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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八点刚过。
一个穿着中山装、面相陌生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停在伍六一家门口。
他从包里掏出一封公函式样的信封，敲开了门。
“伍六一同志在么？作协办公室给您的急件。”
年轻人语气毫无波动，等开了门，便递过信封，甚至没有确认下收件人，便转身骑车汇走了。
伍六一拆开信封。
是一份关于“新时期文学创作方向研讨会”的正式邀请函，打印的字体规整，盖着鲜红的公章。
他的目光直接扫向末尾的会议时间：
上午九点整。
他抬头看了眼屋里的挂钟，指针指着八点过七分。
地点在城东的燕京作协礼堂。
伍六一笑了。
就算此刻出发，一路顺利，赶过去也就将将九点。
他没想到，真把这种“艺术”给玩出花了。
说实话，他是觉得真没必要，即使提前个两三天，他也不会去的。
一来，他现在不是燕京作协的成员。
二来，他现在也看清了，真没意思。
.......
上午九点，作协礼堂。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几乎座无虚席。
特意申请主持会议的赵春生，环视一圈，目光似在寻找什么，确认后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会议的议题很快从宏观论述，滑向了最近的热议话题——《火星救援》与轨迹奖。
一位以创作厚重乡土题材闻名的老作家首先发难，他捻着茶杯盖，语气不疾不徐：
“文学，终究是要扎根泥土，反映人伦常情的。
现在一些作品，动不动就飞到火星上去，跟机器、跟数据打交道，那里头还有多少我们传统所说的文学性？
那个伍六一嘛，寻根文学不是写的挺好的么？
非要写什么科幻小说。
不务正业！
这东西，供青少年科普消遣尚可，但要论登大雅之堂，承担反映时代精神的重任，恐怕还欠些火候。”
这番话立刻引来不少附和。
一位以诗歌见长的编辑推了推眼镜，接口道：
“王老说的是。文学是人学，终极关怀是人的心灵与命运。
科幻把笔墨过多地投向外星、机器、未来这些虚渺的概念，恰恰可能稀释了文学最本真、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另一位坐在角落、专攻报告文学的中年作家则语带惋惜：
“可惜了伍六一，他那手扎实的写实功底，若是深耕他所熟悉的领域，成就未必在今日之下。如今被这‘科幻’的名头裹挟，看似热闹风光，实则是走了岔路。”
不少人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在他们看来，科幻仍是“小儿科”，其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天然矮人一等。
轨迹奖的荣誉，非但不能提升其地位，反而因其“过于受欢迎”和“来自海外科幻圈”，加深了这种偏见。
真正的“严肃文学”，何须在乎特定读者群的投票？
紧接着，批评的矛头转向了奖项本身。
一直对科幻持批评态度的水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玉翔，拿出了一份不知从何处摘译的简短资料，语气犀利：
“即便我们暂且不论科幻文学本身的定位，单说这个轨迹奖啊，据我了解，这本质上是一个美国地区性的、由特定科幻迷群体投票产生的奖项。
其评选标准、价值取向，完全基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科幻文化语境。
我们中国文学，有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发展道路，我们的作家写出好作品，首先是服务于人民，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
我们是否需要，又何必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美国地区性奖项来承认我们的文学成就？
这种对西方奖项的追捧心态，是否本身就值得警惕？”
“地区性奖项”这个刻意轻描淡写却又带着贬低的定性，在此刻的会场环境中，成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解读。
它巧妙地将“国际读者认可”偷换为“迎合西方特定口味”，将荣誉变成了潜在的问题。
战火，终于不可避免地烧回了最敏感的区域。
一位在年前“科幻风波”中写过批判文章的理论家，接过话头，声音陡然严肃：
“郭老师提到了价值取向，这让我不得不联系起年前文艺界那次关于‘科幻风波’的讨论。
当时我们就明确指出，某些科幻作品，热衷于描绘脱离现实的社会形态、空洞的技术救赎论，甚至隐含对历史与现实的消极隐喻，这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有害的。
如今，同一类型的作品，因为获得了某个西方奖项，似乎就变得正确了、光荣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翻案风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部获奖作品本身，在科学故事背后，其核心的精神导向，是否与我们提倡的文艺创作方针真正一致？”
“翻案风”三个字像一块冰投入会场。
原本是有不少人支持伍六一的，甚至其中有些年轻的作者，还上过伍六一讲的课。
但一提到“翻案风”，瞬间让许多想为伍六一说几句话的人，闭紧了嘴。
年前的“风波”记忆犹新，那是一道谁也不敢轻易再去触碰的伤痕。
旧事重提，意味着争论的性质变了，它不再仅仅是文学体裁之争或奖项轻重之辩，而被上线到立场与思想的层面。
研讨会的风向就此彻底转变。
一些原本观望、或内心认可作品成绩的文人，在如此高压的语境下，纷纷选择了沉默或转向。
他们意识到，与其冒险支持一个被抛上风口浪尖的人，不如回归更安全的“文学本体论”。
或.....
沉默是金。
研讨会结束后，其核心争论内容，经过精心修剪和强化，迅速变成铅字。
发表在了燕京作协的主阵地——《燕京文艺通讯》（内部刊物）与公开的《燕京纪事》上。
文章以“研讨会综述”的形式，将个别批判观点呈现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
作协虽然是团体单位，但带着半官方的意味。
一些之前持观望态度、或本就与主流文艺批评界关系密切的报纸和刊物，仿佛终于等到了“安全”的信号。
选择了与《燕京日报》的谨慎肯定截然不同的道路。
数日之内，数篇颇具分量的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它们不再提及轨迹奖的具体分量或作品细节，而是高高在上地讨论“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主体性”、“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评价体系”、“科普功能与文学功能的界限”等宏大命题。
字里行间，虽未直接点名《火星救援》，但所指昭然若揭。
郭玉翔“地区性奖项”的说法被广泛引用，成为贬低该奖价值的标准表述。
更有文章意味深长地提醒：
“文艺工作者需警惕，莫将地区奖项，代表了国际奖项，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不代表收到世界读者的喜欢。”
一场由作协内部研讨会点燃的火，终于以批判文章的形式，在更公开的媒体层面上烧了起来。
支持伍六一的力量，此前主要体现为读者和科幻行业的同仁。
在公开、正式的文艺批评阵地上，突然陷入了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