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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朝廷，现在是用实证主义在推动？还不错。”
“实证主义是什么？”朱先烯问。
“就是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分开来。”
“啊...我大概能猜到你是什么意思。”朱先烯点了点头。他是知道“隔壁”的历史的，至少阅览过一些，“不过可能和你猜测的成因不太一样——据我所知，你们那边有个什么‘启蒙运动’，预先塑造了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反思，还有对人性和良知的重新思考。这种事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因为早不知道多少年就反思过了。”
“那区别是？”
“区别是我们并没有预设什么道德上的思考啊。”朱先烯答道，“当时进行科举共和制改革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解决天子和朝臣之间分账的问题。因为永庆改制的时候，帝国进行了巨大的扩张。在新扩张的领土中，天子与朝廷、天子与卫所之间、卫所与朝廷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明，有的归天子、有的归朝臣、有的归卫所。甚至某地方，山上有矿监、山下有卫所，成立有州府，三种管理体系完全搅在一起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当时的朝廷，确实是面临着一场大变，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大扩张。
扩张出来的不只是有新的领土，还有旧领土之内的新兴产业。比如当时皇产一度占据经济体系中规模巨大的份额，卫所和官府也有各自的产业，甚至大学也有自己的独立产业体系。因为这种事，对大家来说都相当自然。
过去修桥补路时，往往会一并改一间庙。是城隍庙，或者土地庙之类。这庙会有些庙产，庙里有庙祝。想要给公共事业捐助的人，往往不会直接捐钱，而是给桥或者路捐一份田产，置办一份可以使其运营起来的产业，而庙祝就是运营这个基金会的人。
学校有产业就更直接了——因为学校也遵循这个逻辑。当某地的官府想要建立学校时，往往不会直接拨款，而是划拨一块学田来供应学校的消耗，学校的经费就从学田的产业中来。
甚至卫所也是这个逻辑。太祖高皇帝说“养兵百万，不用百姓一粒米”，就是他在全国各地为军队设置了卫所，并且为卫所设置了产业。这里说的“不用百姓一粒米”的意思是卫所自己有自己的产业，不需要民政系统划拨军费过来。
这种事在整个前现代社会都是常态。当某件事要成行的时候，其组织者往往都会划拨一些产业过去来使其自给自足。过去是划拨田产，现在则是基金会了。因为在过去，农田的收益是有预期的。而现代引入了新的管理体系后，基金会的运行比农田的运行要更稳定一些，至少不用靠天吃饭。
永庆改制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新事物与旧的政治体系产生了对冲。
卫所觉得其他人在侵吞军资，百姓觉得天子在与民争利，天子觉得“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就给朕一百万，朕还要感谢他们吗！”。
当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的时候，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永庆改制之后，畿内与海外进行了大分流，二者之间的事务几乎被完全隔离。
海外事务完全交给军方来处置，由此产生了几个大的都督府，还有南洋的郑家。这是新一代的勋戚。
畿内的事务由朝廷完全进行了统辖。而皇帝不再直接持有皇产——
皇帝不持有皇产，倒不是因为皇帝和朝臣之间达成了平衡，而是另一件事的副作用：那时候内官被改革掉了。所以皇产也需要改革。
因为内官被改革掉了，运行皇产的人没了，皇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天子的小金库”就被取消了。顺带一起革掉的还有宗室的经费，如商洛所知，藩王们的拨款在当时全部做了债券化处理，现在朱灵长大之后也是要领取一份国债券的——当然，唯一的问题是朱先烯没有，因为太子严格来说是不拿这套债券的，因为他将来要继承皇位。
永庆改制中对所有的皇产和皇家事务进行了打包处理，形成了一套运行制度更加高效的管理体系。比如大皇宫外面的金陵饭店，那就是拆解出去的一部分光禄寺的职能。金陵饭店当作国宾馆来用，平时也进行商业化的运行，并且在需要烹饪国宴的时候下场做饭。
这在过去，是需要内官们自己组建一个小厨房来搞的。永庆改制取消内官后，新办的金陵饭店已经完全超越了旧式的小食堂，而且更好吃了。
其他的情况也多类似。一些造办处之类的部门，也进行了产业化改组，服务水平大幅度上升。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进行了产业化之后它就不是天子可以随便设立或者废除的办事处了。它确实依旧属于天子，金陵饭店其实就是天子的产业。但天子在金陵饭店吃饭是要花钱的——因为让天子不花钱，在财政工作上会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最后算起来还不如让天子花钱吃饭。
所以产权上虽然没有变，但在具体的行为上，天子已经不能像过去使唤内庭一样使唤这些产业化的服务机构了。
但这倒也不是坏事。因为御膳房也好、光禄寺也好，在当时是完全失能的，而金陵饭店相当地有能。金陵饭店真的要对外营业，所以他们做菜可比光禄寺好吃多了。
而且这已经不是能吃的问题，实际上金陵饭店在很多时候可以代表宫廷菜和官府菜的最高水准，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朱先烯本人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他每天都很开心地从金陵饭店订餐吃。他吃饭走的也都是明账，吃多少付多少，只是按月结账一次而已。
但这种结账来结账去的事，就把公私与内外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只要这么一分，实质上的区别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