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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 林晨回应道，
“公开层面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仪式性功能——国会听证、总统新闻发布会、最高法院口头辩论，这些环节主要是面向选民和媒体的展示。
实质性的规则运作发生在公开视野之外——电话沟通、私人会晤、非正式社交场合的交流。
在这些场合，法案并非通过辩论获得通过，而是通过利益交换获得通过；
法官并非通过独立程序获得任命，而是通过协商获得任命；
行政命令并非在真空中签署发布，而是在试探各方反应并获得默许后才签署发布。”
伊森向后靠入椅背，双手交叉置于脑后。
他注视天花板，日光灯的白色光线在他的镜片上形成两片光斑。
“这个观点，与你此前撰写的论文方向似乎有所不同。”
“因为我此前没有在曼哈顿下城区进行过实地观察。”
林晨端起自己的咖啡杯饮了一口。饮品已经冷却，但他并未在意。
“在下城区停留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当地行为体的决策逻辑并不符合理性人假设。
暴力组织之间的冲突并非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是出于声誉维护的动机；
街头毒品交易者在明知存在执法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竞争者的地域范围内进行销售，其驱动力并非利润预期，而是地域控制权的象征意义。
教科书中的理性人假设在这些情境下缺乏解释力。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理性人假设在街头情境下不成立，那么它在华盛顿的政治情境下是否真的成立？”
伊森放下双手，身体前倾。
“你的意思是，理性人假设本身存在根本性缺陷？”
“不是存在缺陷，而是解释力有限。”
林晨将咖啡杯放回桌面，
“理性人假设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它忽略了两类变量。
第一，个体的价值偏好并非统一尺度——有人追求经济利益，有人追求权力地位，有人追求社会声望，有人追求安全稳定，这些目标无法通过单一的效用函数进行换算。
第二，个体的决策并非在真空中进行——每个人都在观察他人的行为并据此调整自身策略。
这便是博弈论中所说的‘共同知识’问题：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个递归过程没有确定终点。
因此理性人假设只能解释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需要借助其他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例如身份认同理论、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社会规范理论等。”
伊森注视了他两秒钟。
“你在下城区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个规律。” 林晨回应道，
“在暴力、财富、舆论这三个传统变量之外，存在第四个变量——社会资本。
在下城区环境中，一个个体的生存能力不取决于其体能、财富或知名度，而取决于其人际网络的范围与质量——他认识哪些人，哪些人愿意为他提供担保，哪些人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他传递信息或促成交易。
这一规律在华盛顿同样适用。
一项法案能否获得通过，不取决于其内容的技术质量，而取决于起草者与各委员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是否有足够的人脉资源帮助其在程序上排除障碍。
一位法官候选人能否获得任命，不取决于其专业资历，而取决于其是否曾在适当的律师事务所执业、是否曾为适当的参议员担任法律助理。
社会资本这一变量难以量化，难以纳入教科书的标准分析框架，但它构成了制度实际运作的核心机制。”
伊森的指节在桌面上敲击了三下，节奏均匀。
“所以你将‘社会资本’纳入了你的分析模型。”
“是的。纳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模型的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暴力、财富、舆论、社会资本——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且各自的权重因行为主体而异。
有人以暴力为主要手段，有人以财富为主要杠杆，有人以舆论为主要工具。
而具备高度适应能力的行为体，能够综合运用社会资本整合其他三种资源，实现三种资源之间套利。”
伊森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转回视线看向电脑屏幕，将此前删除的文字重新录入，并在下方补充了两行。
“幸好你没有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
林晨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
“所以我将研究方向提供给你。你可以从中选取一个具体的子议题进行深入论述，不必尝试全景式呈现。全景式研究的体量过大，一篇论文无法容纳。此外——”
他停顿了一下。
“此外，公司的日常运营一直由你和亚历克斯负责。我在外执行项目，你在办公室统筹现金流与资源配置。这篇论文如果公开发表，署名权归你，对你的发展有益。对我来说——坦白地说，我并不需要。”
伊森的嘴角向上牵动了一下。
“你可以直接将完整稿件发送给我，我来署名。”
“我们的文字风格存在显著差异，指导教授能够辨识。你的写作风格偏向实务导向，偏好使用短句和案例作为收尾。我倾向于构建逻辑框架，绘制示意图，使用比喻将抽象概念具象化。两种风格融合在同一篇论文中，会被视为不一致。”
伊森点了点头，表示接受这一理由。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你的‘社会资本’这一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在图书馆查阅了三天资料，翻阅了二十余本专著，未能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
林晨端起那杯已经冷却的咖啡，饮了一大口。
“在曼哈顿下城区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实地观察。”
“仅仅是观察？”
“仅仅是观察。每日上午七时到达，晚间十时离开。
坐在杂货店对面的台阶上，记录出入人员、人际互动模式、特定位置的停留者、车辆的停放位置与时长。
到第三天时，我开始能够识别街头层面的管理人员——判断依据不是着装或外在标识，而是其他人注视他的方式。
到第五天时，我大致归纳出几条不成文的规范：不得在他人管辖范围内招揽客户，不得在他人面前清点现金，不得在警方巡逻时段进行交易。
这些规范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但所有参与者都予以遵守。因为违反者次日便不再出现。”
伊森没有回应。
“到第七天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街头存在一套不成文的规范体系，那么华盛顿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体系？
随后我重新查阅了宪法案例选集，发现许多判决的逻辑，如果采用‘公开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并存的双层分析框架’进行解释，比单纯采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解释框架更为顺畅。
例如，最高法院在某些案件中明显倾向于支持行政权——其原因可能在于大法官们意识到，如果此次不为行政权保留运作空间，未来行政机关可能在法官任命程序中设置障碍。
这一考量因素不会出现在判决书的正式文本中，但它构成了判决书背后的逻辑基础。”
伊森深吸一口气，缓缓呼出。
“那么这个观点，你为什么没有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