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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之后，《观止》编辑部的收发室，最先感知到了《平凡的世界》掀起的微小波澜。
从最开始，零星几封读者来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寄来的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一天几封，变成了几十封、上百封。
如今，路遥的屋子里，已经攒了半个麻袋。
这些信，有个共同的特点。
信上的字迹大多歪歪扭扭，不太好看，寄信人大都不是“体面人”。
多是煤矿的工人、落榜的农村青年、乡镇的基层干部....
他们的问题看上去似乎都有些幼稚。
“孙少安的砖窑后来成了吗？”
“孙少平还会回双水村吗？”
而这小小的波澜，随着广播电台每天中午准时开播的《长篇连播》，开始走向千家万户。
当下，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家家户户了解外界的主要窗口。
田间地头的大喇叭、工厂车间的休息室、学校的宿舍、农村的炕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都会准时响起李野墨那浑厚的声音。
双水村的风、黄原城的雨、孙少安的执拗、孙少平的倔强，顺着看不见的电波，翻过山岭、跨过江河，传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有村子里的人田埂上，就着大喇叭里的故事，边听边干。
有工厂里的工人，午休时准时围着收音机，等待更新。
人们开始觉得广播太短，听得不过瘾，便纷纷跑到当地的新华书店、报刊亭，去找刊发了全文的《观止》杂志，想提前看完后面的故事。
一时间，《观止》的渠道，从主要城市向县城、乡镇、厂矿的柜台涌进。
各地书店的催货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编辑部，印厂的加印单一张接一张，机器连轴转着赶工。
就在人们在《观止》上看完了第一部的内容，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来后续的时候。
广播却没有停更，没有预告，直接无缝衔接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内容。
这更是把这部作品推向了更高的热度。
而路遥却是心慌的。
那天中午，他正坐在屋子里改第二部的稿子，收音机里突然传出第二部的声音。
他瞬间僵在了原地，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慌乱地来到主编办公室：
“六一！坏了！广播里.....广播里在播第二部的稿子！这部你还没看呢！”
伍六一反应了过来：“是之前的编辑不小心把第二部也给出去了吧。”
“这可怎么办？”路遥急得额头都冒了汗。
“老路，你别慌，这未必是坏事。”伍六一给他倒了杯热茶，“作家往往凭着本心、直觉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更有灵气，更能打动人。”
“当年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初稿定了安娜卧轨自杀的悲剧结局，可后来越改越犹豫，总想给她一个圆满的收场，结果杂志社没等他改完，就把初稿发了出去。直到今天，所有人记得的，还是那个凭着作家本心写出来的、敢爱敢恨的安娜，不是他反复修改的圆满版本。”
“沈先生的《边城》，他写完初稿总觉得哪里不对，想大改特改，结果巴老先生看完，直接拿去刊发了。就是这版没改的初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万家宝的《雷雨》是如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亦是如此。
我想....《平凡的世界》，何尝不能是这样一个美丽的错误？”
路遥渐渐稳了下来，眉头也慢慢舒展了。
“六一！谢谢你安慰我。”
伍六一摆了摆手。
可路遥还是有顾虑，语气不安：
“可.....广播提前播了第二部，会不会耽误《观止》的销量？大家都在广播里听完了，谁还来买杂志啊？”
“不会的。”
伍六一摇了摇头：“反而，它能让《观止》更上一步。”听众在广播里听了一遍，只会更想拿着书，一字一句地反复读，更想提前知道后面的剧情。广播是引子，能把更多原本不看文学杂志的人，拉到咱们的读者群里来。”
事实如伍六一所料。
第二部的广播一开播，《观止》这一期特刊，原本只是稳步上涨的热度，瞬间掀了起来。
原本还有少量库存，短短一周就被抢空，印厂的加印单一张接一张，机器连轴转都赶不上全国各地的订单。
由于第二部的内容，《观止》还没正式刊发，广播里每天更新的内容，成了读者最惦记的事。
有等不及杂志连载的，就守在收音机旁，听一句抄一句，一本本手抄本在工厂车间、大学宿舍、乡镇学校里传来传去。
甚至，有疯狂的读者，坐火车跑到BJ，蹲在《观止》编辑部门口，想看原稿。
一时间，洛阳纸贵。
民间排山倒海的声浪，也彻底倒逼了此前冷眼旁观的文坛。
之前，主流评论界要么对这部作品集体沉默，要么就是嘲讽其“写法陈旧、叙事老套、跟不上先锋文学的潮流”。
可当一封封读者来信、一张张加印订单、全国各地传来的收听热潮摆在面前，他们不得不正视这部被他们嗤之以鼻的作品。
到底为什么能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此共情？
此前一直力挺路遥的陕西本土作家，只是零星的支持声，在民间热潮的加持下，渐渐汇聚成了主流。
贾平洼在《陕省日报》上刊发了评论文章，直言《平凡的世界》是“写透了陕北土地、写活了中国农民的史诗级作品”。
年过七旬的秦兆阳先生，专门在《人民文学》上撰文，称“路遥和《平凡的世界》，让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回到了它该在的位置上。
陈忠实等作家相继发声，聚溪成河。
之前公开嘲讽这部作品，以及嘲讽伍六一品味的作家们，也渐渐闭了嘴，甚至有人开始反思。
文学到底该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文坛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人们的品味和文坛的品味，相差甚远？
就在这股席卷全国的热潮里，《青年报》的记者专程赶到了《观止》编辑部，采访了路遥。
而路遥，依旧住在编辑部后院，桌子上堆着厚厚的稿纸，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面对记者的镜头，这个陕北汉子显得有些腼腆，说起创作几年里的艰辛，他只轻描淡写地带过。
但唯独说起伍六一的时候，他罕见地红了眼。
“当我拿着稿子，跑了好几家出版社、好几家大刊，都被退了回来，人家说我的写法过时了，没人看。
我没钱，没住的地方，是伍六一帮助了我，他不仅管我的吃住，还跟我聊稿子，给我意见，给我启发，最后力排众议，把《观止》两周年特刊最金贵的头题版面，给了我这部没人要的稿子。”
最后，他看着镜头，郑重说道：“伍六一就是我的伯乐。”
这篇报道一出，瞬间传遍了整个文坛。此前一直有人暗地嘲讽，说伍六一自己是个好作家，却未必是个好编辑。
年纪轻轻执掌《观止》，不过是靠着名气和噱头。
可路遥的这番话，还有《平凡的世界》爆火的事实，结结实实地打了这些人的脸。
人们不得不承认，伍六一的眼光，和他的笔力一样毒辣。
他不只是国内顶尖的作家，更是国内最懂作品、最懂读者的顶级编辑。
就在文坛争论不休的时候，《文艺报》的头版，刊发了一篇伍六一署名的评论文章，题目正是《时代需要先锋，但世界需要现实主义》。
“1985年以降，中国文坛被一股先锋的浪潮席卷。
马原的叙事圈套、刘索拉的荒诞解构、余桦的零度写作，一批年轻作家以笔为刃，劈开了传统叙事的桎梏，把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化作了中国文学探索边界的锋芒。
他们的贡献值得肯定，没有先锋的探索，文学就会陷入固步自封的泥潭，失去向前走的勇气。
可我们在追逐先锋的锋芒时，常常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这是伍六一文学评论的开篇。
在下笔前，伍六一曾犹豫了很久。
针对于目前国内文坛存在的问题，他要不要指出来？
是任由国内文坛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干预？
但转念一想，自己何尝不是已经干预在了其中。
从率先举起寻根文学的大旗，又在新侨会议上，早送走了几年伤痕文学。
提前启发了余桦、管模业这样的先锋作家，让“先锋年”更早地来了。
可以说，这方种子，就是由他催生的，
伍六一不禁想到巴老送他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么一想，他也的确该承担这样的因果与责任。
所以，在这篇评论文章前面，伍六一先是肯定了先锋文学的贡献后，又尖锐地指出先锋文学的问题。
像是形式主义泛滥，“为创新而创新”，模仿国外，模仿了个四不像，读者完全看不懂。
还有圈子化特征明显，很多作者，乃至编辑都陷入了圈地自嗨中，文学批评丧失了客观性与独立性，变成了互相抬轿、友情站台。
另外，就是与普通读者严重割裂，文学社会影响力下滑。
把“不被普通读者读懂”当成文学高级性的标志，刻意制造文本的阅读壁垒。
碎片化叙事、晦涩语言、无情节结构，彻底打破了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根本无法进入文本。
年前，余桦也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被伍六一狠狠地批评了一番。
拒绝与大众对话，排斥现实主义文学，才是文学的大忌。
最后伍六一写到：
“当下文坛最大的误区，莫过于重先锋，轻现实，把二者放在了对立面。
仿佛选了先锋，就要否定现实主义的价值。
可文学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先锋与现实主义，本就是文学的一体两面。
先锋让文学有了高度，现实主义让文学有了重量。
没有先锋的拓界，文学走不远；没有现实主义的扎根，文学立不住。”
这篇文章发出之后，便在文坛引起了震动。
一时间，关于先锋文学与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的本质、创作的初心的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坛。
南北文坛各持己见，争论愈演愈烈。
有人拍案叫绝，说伍六一这篇文章字字见血。
戳破了当下文坛最不敢说的皇帝新衣，把先锋文学圈子里的沉疴积弊扒得一干二净。
也有人暗地嘲讽，说伍六一靠着《金山梦》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赚足了名声，屁股决定脑袋。
甚至有人提出伍六一当年在作协举办的培训班上，自己讲的就是先锋，现在又亲手要掐灭它。
就在争论最白热化的时候，一篇题为《伍六一曾三次改变中国文坛》的评论，刊发在了最新一期的《文艺评论》上。
作者正是伍六一的弟子、如今已是国内新锐评论家的查海升。
文章里，查海升梳理了伍六一入行以来，对中国文坛的三次颠覆性改变：
第一次，是1981年《棋王》的发表。
这篇作品不仅让伍六一横空出世，更率先举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打破了此前伤痕文学一统文坛的单一格局。
它让中国文学从对过往苦难的单向控诉与情绪宣泄，转向了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度探寻，
让无数创作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养分，不只在西方的理论里，更在自己脚下的土地。
这一次，他为中国文坛，打开了寻根的大门。
1984年3月，新侨会议。
伍六一在会上的发言，扭转了文坛的主流叙事方向。
让伤痕文学迎来终局，推动中国文坛直接从“伤痕叙事”迈入“新启蒙”的全新阶段。
他为后来的先锋文学探索、现实主义创作，都扫清了路径、打开了空间。
这一次，他为中国文坛，校准了前行的方向。
第三次，便是当下，1986年夏。
在《平凡的世界》引发全国民间热潮之际，伍六一以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打破“唯先锋论”的偏执迷思，戳破了文坛圈地自嗨的泡沫，让整个文坛重新正视现实主义的价值，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
提出文学的终极受众，从来不是圈子里的几十个评论家，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
这篇文章一出，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文坛，瞬间安静了大半。
前两次已成事实，那么这第三次，伍六一会不会依旧是对的？
在这其中，人们不禁悚然。
短短五年，伍六一这名青年作家，已经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地位与成就。
也悄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这第三次，真的如他所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