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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远是在孩子满月那天知道DNA结果的。他来家里吃饭，沈若在厨房里忙，孩子在卧室睡觉。方远趁沈若不在，压低声音问我：“结果出来了？谁的？”我看着厨房的方向，沈若系着围裙在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笃笃笃的，很有节奏。“不是周长和的。”方远愣了一下，“那是谁的？”“不知道。”
方远沉默了很久，手指在茶几上一下一下地敲着。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的脸看了很久，看得我不自在。“你干嘛？”“老李，应该测测你的。”“什么？”“没准孩子是你的。”
我看了一眼厨房。沈若还在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笃笃笃。“真是笑话，我结扎了。孩子指定不是我的。”“你可拉倒吧。”方远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重，“站在医院你还敢信？出现多少事故了？多起给人家堕胎，胎儿没掉。你那个结扎，你亲眼看到自己输卵管被剪断了？你复查过吗？”我没说话。我没有复查过。做完手术之后，再也没有查过。我以为做了就是做了，断了就是断了，不会再接上，不会出错。
“你看看那孩子的脸。眼睛多像你。”方远的声音低下来。我看着卧室的门，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孩子在里面睡觉，我看不到他的脸。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沈若躺在我旁边，呼吸很匀，早就睡着了。她的手搭在我胸口，手指微微蜷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那根裂缝还在那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吊灯旁边。路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把天花板照出一小片亮。我努力地想那个孩子的脸——沈望的脸。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嘴巴。我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了。这一个月我每天都在看他，但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的脸。
第二天，我去了另一家医院。不是沈若以前工作那家，也不是她生孩子那家，是一家我不熟悉的、在城西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医院。挂了眼科，不是眼科，是泌尿外科。医生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
“查什么？”
“精液常规。顺便查一下，我做过结扎，想确认一下现在还能不能生育。”老医生从老花镜上方看着我，“做过结扎？什么时候？”“几年了。”“复查过吗？”“没有。”“那先查一下。”
我去了取精室。小小的房间，一张床，一个洗手池，墙上贴着一张人体解剖图。我站在那个房间里，看着那张解剖图，看了很久。门的另一面有人在咳嗽，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聊天。
结果等了三个小时。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挺着肚子的孕妇，有抱着孩子的爸爸，有拄着拐杖的老人。一个年轻妈妈牵着一个小女孩从我面前走过，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气球，红色的，气球上画着一只米老鼠。
“李瀚。”护士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走进诊室。老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我的化验单，看着我的眼神变了。
“你之前做过结扎？”
“是。”
“在哪做的？”
“城东那家。”
老医生把化验单递给我。我接过来，目光落在最下面那一行——精子数量，正常。结扎失败了。不知道是手术没做好，还是过了几年输精管自己接通了。总之，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生育能力。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老医生还在说什么，我没听进去。
从医院出来，我没有回家。我坐在车里，把化验单折了又打开，打开了又折。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刺得眼睛疼。我拿起手机，给方远打了个电话。“帮我联系上次那个鉴定中心。我要再做一次DNA。”
这次采的是我自己的血。方远陪我去的那天，沈若不知道。她以为我去上班了。鉴定中心在城北，一栋灰色的小楼，门口没有牌子。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大。
“什么关系？”
“父子。”
“母亲知道吗？”
“不知道。”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她采了我的血，抽了两管，给我一个棉球按着针眼。方远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看着我按着棉球的手指，看着我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老李，你紧张？”
“不紧张。”
“你手在抖。”
我把手插进口袋里。又等了几天，比上次短，因为加急了。方远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公司食堂吃午饭。他声音很沉。
“老李，你过来一趟。结果出来了。”
我放下筷子，拿起车钥匙走出了食堂。赶到鉴定中心的时候，方远站在门口抽烟，地上已经有好几个烟头了。他看我走过来，把烟掐了，脸色很沉。
“老李，你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结果？”
他看着我，没有回答。他推开门让我进去，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报告。她抬起头看着我。
“李瀚先生？”
“是。”
“鉴定结果出来了。”她把报告推过来，手指指着最下面一行。“根据DNA遗传标记分型结果，支持你为沈望的生物学父亲。”
我看着那行字，看着“生物学父亲”那五个字。
“孩子是你的。不是别人的。”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份报告。方远站在我旁边。
“老李？”
“嗯。”
“你还好吗？”
我看着窗外。那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有几只麻雀站在枝头，缩着脖子。冬天还没过去，春天还没来。
方远没有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出去，把门带上了。那个戴眼镜的女人看着我。
“你要复印一份吗？”
“不用。”
我把那份报告折了，放进衣服最里面的口袋。
从鉴定中心出来，我站在路边。方远的车停在旁边，他没有催我。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看着这条街，看着这些楼，看着这些来来往往的车和人。风很冷，从西北方向吹过来。
“老李，上车吧。”
我上了车。方远发动车子，暖气开到最大，呼呼地吹。
“去哪？”
“回家。”
方远看了我一眼，没有问。车子拐上了主路，两侧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方远。”
“嗯。”
“孩子是我的。”
“嗯。”
“沈望是我的儿子。”
“嗯。”
“我差一点就不要他了。我差一点就把他们赶走了，差一点就让他们流落街头了，差一点就让我的儿子在一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阴影下长大。”
方远没有说话。车子在高架上开着，窗外的城市在暮色中亮起了灯。万家灯火，一格一格的，像一扇一扇打开又关上的窗户。
“你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车停在了小区门口，我下了车。站在单元门口，抬头看着十一楼的窗户，灯亮着。她在家，孩子在，果果在，童安在。他们都在这扇窗户下面，在这个家里，等我回去。
电梯到了十一楼，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我掏出钥匙开门，锁芯涩，拧了两下才开。门开了，客厅里的灯亮着。沈若系着围裙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地响。沈望在卧室里哭了，声音不大，像猫叫。沈若关了火去卧室，把孩子抱起来，解开衣襟给他喂奶。她背对着我，不知道我站在客厅里。
童安和果果趴在茶几上画画，果果画了一只兔子，童安画了一辆消防车。
“爸爸回来了！”果果跑过来。
童安也跑过来。“爸爸，你看我画的消防车，比上次画的好看。”
我蹲下来把那张画看了很久。“好看。比上次画的好看多了。”
童安笑了，缺了两颗门牙。
沈若抱着孩子从卧室走出来，看着我。“回来了？洗手吃饭。汤好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她系着那条灰色的围裙，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有妆。孩子在她怀里吃奶，闭着眼睛，睫毛很长。
“怎么了？”
“没怎么。”
我走过去，看着那个孩子。沈望。我的儿子。他的眼睛正在看着我，不，他闭着眼睛在吃奶。但他吃完奶睁开眼的那一刻会看到我，会看到这个抱着他的女人，会看到这个家。他不知道他差一点就没有这个家了。
“老公，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份折好的报告。没有拿出来。
“沈若。”
“嗯。”
“孩子是我的。”
她抱着孩子的手僵了一下。孩子被惊到了，松开乳头哭了起来。她赶紧低下头哄，轻轻拍着他的背。
“你说什么？”
“孩子是我的。我查过了。结扎失败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在发抖。
“你再说一遍。”
“孩子是我的。沈望是我的儿子。”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哭得浑身发抖。孩子被她抱得太紧了，不舒服，也哭了。两个人的哭声混在一起。童安和果果放下画笔跑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在那里看着。
沈若蹲下来，把果果搂过来，又看了看童安。她一个人抱不了三个孩子。
“妈妈不哭。妈妈是高兴的。”
果果用手指擦她脸上的泪。
“妈妈高兴为什么要哭？”
“因为高兴得太多了，装不下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沈望在我们中间，小小的，皱巴巴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窗外的路灯亮了，桂花树的枝条在风里轻轻地晃。那棵桂树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叶子都没有。但它快发芽了，在等一场雨、等一阵风、等地下的温度升到它愿意醒过来的刻度。它会醒的。每年都会醒。它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它只需要醒。醒了就会发芽，发了芽就会长叶，长了叶就会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