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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在天快亮的时候，也许根本就没有睡着过。他只记得自己坐在这张木质长椅上，背靠着刻有“赠予张淑芬女士”的椅背，看着东方的天空从黑色变成深蓝色，从深蓝色变成灰蓝色，从灰蓝色变成鱼肚白。太阳从楼房的缝隙里跳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被光刺了一下，本能地闭上了。再睁开的时候，阳光已经铺满了整座公园。草坪上的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银杏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有几片落了，铺在树根周围，像一小片金色的地毯。晨练的老人三三两两地走过，没有人看他。他是这座公园的一部分——一个穿着湿透的灰色卫衣的、头发贴在额头上的、眼睛下面有乌青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里，这样的人太多了，多到不值得多看一眼。
他的身体在发抖。不是冷，而是“没有人抱”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之后终于坐下来了、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只剩下颤抖。他抱着自己的肩膀，右手掌心空空的，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把拇指压在掌心上，像是在按着什么东西，怕它跑了。但那里什么都没有了。那行字变成了一滴水，滴在了他不知道的地方。
脚步声在他面前停下来。苏予没有抬头。他不想看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到。他不在乎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一个在公园长椅上过夜的、浑身湿透的、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没有钱包的、像丢了魂一样的年轻人。他已经没有力气在乎了。
“包子。猪肉大葱的。还热着。”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一个人在和你说话，不是施舍，不是同情，而是“我在吃包子，顺便给你带了一个”的那种自然的、不需要被感谢的语气。苏予抬起头。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着。他大概四十五六岁，头发有些白了，从鬓角开始，像冬天的霜从边缘向中心蔓延。他的脸很宽，颧骨很高，嘴角在不笑的时候也微微上扬，给人一种“他是不是在笑”的错觉。他手里拿着两个包子，用塑料袋装着，袋子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能看出里面的包子还冒着热气。
苏予没有说话。他的嗓子是干的，像很久没有喝过水。男人在他旁边坐下来，不是坐在长椅的另一头，而是坐在他旁边，肩膀之间的距离不到二十厘米。他把其中一个包子从袋子里拿出来，递给苏予。包子很烫，烫到他的手指在接触到包子皮的瞬间缩了一下，但他没有松手。他捧着那个包子，像捧着一团刚被点燃的火。
“吃吧。别客气。我买多了，一个人吃不完。”男人说着，自己咬了一口手里的包子。苏予看着手里的包子，胃在叫，不是咕噜咕噜的那种叫，而是一种更原始的、饿到一定程度之后胃壁在互相摩擦的、带着一点点疼的叫。他咬了一口。包子很烫，烫到他的舌尖微微发麻，但他没有吐出来。他嚼了，咽了。面粉的甜，猪肉的咸，大葱的辛辣，所有的味道混在一起，在他的嘴里炸开，像一场很小的、只有他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烟火。他吃了第二口，第三口。他吃得不快，但很用力，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喝到了水，每一口都要确认这是真的。
男人吃完了自己的包子，把塑料袋叠好，放进口袋里，不是扔掉，而是叠好，放进去。然后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远处的银杏树，看着那些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摇晃。
“你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男人问。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问“今天天气不错”。但苏予听出来了，那个“地方”两个字被念得很重，像是一个暗号，一个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听懂的暗号。
苏予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的手指停在了包子的最后一口上。他看着男人的侧脸，大脑在飞速运转——这个人在说什么？什么“地方”？他怎么会知道？是喜神吗？是乐园派来的人吗？在乐园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喜神，每一句话都可能是陷阱。他的警惕是他的盔甲，也是他的伤疤。
男人没有看他。他的目光还落在银杏树上。他伸出手，用右手的手指卷起左臂的袖子。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个需要勇气的、每一次做都会疼的、但不得不做的事。左臂露了出来。小臂的内侧，靠近手腕的位置，有一行字。不是用墨水写的，不是用刀刻的，而是从皮肤里面浮现出来的，像一封被折叠了太久、终于到了拆开时间的信。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用力到皮肤都微微凸起来了。颜色是深蓝色的。
“我叫赵明远，我忘记了我儿子的声音。”
苏予盯着那行字，盯着“儿子的声音”四个字。他的手指不再发僵了，他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慢慢地嚼，慢慢地咽。他不需要再问“你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了。那行字就是答案。因为在外面这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在自己的手臂上刺“我忘记了我儿子的声音”。只有从乐园里出来的人会。只有那些许过愿、付出过代价、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带着残缺的身体和记忆回到了现实世界的人会。
“归乡人。”赵明远说，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了那行字。他没有看苏予，目光还在银杏树上。“我们这样叫自己。不是‘幸存者’，不是‘受害者’，不是‘参与者’。是‘归乡人’。从那个地方回来了，回到家乡了。但不是完整的。我们丢了一些东西在路上，丢在那些喜神的领域里了。有的人丢了记忆，有的人丢了情感，有的人丢了自己。我们回来了，但我们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赵明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牛皮纸的，折叠得很整齐。他把信封放在苏予的膝盖上。“这是我们的地址。每周六晚上七点，在城西的老茶馆。没有强迫，没有要求，不需要带什么东西，不需要说任何你不想说的话。就是坐一坐，喝杯茶，看看其他人。你会看到你不是一个人。”
苏予没有动。他看着膝盖上的信封，看着牛皮纸的折痕，看着信封上没有写收件人，也没有写寄件人。空白，像他的右手掌心。
“你怎么知道我从那里出来？”苏予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赵明远转过头，看着苏予的眼睛，看了很久。久到银杏树上有一片叶子落了，在空中打了三个旋，落在地上。久到晨练的老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又走远了。
“因为你的眼神。所有出来的人，第一周都是这个眼神。空洞，但又在拼命寻找什么。空洞是因为你丢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你的眼睛都空了。拼命寻找是因为你不甘心，你不想承认那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你以为你还能找到它们。在街道上，在便利店里，在公园的长椅上。你以为你走着走着，就能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丢了的。但你碰不到。因为丢了就是丢了。不是丢了东西，是丢了自己的某一部分。”
苏予的眼眶红了。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睛里有水光，像冬天的湖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冰下面有水在流。赵明远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叫赵明远。我在城西的花鸟市场开了一家店，卖鱼。你有空可以来坐坐。不一定要周六。平时也可以。”他转身走了。步伐很沉，很稳，走过很多路。他的影子在他的身后被阳光拉得很长。苏予看着他走远，看着他的影子拐了一个弯，消失了。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膝盖上的信封。牛皮纸的背面有一个用圆珠笔写的地址——“城西区老槐树巷17号二楼，每周六晚七点。”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苏予把信封放进口袋里。左边口袋里有那张写着“我叫苏予”的纸条，右边口袋里多了一个信封。他站起来，腿有些发麻，他扶着长椅的扶手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城西在哪里，不知道老槐树巷怎么走。但他把信封放在口袋里了，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地址，一个他可以去的、有人在等他的地方。
他走了很久。走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走到他的肚子又饿了，走到他的腿又发酸了，走到他看到前面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有行人。他走到桥上，扶着栏杆，看着河面上的阳光。阳光在水面上跳动，像无数颗金色的、碎了的星星。他把右手伸出去，掌心朝下，对着河面。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和一点点鱼腥味。他闭上眼睛，让风吹在脸上，吹在右手空空的掌心上。
他听到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他在那些脚步声里听到了一个人，一个走得很慢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的、像是走过很多路的脚步声。不是赵明远的——赵明远的脚步声更沉，这个人的脚步声更轻。但一样稳。一样不着急。脚步声在他身后停了下来。不是在他旁边，而是在他身后，大约两步远的地方。
“苏予。”那个人叫了他的名字。
苏予猛地转过身。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他身后，穿着白色的T恤，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的牛仔外套，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他大概二十四五岁，头发有些长，遮住了一边眉毛。他的脸很瘦，颧骨有些高，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一颗被水洗过的、在阳光下反着光的黑色的玻璃珠。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不是在笑，而是一种“我找到你了”的、带着一丝释然的弧度。
苏予不认识他。他的记忆里没有这张脸，没有这个声音。但他的右手掌心，那片空白的、光滑的、什么都没有的皮肤，在微微发烫。不是有字，而是“记得”有人曾经在这里写过字。
“你是谁？”苏予的声音很紧。
年轻人向前走了一步，走到苏予面前，伸出手。他的右手，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开，像在等什么东西落在上面。他的掌心里有字。不是从皮肤里面浮现出来的，而是用圆珠笔写的，蓝色的，笔画有些歪。
“我叫程远。我也是归乡人。赵明远让我来接你。他说你在公园里，但我去了公园，你不在。我找了很久。”
苏予没有握他的手。他看着程远掌心里的字，那行字是——“我叫程远，我记住了所有学生的名字，但我想不起他们的脸了。”
苏予的喉咙发紧了。他想起阿杰，想起阿杰左臂上的“阿杰，妈不怪你”。他想起沈鹿，想起沈鹿右手掌心里那十颗心跳。他想起赵明远，想起赵明远左臂上的“我叫赵明远，我忘记了我儿子的声音”。他想起这些人——他们不是完整的，他们丢了东西，丢了记忆，丢了情感，丢了自己的一部分。但他们还在。还在走路，还在说话，还在伸出手，还在说“我来接你”。
苏予伸出手，握住了程远的手。程远的手是温暖的，干燥的，不像他的右手那样空荡荡的、没有温度。他的手心里有字，那些字在他的体温下微微发烫，像一个在说“我在”的、小小的、跳动的心脏。
“走吧。”程远说，“老槐树巷17号二楼。路有点远，我请你坐公交车。”
苏予点了点头。他松开程远的手，跟在他身后。两个人走过桥，走过河，走过一条条街道，走过一棵棵槐树。程远走在前面，步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替苏予踩着路，把路踩实了，让他走得不那么累。苏予走在后面，看着程远的背影，看着他的白色T恤被风鼓起来，像一面帆。他的右手不再空荡荡的了，因为刚才握过程远的手，掌心还残留着程远的温度。不是三十六度五，而是“有人来接我了”的、暖的、带着一点点汗的、像一个人跑了很远的路、怕你等急了、所以跑出了一身汗、但见到你的那一刻、他笑了的温度。
他们走过了那条种满槐树的街道，在下一个路口左转，走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有些剥落了。一楼的铁门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铜牌——“老槐树巷17号”。程远推开门，走进去。楼梯很窄，声控灯是坏的，他们摸黑爬了两层。二楼的楼梯口有一扇木门，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光。程远敲了三下，门开了。
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花白，盘在脑后。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不是年轻的那种亮，而是一种“我见过很多人”的、带着皱纹但依然清澈的亮。“来了？”她看着程远，然后目光移到苏予身上，停了一下。“来了。”程远说。女人侧身让开，让苏予进去。苏予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是安慰，不是同情，而是一种“你到了”的、不需要语言的、像一个人把灯打开、对站在门外的人说“进来吧”的那种拍。
苏予走进去。屋里不大，放了四五张桌子，桌子上铺着格子布的桌布，每张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不是真的煤油灯，而是电子的，仿古的，发出暖黄色的光。已经坐着几个人了。赵明远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茶，看到苏予进来，朝他点了点头。还有三个人他不认识——一个年轻女人，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书皮是黑色的；还有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背有些驼，坐在角落里，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有节奏，像在敲一首歌。
程远把苏予带到赵明远旁边的桌子，让他坐下。苏予坐下来，双手放在桌子上，手心朝下。他的右手掌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桌子上的暖黄色的光照在他的皮肤上，把那些看不见的、但存在的、刻在骨头里的笔画照了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身体感觉”。他知道它们在那里。沈鹿的“沈”，苏予的“苏”，下雨了的“雨”。它们不在皮肤上，不在骨头里，不在任何物理的地方。它们在风里，在雨里，在每一个“等雨停”的人的眼睛里。
赵明远给苏予倒了一杯茶。茶是热的，白气从杯口升起来，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变成了淡金色的、像雾一样的烟。苏予双手捧着杯子，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浅绿色的茶汤，看着茶叶在杯底慢慢展开，像一朵朵很小很小的、在水里开放的花。
“欢迎回来。”赵明远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苏予抬起头，看着赵明远，看着他的鬓角的白发，看着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他看着程远，看着他的白色T恤上被汗浸湿的领口，看着他掌心里那行被手汗晕开了一点的、蓝色的圆珠笔字。他看着那个戴棒球帽的年轻女人，她抬起头，帽檐下面露出一双眼睛，红的，像是刚哭过，但没有眼泪。他看着那个拿着黑色书本的中年男人，他把书放在桌上，书皮的黑色不是纯黑，而是被翻了很多遍之后、边缘发白的黑。他看着那个闭着眼睛的白发老人，他的手指还在敲，节奏很慢，很稳，像一个人的心跳。
苏予把茶杯举到嘴边，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但苦过之后，舌尖有一点点甜，像是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对他说——“你到了。你可以坐下歇一会儿了。不是因为你走完了，而是因为你找到了可以歇脚的地方。”
他放下杯子，看着自己空空的右手掌心，慢慢地、慢慢地，把右手翻过来，掌心朝上，放在桌子上。暖黄色的光照在空白的皮肤上，没有字，没有光，没有温度。但他没有把手收回去。他就那么放着，像在等什么。不是等一行字重新出现，不是等一滴雨落下来，不是等一个人握住它。而是在等自己习惯了——习惯了空，习惯了没有，习惯了“不需要握着什么也能活着”。
赵明远看着苏予放在桌上的右手，看了几秒。然后他伸出手，把自己的左手放在苏予的右手旁边，掌心朝上。他的左臂上，那行“我叫赵明远，我忘记了我儿子的声音”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微微发亮。程远也伸出了手。然后是戴棒球帽的年轻女人，然后是拿黑色书本的中年男人，然后是闭着眼睛的白发老人。六只手，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掌心朝上，手指微微张开，像六朵在同一个花盆里开放的花。他们没有说话，没有看彼此，只是把手放在那里，让光照着，让光照着那些看不见的、但存在的、刻在皮肤里或骨头里或心里的字。
苏予看着那些手，看着那些空白的或写满字的掌心。他的眼眶红了。这一次，他没有忍住。眼泪从眼角滑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桌子上，滴在他空空的右手掌心里。眼泪是热的，比茶热，比灯热，比程远握过他的手留下的温度热。他把右手合上，把那一滴眼泪握在手心里。不是“沈鹿，下雨了”，不是“夏知晓”，不是任何一个被刻在骨头里的名字。而是他自己。苏予。
他从乐园里出来了，他失去了一部分自己，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他在一群同样不完整的人中间，把手放在桌子上，让光照着，让眼泪流着。他在这里。他可以歇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