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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晨点了点头，然后开口：“问题出在证据上。”
阮秋碧接过他的话，像是她早就知道答案，只是在把它说出来：
“检方让辛普森当庭试戴现场发现的血手套，结果尺寸明显偏小，辛普森戴不进去。辩护律师那句‘如果手套不对，他就无罪’成了全案的转折点。”
她顿了顿，
“鉴识专家李昌钰指出警方取证不规范——辛普森的血样中查出了不该有的防腐剂，且8毫升血样最后只剩6.5毫升，让人怀疑证据被动手脚。”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下一个细节：
“最关键的是辩方发现辛普森家中袜子上的血迹也含有防腐剂，质疑是警方调查时带入的。”
“而负责案件的黑人警探福尔曼被曝出曾多次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辩方指控他栽赃陷害。由于他非法翻墙进入辛普森住宅取证，部分证据被认定为非法。”
林晨听完，点了点头：
“辛普森花费了近千万美金，聘请了包括李昌钰、德肖维茨在内的‘梦之队’律师团。他们死死抓住警方程序违规和种族问题，成功制造了‘合理怀疑’。”
“你的意思是对方的证据也可能有问题。”
林晨摇了摇头。
那个动作不大，但很明确，像是在纠正一个方向的偏差：
“我不知道。”他顿了顿，“但如果地铁当时真的很拥挤，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不是吗？”
阮秋碧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住了。
她没有立刻接话，像是在消化那句话里的两层含义。
一层是技术层面的“证据可能被污染”，另一层是更深处的、她没有说出口的东西。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她已经想到了、但不太愿意说出来的猜测：
“所以你认为那个母亲是诬告？”
林晨看着她，没有回避那个问题。
“不，我只是说，按我得到的信息来说，对于那个母亲来说，和解可能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
他顿了顿，
“毕竟耶鲁有钱人很多，而律师对她的羞辱是必然的。”
阮秋碧没有说话。
她看着林晨，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混合了理解和不安的神色。
“所以你觉得那个母亲会输？”
林晨没有立刻回答。
他低下头，看着地面，沉默了一瞬，然后抬起头：
“如果上庭，她最好的结局，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人生。”
他顿了顿，
“而不打官司她才有可能得到更多。”
阮秋碧沉默了几秒。
那几秒里，走廊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层。
然后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一种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但偏偏听得很清楚的、压在嗓子眼里的震颤。
“所以你认为女性的公义不重要，可以妥协。”
林晨看着她，沉默了一瞬，然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东方文化不讲二元论——非黑即白。”
他顿了顿，
“同在一个文化圈里面，你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走廊里的光线已经偏移了一大截，高窗投射下来的那道金色光带从林晨脚边移到了墙根，像一根被缓缓抽走的尺子。
复印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停了，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茶水间水龙头滴水的声响，一下，一下，间隔均匀，像一台走得极慢的节拍器。
阮秋碧站在原地，手臂重新交叉抱在胸前，但这一次不是防御，更像是在用力按住自己，防止什么东西从体内冲出来。
她的目光落在林晨脸上，带着一种她从走进法学院第一天起就很少在外人面前流露过的、赤裸的愤怒。
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压扁了的、滚烫的温度：
“你知道吗？ 事实上是一个母亲，在地铁里面，当着四个孩子的面，被人猥亵了。”
她把“四个孩子”这几个单词咬得很重，像是这些单词本身就是证据，不需要任何视频、任何口供、任何医院报告来佐证。
林晨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他靠在墙上，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沉默了两三秒。
那两三秒里，走廊里的滴水声显得格外清晰，像是整个世界的背景音都被调低了，只剩下那个有规律的、重复的声响。
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经过称量的、平稳的分量：
“现在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他们之间可能有身体接触，并且那位母亲报了警，而法官让他回来了。”
阮秋碧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住了。
她的下巴微微收紧了一下，像是咬住了什么不愿意松开的东西。
她没有立刻接话，但那几秒钟的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有重量——她在消化那句话里的每一个字，尤其是“可能有”那个单词。
当她再开口时，她的声音没有升高，但带着一种她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想过很多遍、终于决定说出口的决绝：
“你们中国人，总是这么自以为是吗？”
林晨没有说话。
阮秋碧看着他，目光没有移开。
那双眼睛里的愤怒已经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冷、更沉的东西。
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已经在她喉咙里搁了很久，磨掉了所有的毛刺，只剩下一个光滑的、坚硬的核：
“我为与你当同学为耻。”
她说完，没有等他回答，没有再多看他一眼，转身就走。
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响起，比来时快了不少，鞋跟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密集而急促，像一阵短暂的、被压缩了的鼓点。
她没有回头，没有减速，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一转，消失了。
林晨站在原地，没有追上去。
他看着那个拐角，阮秋碧的身影消失的地方，沉默了很久。
走廊里的滴水声还在继续，一下，一下，像某种固执的、不肯停歇的计时器。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揉了揉眉心，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带着一种说不清是疲惫还是无奈的温度，在冷白色的灯光下化成一片几乎看不见的雾气，瞬间消散了。
他靠在墙上，没有立刻离开。
是什么让一个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心里判处另一个人猥亵呢？
他心里有一个答案，但那个答案让他不太舒服。
这可能才是辛普森案最大的后遗症——不是“有钱人可以买通正义”这个老生常谈的结论，而是一个更深层、更隐蔽的东西：它把法律变成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