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加载中...
转眼间，到了四月。
又一届“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召开。
伍六一又一次来到了大会堂，相较于前两次，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身份上的转变。
从获奖者变成了颁奖者。
同样，这次就没有上次温和的氛围。
之前，大家都客客气气，夸赞他是文坛新锐，不可限量。
如今却为沽名所累。
特别是，他之前在评审时说的话，已经传遍了文学圈。
不少人对伍六一避之不及。
而伍六一相熟的，也真没几个人来。
汪老上了岁数，不愿意凑这个热闹。陈建工跑到青岛去采风。
伍六一寻摸了一圈，只看到一个熟人。
贾老师！
贾平洼风采依旧，83年是他意气风发的一年。
他在《钟山》上发表了《商州初录》，创造“散文化小说”新文体。
凭改革题材中篇站稳主流文坛，和路遥一起成了西北乡土代言人。
这时，陈忠实、红柯包括高建群都得往后稍稍。
伍六一上前打了声招呼，“贾老师好久不见。”
贾平洼瞧见伍六一，也先是一喜，可随后眉头又皱了起来：
“前一阵儿，怎么回事儿，我听说你猛烈抨击了伤痕文学？这不是要得罪一大批人。”
伍六一满不在意，“我又不在乎他们。”
“你是不在乎他们，但他们跟癞疙宝似的，不咬人，膈应人呀。”
“随他们去吧。”伍六一态度没变，脸上浮现一丝笑意：“不说这个，咱大侄女怎么样了？”提起女儿，
提起女儿，贾平洼脸上神色明显柔和了不少，
“挺好的，你不知道，这孩子抓周的时候，还抓了一只毛笔，保不齐以后也是个作家。”
得！
伍六一知道，文坛又要出了一位巨匠了。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各自回到了座位上。
颁奖流程和前两年没什么两样。
领导讲话，代表发言，然后是最重要的颁奖环节。
随着主持人说道：
“接下来，有请获奖作家上台，接受奖项！”
各位作家站成了一排，在这些获奖人之中，有一个人显得不同寻常。
那就是史铁升。
他坐在轮椅上，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面容清癯，眼神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平静。
可能是由于行动不便，他被安排在了最边上。
接下来，颁奖嘉宾再依次登场。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
伍六一颁奖的位置，也在末尾，恰巧来到了史铁升的面前。
从礼仪人员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杯和证书。
就在伍六一准备按照惯例递过去并握手时，史铁升却先有了动作。
他努力地、有些艰难地从轮椅上微微向上撑了一下身体，并非为了站立，而是为了能更郑重地伸出双手。
伍六一立刻会意。
他收回了原本的手势，改为同样双手捧持，将证书和奖杯稳稳地送入史铁升手中。
两人的手，连同那冰凉的证书外壳，短暂而稳固地叠握在一起。
在这一瞬间的接触里，伍六一清晰地感觉到，史铁升握住他手指的力道，坚定、温热，远超寻常。
“伍老师，”史铁升的目光直直地看向伍六一，那里面没有过多的激动，而是一种沉淀过的、厚重无比的感激。“谢谢您。清平湾.....和我，都谢谢您。”
没有提“会议”，没有提“争论”，只说了“清平湾”和“我”。
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伍六一迎着那道目光，极认真地点了一下头，低声回道：
“它值得。你写得好。”
掌声适时地再度响起，如潮水般覆盖了这短暂的、只属于两人的对话。
伍六一退后半步，完成合影。
史铁升将证书端放在膝上，双手扶着奖杯，目光平静地望向台下的闪光灯与人群。
......
颁奖仪式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在文化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获奖名单与专题报道。
紧接着，《文艺报》、《文学报》及各大地方党报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权威性，让这份名单瞬间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焦点。
一时间，读者争相购买刊载获奖作品的《人民文学》、《沪上文学》、《收获》等杂志，这些期刊很快脱销。
在各地的图书馆、单位阅览室，登载《围墙》、《清平湾》、《哦，香雪》的页面被翻得卷了页。
一些热心读者甚至手抄佳作，相互传阅。
文学，在这个春天，再次显示了它搅动公众的强大能力。
然而，就在这片热烈的议论声中，一篇措辞严谨却暗藏机锋的文章，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另一层涟漪。
四月上旬，《文艺报》刊登了水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玉翔的评论文章——《二十篇外》。
郭玉翔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尤以对“伤痕文学”的系统研究与坚定捍卫著称，在学院派和传统作协系统内颇有影响力。
文章开篇称赞获奖作品整体上反映了创作的繁荣，但笔锋随即一转：
“.....然而，评奖如同摘果，入选者固然光鲜，但遗落于筐外的，未必没有珠玉。
譬如，笔者近期重读《迟到的春天》一篇，作者以深沉的笔触，展现了一代人在历史转折处的内心风暴与道德勇气，其情感的穿透力与时代的厚重感，尤为深刻。
此篇落选，非作者之憾，实乃评选眼光之偏狭。”
圈内人知道情况的，都暗骂这老贼不要脸。
《迟到的春天》正是郭玉翔门下一位研究生创作的、典型的“伤痕”作品。
这番“惋惜”，实则是为弟子鸣不平，并隐晦地质疑评奖的全面性。
文章的重心在后半部分。在泛论了几篇他认为被忽视的“有力之作”后，郭玉翔将矛头指向了更根本的问题：
“.....尤为令人忧心的是，此次评奖过程中，竟出现了某种试图以个人偏激之论，绑架乃至篡改文学评价标准的危险倾向。
据悉，有某位评委，公然抛出‘伤痕文学已死’的惊人之语。
此论若非出于对近十年文学发展历史的惊人无知，便是出于一种以颠覆为荣、以否定为快的虚无主义心态。”
“伤痕文学源于血泪，成于思索，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民族精神的活心脏。
轻率宣判其死亡，不仅是对无数创作者真诚的亵渎，更是对文学反映现实、介入生活这一功能的背弃。
在我看来，持此论者，企图用一种看似新潮的思想，来掩盖面对复杂历史与深沉情感时的思想贫乏。”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片面且武断的文学史观，一旦与评委的身份和权力结合，便可能转化为实际的筛选暴力。
它会使那些.....像是《迟到的春天》，这种忠实于生活痛感、执着于历史追问的作品，在过时的标签下被排除。
而一些或许技巧新颖、但回避历史核心张力、沉溺于个人琐碎感怀的作品，如《清平湾》之流，则可能被误认为‘代表未来方向’。
此次评奖结果中某些令人费解的取舍，很难说与此种弥漫于评委席上的错误舆论无关。
这不是健康的争鸣，而是批评的越界与权力的任性，其导向的危害，远大于一两篇作品的得失。”
起初，人们更多地围绕文中提及的《迟到的春天》等落选作品是否真的被埋没而争论。
但很快，所有好奇与探究，指向了那个最核心、也最刺激的问题。
郭玉翔文中那个“妄言‘伤痕文学已死’”、“持虚无主义心态”、“思想贫乏”的评委，究竟是谁？
文艺圈没有绝对的秘密。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荣誉与利益交织、观点与人事纠缠的时刻。
“知情人士”开始在不同场合，用神秘的口吻传递着那个名字：
“听说了吗？就是那个最年轻的评委，伍六一。”
“难怪.....他前年那篇《棋王》，味道就和‘伤痕’不一样。”
“年轻人，想靠惊人之语搏出位罢了，巴老他们太纵容了。”
“年轻人！果真不能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