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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的声音清晰，带着辩论队训练出的节奏感，
“死刑是野蛮时代血亲复仇的遗留物。它的核心逻辑是‘以命抵命’，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神圣性的最大讽刺。”
“现代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教育和改造，让犯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而不是用一场仪式化的杀戮来满足公众原始的报复欲。更何况，”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加强语气，
“死刑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具有特殊的威慑力。而它最不可接受的，是那无法挽回的错误——误判。一旦执行，再无余地。”
“一个文明的法律体系，不能容忍这种不可逆的终极错误。”
“我同意伊森，”
另一个清脆的女声接口，是坐在中间的艾米丽，
“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国家有什么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种权力本身就在侵蚀我们宣称要捍卫的价值。”
“而且，统计数据清晰显示，死刑的适用充满种族和阶级的不公。穷人和少数族裔更可能被送上死刑台，这本身就是系统性的不正义。”
讨论像被点燃的引信，迅速蔓延。
更多“废除派”加入，论点如密集的箭矢：
“成本！漫长的上诉程序让死刑比终身监禁耗费更多纳税人金钱！”
“看看欧洲，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废除了！”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同样能实现隔离，何必诉诸杀戮？”
“上帝才有审判生命的终极权力，人类法律不应僭越！”
一个声音格外响亮，带着某种虔诚的激昂。
林晨看过去，是马克，一个常在法学院小教堂出现的虔诚信徒。
他的论点引来一片低低的附和。
卡尔森教授像交响乐指挥，只是偶尔点头，或用一个手势引导下一位发言者。
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激动的人群，最后，落在那片孤立的“少数派”区域。
“现在，”
教授开口，教室渐渐安静下来，
“让我们听听另一面的声音。生命、正义、终极威慑……反对废除的同学们，你们的理由是什么？谁先来？”
那个橄榄球队体格的男生率先站起来，脸涨得更红了，声音有些发紧：
“我……我觉得，有些罪行，太邪恶了。比如那些杀害儿童、虐杀多人的恶魔，他们不配活着！终身监禁？太便宜他们了！对受害者家属公平吗？”
他的话直白，甚至有些粗糙，带着未加修饰的情感冲击力，引来“废除派”区域几声轻微的嗤笑。
印度裔女生推了推眼镜，声音更冷静些：
“我来自一个仍有死刑的国家。我同意需要极其严格的程序控制，但我不认为应该彻底废除。”
“对于那些经过最严密司法程序确认的、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死刑是对‘生命价值至高无上’这一原则的最终确认。当你残忍地、蓄意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你自己生命的丧失，是唯一相称的回应。”
“这不是复仇，这是对等原则，是对被害者生命价值的终极承认。”
“也是对犯罪者理性的尊重，”
另一个声音补充道，是个面容严肃的东欧裔学生，
“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在决定犯下如谋杀这样的重罪时，理应对其行为的可能后果有认知。判处他死刑，是尊重他作为一个理性主体的选择。”
“如果不惩罚，反而是对他的侮辱，仿佛他的选择无足轻重。”
“还有社会正义感，”又有人插话，
“如果连最残暴的谋杀都不能用最严厉的刑罚回应，社会的道德底线何在？受害者家属的感受何在？法律不能只关怀加害者的‘人权’，而漠视受害者破碎的人生和家属的血泪！”
少数派的声音起初有些零散，但渐渐汇聚，试图在情感、正义和哲学层面构建防线。
然而，在多数派精心编织的、由数据、比较法、道德哲学和人权话语构成的攻势面前，显得有点吃力，甚至时而会被打断或质疑。
卡尔森教授的目光，最终越过争论的人群，落在了林晨身上。
林晨一直安静地坐着，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上面没有记录刚才的唇枪舌剑，只有几个简短的词：“误判—程序？”、“威慑力—数据可靠？”、“成本—比较基准？”、“宗教—权柄界限？”。
“林晨，”
教授点到了他的名字，声音平稳，
“我看你一直在思考。你举手反对废除。能否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关于文明、误判、成本、威慑力的讨论之后，你的核心理由是什么？你是基于什么，站在了少数这一边？”
教室安静了一瞬。
所有的目光，好奇的、审视的、不以为然的，都聚焦过来。
林晨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但他缓慢地、清晰地吸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笔轻轻放在笔记本上。
笔身接触木制桌面的声音，在寂静中很轻微，但清晰。
“教授，”
他开口，声音不高，但足够让每个人听清，
“我认为，将问题简化为‘保留’或‘废除’，可能错过了更关键的节点。死刑，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关于生命权利让渡的契约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看到教授几不可察地抬了抬眉毛。
“我们每个人，生于社会，让渡出部分自然权利，形成契约，构建国家权力，以换取安全与秩序。生命权是核心，但并非绝对不可触碰。”
“当一个人，以完全自主的意志，蓄意、非法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时，在逻辑上，他已经单方面撕毁了这份契约中关于相互尊重生命的最根本条款。”
“这时，社会基于契约保留的终极权力——包括在极端情况下，以严格限定的方式剥夺其生命——就有了启动的潜在基础。”
“这并非野蛮的‘以眼还眼’，而是契约逻辑的必然延伸，是对契约神圣性的最后守护。”
他语速平稳，用词精准，刻意避开情感渲染，像在陈述一个法律推定。
“因此，我的立场不是简单地‘保留’，而是保留，但必须以人类理智所能设计出的最严格、最审慎、多层复核的程序来控制它。像锁住猛兽，钥匙由多道互不隶属的机关保管。误判风险，”
他看向之前发言的伊森，
“不应成为废除死刑的理由，而应成为驱动我们完善程序、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永恒压力。”
“因为存在误判风险就放弃对最极端邪恶的终极应对，这类似于因为手术有风险就放弃所有外科医学——逻辑上，我们首先应该追求成为更顶尖的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