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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高三，高考的硝烟味越来越浓。
彼时，高等教育的资源极其有限，大学录取率低得惊人，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毫不为过。
全国的考生都在这一条狭窄的通道上拼命挤压，希望能够跃过龙门。每一个名额都弥足珍贵，竞争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顾萍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她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役，她输不起。
她更加拼命了，体重急剧下降，脸色苍白，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只有提到“高考”两个字时，才会迸发出一种孤注一掷的光芒。
马春花看着女儿这样，心疼得直掉眼泪，变着法儿地想给她补充营养，把家里有限的细粮、鸡蛋都紧着她。顾满仓沉默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
弟妹们也懂事地不敢打扰她。
终于，高考的日子到了。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顾萍萍的心跳得像擂鼓。她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稳住，你能行！
然而，事与愿违。
或许是长期高压下的精神过于紧绷，或许是面对真正高难度试卷时天赋短板的彻底暴露，又或许，只是命运在她顺风顺水了十几年后，第一次展露了它残酷而无常的一面。
拿到理科综合试卷时，顾萍萍的脑子“嗡”的一声，有些发懵。那些题目，比她平时练习的、模拟考试的都要难上一个等级。她熟悉的题型变了形，陌生的知识点穿插其中，计算量巨大……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按照平时的节奏答题，但手心里全是冷汗，笔尖不时地颤抖。
她遇到了一道她苦思冥想也无法下手的物理大题，卡壳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恐慌像藤蔓一样缠绕住她的心脏。越急，思路越乱；越乱，越无法集中精神。后面的题目，她几乎是凭着本能和残存的记忆在作答，完全失去了平时的条理和精准。
当交卷的铃声响起时，顾萍萍看着答题卡上大片大片的空白和涂改的痕迹，整个人如同被抽空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纸。
接下来的几门考试，她也未能从那种崩溃的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数学考砸了，化学也发挥失常……
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是个闷热的下午。
顾萍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窗外知了聒噪的鸣叫，手指颤抖地打开了成绩单。
当那个远远低于她预期、甚至低于平时模拟考平均分的数字映入眼帘时，她只觉得眼前一黑，耳朵里嗡嗡作响，整个世界仿佛瞬间失去了色彩和声音。
她，顾萍萍，从小到大的优等生，父母邻里的骄傲，弟妹眼中的榜样……高考，失利了。
没能考上大学。
这个消息，对她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
她人生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的拼搏，以这样一种惨淡的方式，宣告失败。
那一刻，所有的坚强、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
巨大的失落、不甘、羞愧和茫然，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她吞没。
顾萍萍伏在桌上，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却发不出一点哭声，只有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呜咽在喉咙里滚动。
这是顾萍萍人生中，第一次品尝到如此彻底、如此沉重的挫折滋味。
那个曾经自信飞扬、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少女，第一次被现实击倒在地，遍体鳞伤。
而前方的路，似乎一下子变得迷雾重重，不知该往何处去。
马春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没有过多地劝慰，只是每天变着花样地做些萍萍平时爱吃的，轻轻放在她门口，或者坐在她床边，默默地陪着她，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萍啊，没事儿，”马春花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考不上大学的人多了去了，咱不差那一张纸。天塌不下来，有爹妈在呢。”
顾满仓话少，表达关心的方式更直接。他下了班，会去供销社称半斤不要票的动物饼干，或者买几颗难得的水果硬糖，悄悄塞到萍萍手里。晚上，他会坐在院子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把萍萍那辆旧自行车的链条、刹车都仔细检查保养一遍，擦得锃亮。
已经去部队的顾立丰也寄来了信和包裹。
信里没有一句责备，只说了些部队里的趣事，鼓励妹妹“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把他省下来的津贴买了当地的特产肉干、果脯寄回来，指名是给萍萍补身体的。
弟弟顾立东和小妹顾芝芝更是小心翼翼。
顾立东会把他从食堂学来的新菜式做给姐姐尝，顾芝芝则把自己珍藏的小人书、漂亮的糖纸都贡献出来，笨拙地试图逗姐姐开心。
家人的温暖，像细密的针脚，一点点缝合着顾萍萍破碎的心。她虽然依旧沉默，但开始慢慢地吃饭，偶尔也会走出房间，在院子里坐一会儿。
然而，胡同里从来就不缺少看热闹和嚼舌根的人。
隔壁的赵菊花，声音永远是那么尖利，隔着院墙都能清晰地飘进来：
“哎呦，听说没？老顾家那个心高气傲的萍丫头，大学没考上！啧啧，平时看着多能啊，奖状贴了一墙，结果呢？还不是白搭！”
“就是，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得嫁人生孩子？”这是中院那个同样爱搬弄是非的刘婶在附和。
“我看啊，就是心思太活泛了，没用在正道上。老老实实找个工作，嫁人多好！”
这些风凉话，像针一样扎在顾萍萍的心上，也扎在马春花的耳朵里。
马春花气得想出去跟她们理论，被顾萍萍拉住了。
“妈，别去。她们爱说就让她们说去，我不在乎。”顾萍萍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她看着母亲，眼神里虽然还有未散尽的阴霾，但那股熟悉的倔强又隐隐浮现出来，“我不会让她们看笑话的。”
就在这当口，上门提亲的人，开始络绎不绝。
顾萍萍刚满十八，按当时的法律和习俗，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她模样出挑，是胡同里数得着的漂亮姑娘；干活利索，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又是正经的高中毕业生；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是高级技工，哥哥是军人，弟弟在食堂工作，虽然母亲没工作，但顾家家风正，负担也不算太重。
这样的条件，在媒人眼里可是“香饽饽”。
先是胡同里相熟的郑大妈，就是郑媛媛的妈妈，热情地跑来，说要给她介绍自己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子，在隔壁区的纺织厂当工人，“人老实，肯干，家里就一个老娘，没负担！”
接着，前院王大妈也来了，说的是她一个老姐妹的儿子，在街道运输队开三轮车，“虽说是个临时工，但小伙子机灵，将来肯定有出息！”
还有拐着弯托人来的，有国营菜站的售货员，有小学的代课老师，甚至还有一个附近机关的小干事……
表面上，顾萍萍顺从地听从父母的安排，答应和媒人介绍的对象“见见面”、“相看相看”，符合当下的婚恋流程。但实际上，每一次相亲，主导权都牢牢掌握在她自己手里。
马春花和顾满仓对女儿的亲事，态度很开明。他们疼女儿，绝不肯为了彩礼或者所谓的“条件”就随便把女儿嫁了。每次有媒人上门，他们都热情招待，但话不说死，女儿喜欢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