。
那天下着冷雨，周彦恒在百里外的寨子劝架——两村争水源，差点动锄头。得到信儿时天都黑了，他冒雨往回赶，靴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竟是赤脚奔过最后十里山路。
林知砚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像纸，看见狼狈的样子眼眶泛红：“叫听溪吧。生在黔中，却念着清溪。”
听溪三岁时，周彦恒调任闽南海盐县。
那地方贫富悬殊得骇人，盐商富可敌国，灶户却食不果腹。
林知砚这一回将回春堂直接开在了灶户聚居的滩涂边，三间瓦房，药价压得比米价还低。
常有盐商女眷乘轿而来，她隔着帘子只说一句：“今日义诊，只接穷苦灶户。”
那几年林知砚偶尔带着孩子去各地回春堂勘查以及回京。
每次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周彦恒站在城门口，心里总像压了块石头。
他想，若不是自己当年非要走这条最难的路，她本可以留在京城，做着受人尊敬的侯府大小姐，不必跟着他在这穷乡僻壤吃苦。
可他什么也没说。
就像她从不说回京路上的辛苦，以及京里那些人的冷言冷语。
她也从不说，每次回岭南，看见他穿着半旧官服蹲在田埂上，衣袖卷到肘间，手上沾着泥和草汁的模样，心里其实是踏实的。
比在京城那些雕梁画栋的宴席上踏实得多。
他们就这样，一个不问，一个不说，却把日子过成了岭南的藤，紧紧缠在一起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