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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良的前大舅哥葛兵，是个地道的农民工，皮肤黝黑，满口国粹。
而且即便当着警察的面，他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用词。
“警察，姓于的那狗娘养的真的死了？”这是葛兵再次见到周奕后的第一句话。
上次周奕找到他的时候，询问了于有良和他妹妹葛慧当年离婚的情况。
当时他也问过出什么事了，并以为于有良干坏事被抓了。
不过周奕并没有给他反馈。
不过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于有良死亡的消息必定已经传到了他耳朵里。
所以他再次见到周奕的第一句话，就是迫不及待地确认真相。
周奕没有否认，但也并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
他急匆匆赶来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替对方答疑解惑。
他需要确认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葛兵，你说当年，于有良诬陷你妹妹葛慧得了脏病，是吧？”
一听问这个，葛兵顿时怒容满面：“对，这狗……”
他刚要骂，却突然卡壳了。
然后脸上的愤怒也消散了一大半：“算了，人都死了，不骂了。”
他这个反应其实很合理，因为在农村的观念里，绝大多数人对死者还是相当敬畏的，再大的恩怨，仇人一死，怨气也就少了一半。
倒也不是因为足够大度，而是因为害怕做得太绝，仇家变鬼来找自己。
“是，他口口声声说我妹不知道从哪儿得的脏病，害死了他女儿。”
周奕顿时眉头一皱，惊讶地问道：“女儿？葛慧生下来那个夭折的孩子，是个女孩儿？”
“我是没见着，反正我听我妹是这么说的，说第一胎是个女娃娃。”
上次，周奕并没有过多地询问关于当年孩子和离婚的事情。
因为当时聚焦的是于有良本人的社会关系，调查的目的也是确认他前妻葛慧的信息。
“那你知道他们当初是在哪儿生的孩子吗？”
“县医院呐。”葛兵脱口而出道。
“哪个县医院？”
听到周奕的问题，老农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周奕：“就咱县城那个啊，不就一个县医院吗？姓于的就是口口声声是县医院说我妹有脏病的，所以我跟我婆娘才骑着三轮带我妹去的市里大医院查的。”
葛兵愤愤不平地说：“要我说这县医院本事是真不行，要不然我妹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我打那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县医院了，而且我还骂他们！我跟谁都骂他们！有病千万不能去县医院看，小病就自己咬咬牙抗过去，大病就去市里的医院看。”
“真要是那种看不好的病，那就甭看了，何必花那些个冤枉钱啊。”
周奕对他的人生观并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和案子有关的信息。
当张素珍露馅的时候，周奕就开始思考一个关键问题了：张素珍是怎么认识于有良的。
从工作、社会关系和行为交集上，这两个人就是两条平行线。
所谓一个人一生能够接触到的人是有限的，虽然两人都是清源县户籍，但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城，别说户籍地隔了半个县，就算是一个镇上的人，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相交的。
看病认识就更不可能了，张素珍是妇产科，一个大男人除了老婆生孩子，否则几乎这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一个妇产科大夫。
也正是这个想法，给了周奕方向。
于有良有过孩子，只是没活下来而已。
所以周奕才要立刻来找于有良的大舅哥，确认信息。
既然于有良和葛慧是在县医院生的孩子，那按照时间推算，当时张素珍就在县医院妇产科当医生，职位上还是主任！
“葛兵，你知道当年替你妹接生的医生叫什么吗？”周奕问。
其实这是个非常强人所难的问题，快二十年前的医生，除非之后还有交集，否则几乎没人记得住。
别说二十年，五年前的医生可能大多数都忘了叫什么，顶多对姓还有个印象。
果然，葛兵直摇头：“我又不是诸葛亮，我哪儿知道啊。再说当初我妹生孩子我又没去，我怎么可能知道。”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联系葛慧本人啊。
“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信息，原原本本详细地描述一遍吧，我们做个记录。”
葛兵点点头，思考了一会儿开始讲述那段陈年旧事。
……
警车上，沈家乐翻着刚才的笔录问：“师父，你是不是在怀疑，十八年前给于有良的老婆葛慧接生的那个医生，就是张素珍啊？”
周奕启动汽车，点了点头：“这是目前已知的，两人最有可能产生交集的地方。”
“我有点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
“你说。”
“葛兵说，他是在葛慧生完孩子后，才知道于有良诬陷葛慧得了脏病的。难道之前他们没做过检查吗？”
根据笔录，葛兵说当时娘家人都在等着葛慧生孩子的喜讯，结果左等右等都没人来送信，他妈这才喊他来于家问问情况。
不过当时他来了后只知道孩子是生了，但也没了，所以整个于家都是一副愁容惨淡的场景。
自己妹妹当时就是躺在床上，终日以泪洗面，也不肯说话。
他只以为是孩子没了，太伤心导致的，也没多想。
临走的时候，他还劝自己妹夫，要好好照顾媳妇，孩子没了，调养调养来年再要一个就是了。
毕竟这种事在农村，也时有发生。
只是神经大条的他，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于有良的异常反应。
过了七八天，他借了辆三轮车，带着老娘和一篮子鸡蛋加两斤猪肉，去了于家。
想着看看葛慧，给她补补身体。
结果到了后，看到的却是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葛慧。
葛慧一见母亲，就哭着说要回家。
他们老娘看出来自己姑娘这是受委屈了，于是二话不说，就和儿子带着女儿回娘家了。
那天，葛慧和母亲坐在三轮车上，葛慧裹着脏兮兮的大红被褥，躺在母亲的怀里。
哥哥葛兵则是卖力地蹬着三轮，青筋暴起。
从此以后，葛慧没再回过于家。
把葛慧接回家照顾了几天后，葛慧才跟老娘吐露了心声，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说了出来。
原来是她预产期到了，但还没有临盆的症状，于有良就着急忙慌地把她送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医生给她安排了检查。
可没过多久，医生就告诉他们，说是产妇的血液检测有问题，里面查到了什么病毒，而且这个病毒还有极大可能性传染给肚子里的孩子，导致孩子夭折。
这对小两口无疑是个晴天霹雳。
后来，孩子果真没能活下来。
于有良便认定都是葛慧的错，一定是葛慧不守妇道，跟野男人乱搞，才得了这种病。
葛慧跟自己母亲哭诉，发誓自己从没做过对不起丈夫的事，但奈何于有良不信。
她甚至哭着说打算以死明志。
万幸她妈脑子清楚，立刻安排儿子儿媳，带着女儿去市里的大医院做检查。
这才有了葛兵上次说的事，该查的查了，该验的血也验了，屁事没有。
沈家乐的疑问，正是针对这个直到临盆才查出来的“脏病”发出的。
“这个问题，要分两层来回答。”周奕说。
“第一层，就是关于产检制度的。”
“虽然建国后，妇幼保健体系就一直在完善，但真正把产检确定为法定医疗服务，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也就是两年前，也就是九五年才开始的。”
“在此之前，医院有产检，但并不纳入统一规范里，可提供但不明确要求。”
“所以人们很难形成完善的观念，尤其是农村地区，或者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基本不会主动去花这个冤枉钱。”
“在农村要是怀孕了，你知道人们一般只会做哪项检查？”
沈家乐摇摇头。
周奕说：“B超。而且做B超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查性别。”
“所以七八十年代，没有做产检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B超也只能看一下胎儿的基本情况，并不能做进一步的健康检查。”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生出来的孩子，虽然先天残疾、缺胳膊少腿的很少。
但像唐氏儿、小儿麻痹症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
因为早年间医疗技术有限，加上产检没有体系化成型，引发了很多悲剧。
“这是第一层。至于第二层，就是他们在县医院做的检查，到底准不准呢？”
“葛兵反复强调，说于有良诬陷自己妹妹得了脏病。那什么是脏病呢？”
沈家乐想了想说：“艾滋病？梅毒？”
刚才周奕是明确问过葛兵的，他一直说的脏病，到底是什么。
可葛兵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当时是听自己老娘说的，可老娘也没具体说是哪个病，但他可以肯定于有良指责葛慧在外面乱搞才得的病，所以肯定就是那种脏病了。
后来哥嫂带着去市里大医院做检查，医生问葛慧得的哪种病，葛慧也不说话，就一直蹲地上哭。
毕竟这种事太丢人了，在那个年代好人家的姑娘得了这种病，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最后还是当嫂子的说了两句，医生会意后给开了检查单。
对了沈家乐的回答，周奕分析说：“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咱们国家还没有艾滋病这玩意儿。我记得本土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是八九年出现的吧。所以当初县医院是不可能从葛慧的血液里检测出艾滋病病毒的。”
“原来是这样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是上大学后从学校的宣传讲座里才知道这病的。”沈家乐说，“那就只能是梅毒了吧？”
“也许吧。”周奕皱眉道，“但如果是梅毒的话，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周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们学校当时的讲座里，没有给你们分享艾滋病和梅毒病人的照片吗？”
“没。”
“那你回头有时间了，可以查一查相关的资料，见识一下，梅毒病人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沈家乐点点头。
周奕提醒道：“别在吃饭前后看就行了，我怕你没胃口。”
周奕这么一说，沈家乐吓得缩了缩脖子。
“六七十年代，因为时代的特殊性，性病的传播其实是很难的。不是说没有混乱的男女关系，而是关系本身并不会凭空产生病毒，即便是巧合，在那个年代这种巧合的概率极其极其地低。”
“说句难听的，就算是一个女人在七十年代人尽可夫，也未必会得梅毒。”
“性病的复苏，其实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量人口开始流动后，才逐渐死灰复燃的。尤其是南方，因为那边有洋鬼子，他们才是病毒的真正来源。”
“另外就是，梅毒患者，其实不需要等到验血，光看体表特征，就能初步确诊了。所以你懂我的怀疑吧？”
沈家乐连连点头：“师父你的意思是，如果葛慧得的是梅毒，于有良作为丈夫不可能等到老婆快生了，才发现有问题。是这样吗？”
“没错，梅毒患者是有很明显体表特征的，作为丈夫不可能毫无察觉。”
虽然梅毒确实是脏病，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周奕觉得不太合理。
所以他其实想到了另一种病，就是乙肝。
乙肝和梅毒一样，也是通过血液检测才能确诊的病，也是符合母婴传播特征的。
而且在六七十年代，得乙肝的情况以及乙肝检测其实都很常见。
那时候患乙肝的最常见方式，就是输血。
一九七八年之前，献血是有偿的，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卖血”。
余华笔下的许三观，就是靠着卖血，撑起了那个家庭。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会选择卖血换钱，维持生计。
再加上医疗条件的落后，很多携带乙肝病毒的血液，就进入了血库。
然后又通过输血，进入了更多病患的体内，一传染就是一辈子。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也就是所谓的乙肝大爆发。
除了输血和母婴之外，乙肝病毒的生命力也非常顽强，针头反复用、伤口接触到患者血液，都会感染乙肝。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也会感染。
就是无保护的性行为。
在认知匮乏的年代，如果葛慧没有输过血的经历，那难保于有良会想歪。
可在周奕看来，乙肝即便会传染给新生儿，也造成不了新生儿的死亡。
顶多就是成为乙肝病毒携带者。
倒是梅毒，确实可能造成新生儿夭折，甚至是先天畸形等情况。
这更符合目前了解到的信息。
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葛慧后来又查过了，她根本没病。
所以于有良这么多年来才一直活在愧疚中，即便前妻已经再婚生子，和现任丈夫远走他乡，于有良却依然孑然一身。
既然没病，那当年县医院为什么要说她有病呢？
是误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当时负责接生的医生，是不是张素珍本人？
如果是误诊的话，那葛慧生下来的那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葛兵说是个女孩，因为是葛慧说的。
可一个足月到了预产期的女孩儿，母体也没有任何病毒，孩子为什么生下来就夭折了呢？
于有良已经死了，他回答不了这种种疑问。
但葛慧还活着。
所以周奕让沈家乐从笔记本上翻找出了之前记录下来的，葛慧所在城市的派出所的联系方式。
联系他们，并请求他们的协助，务必说服葛慧，让她亲自和周奕通个电话。
周奕知道葛慧或许不愿意再回忆当年那段痛苦的经历，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只有强人所难了。
电话那头的派出所民警连连答应，表示他们现在就去找葛慧沟通，务必让她本人和你们通电话。
不过这通电话周奕和沈家乐还是等了很久，一直等到了晚上八点多，周奕的手机才再度响起。
而且奇怪的是，去清源县县医院调查的侯堃到这时都没回来。
电话接通后，那边的民警先简单说明，葛慧和她的丈夫现在就在他们身边，葛慧已经同意和周奕他们通电话了。
周奕立刻先向对方表达了感谢，毕竟过了这么久，必然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说服对方同意的。
毕竟上一次他们找葛慧的时候，葛慧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拒绝了。
然后周奕郑重其事地做了自我介绍，是说给葛慧听的。
“葛女士，给你添麻烦了，实在很抱歉。”
周奕的话音刚落，一个中年妇女满是怨气的声音猛地呵斥道：“你们警察到底想干什么，一次两次地来找我问于有良的事情，是不想让我好过吗？”
看来很明显了，那边的同事大概是磨破了嘴皮子才让葛慧同意听电话的，但是并没有打消她的怨气。
而且从这声音听来，周奕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市井气息。
要知道十七八年前的葛慧，在他哥哥葛兵的描述里，是属于受了委屈只知道哭的形象。
看来时间和岁月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葛慧怒气冲冲地一开口，她旁边的民警一脸的生无可恋，但还是只能好言相劝。
早已体型发福的葛慧却根本不理民警，对着开了免提的电话继续嚷嚷：“你们这么问个不停，搞得我老公以为我跟那人还有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了！我都躲得那么远了，你们还想要咋样？”
“葛女士，你冷静点，我们……”周奕不停地客气地规劝。
但是当对方说到“我都躲得那么远了”的时候，他瞬间捕捉到了这话背后的微妙。
也顾不上劝慰了，直接提高音量问道：“葛女士，你去外地的原因是为了躲于有良吗？”
葛慧被对方的声音吓了一跳：“也……也不全是，我们本来就打算去南方打工赚钱。”
“所以其中也有躲于有良的成分，是嘛？”周奕追问。
“算……算是吧。”
“为什么？”
葛慧骂道：“于有良个神经病，非说当初那孩子没死，要拉着我一起去找孩子！”
“什么？”
这个回答，让周奕瞬间仿佛被电了一下，脑海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串起来了。
“葛慧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什……什么？”葛慧顿时心头一紧。
“你确定，你当初生下来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儿吗？”
十几秒钟的漫长沉默后，葛慧声音微微颤抖地回答：“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