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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从早上开始，天空就是灰蒙蒙的。
像是一块擦不干净的陈年旧玻璃。
这天气让杜庆森心里毛毛的，总感觉很压抑，仿佛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
导致他工作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工具划伤了手，顿时鲜血直流。
小徒弟吓得脸色惨白，杜庆森却不在意，叮嘱他继续干活，然后另一只手按着伤口，自己去了医务室。
只是车间的地面上，滴了很多血，看得人心里毛毛的。
农机厂的医务室，对于处理这种不算太严重的外伤非常有经验。
毕竟隔三差五的就会有工人受伤，除非伤得特别严重，否则医务室处理下，缝两针也不是什么大事。
生产进度不能落下，这比什么都重要。
杜庆森的伤口，消毒之后缝了两针，缝完之后，厂医又给包扎了起来。
“二十四小时内，伤口不要沾水，以免感染化脓。”厂医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白色的瓶子里倒出了四粒白色的小药片，塞进了一个小小的牛皮纸袋子里，放在杜庆森面前。
“这是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一片，吃两天。两天后再看怎么样？如果正常结痂了就不用管了。”
杜庆森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拿起小纸袋，塞进了沾着机油的工作服的口袋里：“张大夫，能给我开一天病假吗？你看我这手一时半会儿也不方便干活啊。”
厂医看了他一眼，说：“我现在只能给你开半天，厂里有规定了，超过一天的假得找领导审批。”
“这咋就得找领导批了呢，以前不都你开个证明再交上去不就行了嘛。”
“哎……有两个新来的小子，装肚子疼，找我开病假。我看着这俩挺像真病了，就给他们开证明了。”厂医无奈地苦笑道，“结果这俩小兔崽子出去跟人干仗，进派出所了，领导一查，他妈的我倒是吃瓜落了，还扣了我奖金，奶奶的熊。”
说着，厂医把半天的工伤证明递给了杜庆森。
杜庆森伸手接过：“谢谢张大夫。哎，现在的小年轻啊，真不如我们那时候，我们以前那可是轻伤不下火线的啊，把生产计划看得比命还重要。咋可能还搞这些弄虚作假的事呢，这不丢厂里人的脸嘛。”
听到这话，厂医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老杜，这么着，你今天先回家休着。明天上午你再过来，我看看伤口咋样，不行我再给你开半天，咱都老人儿了，心里有数。”
“行啊，那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杜庆森起身打算离开。
刚走到医务室门口，厂医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老杜。”
“咋啦？”
“你家娟子今年几岁来着？”
“娟子啊，二十一了。”
“哟，这么大了啊，上回看你带厂里来，才十来岁吧。你家娟子许人家没？”
“没呢，这不她舅托关系，给娟子找了个供电所办事员的活儿么，先把工作稳定了，才谈婚论嫁。”
“供电所啊，那不错啊，坐办公室好啊，比下车间干活省力多了。”厂医说着递了一支烟过去。
“老杜，是这么着，我有个外甥，今年二十四了，这小孩挺懂事儿的，工作也不错，主要是人踏实。就是有点内向，不太爱说话，所以他妈挺着急他这婚姻大事的。你看要不要考虑考虑？”
杜庆森憨笑道：“那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得问她妈，而且也得看娟子自己是个啥想法。现在的年轻人不像咱们那时候了，都是父母说了算。”
厂医连连点头：“是是是，那肯定得看孩子自个儿的意思。这么着，你回去跟嫂子说说，有空咱就看一眼，成不成另说，反正看一眼也不会掉块肉，是不？”
“我晚上问问她妈。”
随后，厂医热情地把杜庆森送出了门。
杜庆森走在厂区里，抬头看了看天，依旧灰蒙蒙、脏兮兮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重了。
他大女儿杜娟，今年二十一岁，出落得亭亭玉立。
去年年底刚通过她舅舅托关系，搞定了附近供电所的内勤工作。
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在窗口接待交电费的住户，收钱开收据。
这活儿既轻松，也体面。
女儿有了好工作，再加上长得漂亮，他们夫妻俩挑起姑爷来，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了。
不是没有像厂医那样想给他们介绍的。
但杜庆森和老婆看了之后，都不是太满意。
反正女儿也才二十一，还年轻，不着急。
他回车间，把厂医开的半天病假单交给车间主任后，又吩咐了徒弟几句，就骑着自行车往回赶。
由于右手受伤了，所以他只能用左手把着车把。
左手没右手稳，因此自行车骑得摇摇晃晃的。
这种不安全感更加让他心烦意乱了。
今天杜娟赶上单位轮休，所以一个人在家。
杜庆森家在长乐街靠东的位置，这一片都是还没改造的旧房。
他们在这儿住了快二十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离家越近，杜庆森的右眼就跳得越厉害。
老人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他心里的不安感越发的严重。
穿过狭窄的巷子时，因为地上有青苔，轮胎打滑他差点摔了一跤。
本能地用受伤的右手把住了车把，才没摔倒。
但右手的伤口因为用力被扯到，一股钻心的剧痛让他直咧嘴。
到了自家门口，他一边停稳自行车，一边冲屋里喊道：“娟子，我回来了。”
屋里没人回答。
他迫不及待就过去推门。
刚伸手，就想起应该拿钥匙开门。
可手已经碰到门板上了。
都没怎么用力，门吱呀一声就开了。
杜庆森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声音打颤地喊道：“娟……娟子，你在家吗？”
还是没人回应。
他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屋。
屋里黑漆漆的，所有窗帘都给拉上了。
而且，他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东边的里屋飘来。
那正是大女儿和小儿子的房间。
杜庆森心中大骇，疯了一样跌跌撞撞的扑过去。
屋里很黑，但血腥味浓郁得活像是一间屠宰场。
他依稀看见，床上躺着个人，一动不动。
瞬间，他的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
他哆嗦着伸手去扯旁边的窗帘。
可生锈的钩子却卡住了。
但即便如此，窗帘晃动时从外面透进来的光，也足以让他看清床上的人。
那是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恐怖场景！
“娟子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终于砸碎了那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
……
1980年5月19日，下午两点十六分。
秋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到了群众报警。
称向东区长乐街附近一户居民家中，发生了一起极端恶性凶杀案，现场异常惨烈。
支队长廖勇得知情况后，亲自带队前往。
彼时的崔国孝，刚刚年满三十。
他是因为市局支队人手不够，所以今年年初刚从下面的平安县县局调上来的。
虽然是新人，但他也是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刑警了。
命案现场也不是没见过。
但是，当崔国孝走进案发现场，看到那个躺在血泊中的死者时，他和现场的不少警察一样，实在忍不住，冲出去吐了。
警戒线外，已经围满了群众。
看到陆续有警察跑出来呕吐，有人害怕，有人好奇，也有人一脸鄙夷地说着风凉话。
八零年，还没严打，社会上三教九流的货都有。
听到有人嘲讽，崔国孝觉得很丢人，擦了擦嘴，低着头又走回了屋里。
当然他只是在外屋帮忙勘查现场，实在没有勇气进里屋。
整个现场，只有两个人，比较冷静。
一个是刑侦支队支队长廖勇，另一个就是市局法医万延年。
四十八岁的廖勇脸色铁青。
因为秋平市自建国以来，就没发生过如此严重、如此恶劣的凶杀案。
四十五岁的法医万延年，表面看起来很冷静，可他口罩之下的嘴唇已经因为用力而抿成了一条直线。
这样的被害人，他也是头一回碰到。
他戴着白手套，拿着镊子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死者尸表检验，可见颈部锐器创口，创口极深，致颈动、静脉离断，大血管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一旁负责记录的民警立刻把万延年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本子上，只是字迹有些凌乱。
“躯干共见31处锐器刺切创，暂时无法确定是否为死后附加损伤。”
“双手存在搏斗抵抗损伤。”
“体表未见新近性交损伤，存在尸体猥亵迹象。”
万延年的声音闷闷的，像是锤打在一张牛皮鼓上。
他每说一句话，廖勇的太阳穴就跳一下。
根据家属确认，死者名叫杜娟，女性，二十一岁，在附近供电所营业部上班。
因为供电所营业部涉及到了居民交电费的业务，所以周日也会营业，因此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是看排班表轮休的。
所以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杜娟刚好在家休息。
杜家一家四口，父亲杜庆森，在附近的农机厂上班，是个工人。
母亲赵美芬，是食品厂的工人。
杜娟还有一个弟弟，上高中，平时住校，只有周六放学才回家。
发现尸体的，是杜娟的父亲杜庆森。
他因为上班时不慎把手划伤，才提前病假回家的。
到家之后，发现门是虚掩的，屋里窗帘都是被拉上的。
然后他就在房间里发现了杜娟的尸体。
单从肉眼观察，就能看到被害人的死状极惨。
杜娟的脖子被利器割开了，伤口深可见骨，几乎相当于脖子直接断了一半。
脖子的断口，不知道是杜娟遇害的时候，肢体受力自然导致的。
还是凶手刻意为之。
总之，被刀割开的半个脖子，就像一张血盆大口一样张着。
断裂的人体组织就这么打开着，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毛骨悚然。
所以像崔国孝这样的年轻刑警，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被吓吐了，廖勇也没指责什么。
但除了脖子被切开之外。
杜娟的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刀伤。
这些刀伤导致死者大量流血，整具尸体如同血人，流出来的鲜血更是直接把床上的被褥，都给浸透到分不清本来的颜色。
屋里的血腥味，浓郁得像瓦斯，随时都会点燃人们的恐惧。
而且死者死亡时，是半赤裸的状态。
睡衣被推到了胸部上方，裤子被扒到了膝盖。
身体的重要部位全部裸露着。
万延年检查过，死者被推上去的睡衣上，没有刀伤。
也就是说，凶手是把杜娟的衣服扒开之后，再冲她的身体疯狂地捅刀子。
经过万延年的清点，最后报出来的刀伤数字，让廖勇这个老刑警都哆嗦了下。
——整整31刀！
加上脖子上那刀，就是32刀。
这得是多大的仇恨，才能下这样的死手啊？
杀父之仇都不至于这样吧？
“娟儿！我的娟儿啊！”
外面，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
廖勇知道，是杜娟的母亲赵美芬回来了。
杜庆森发现尸体之后，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喊救命。
然后周围有邻居帮忙骑自行车去就近的派出所报了警。
派出所一听是凶杀案，一边派人跟着报警群众去保护现场。
一边立刻上报案情，请刑侦队接管。
秋平是座小城市，行政划分上，只有一个直辖区和三个直辖县。
所以向东区的分局，和秋平市局，是在一个大院里的。
所以信息才会第一时间到达支队长廖勇的手里。
有人报警的同时，还有邻居已经骑着自行车去通知孩子的母亲去了。
杜庆森已经躺地上哭得精神崩溃了，刑侦支队赶到之后，发现这人精神遭到巨大打击，目前没法完全正常交流询问具体情况。
廖勇就让人喊了120，替家属检查身体，随时应急。
这会儿的哭声，应该就是死者母亲回来了。
“万法医，这边交给你了，我先出去。”廖勇沉声道。
万延年点了点头，抬手用胳膊擦了擦额角的汗。
“小姜，来，帮我把尸体翻过来，我再检查一下。”万延年招呼一旁的民警。
从屋里走出来的廖勇，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瘫软在地、哭喊着的中年妇女。
崔国孝和另一名警察正在拦她，安抚她的情绪。
因为现场还在勘查，即便是被害人的家属，也不能贸然放进去。
再有就是杜娟的死状如此惨烈，让亲妈看到的话，搞不好当场又是一条人命。
但赵美芬的情绪已经激动到了极点，哭喊嘶吼的声音已经沙哑破音。
她一遍一遍地喊着“娟儿”，引得围观的群众，纷纷落泪。
杜家在长乐街后面的巷子里。
巷子没有名字。
而且很窄，不到两米。
出巷子还要十几米的距离。
运尸车开不进来，廖勇刚才就在头疼尸体该怎么带走。
他不希望让群众看见，即便做好遮挡措施，那浓烈得令人发指的血腥味也是掩盖不住的。
维稳，和破案同样重要。
看着痛不欲生的赵美芬，和有些手足无措的崔国孝，廖勇赶紧走过去，打算先安抚家属。
突然，他的脚步站住了。
他猛然间想起了一种可能性。
有些凶手，杀人之后，是会回到犯罪现场，混在围观人群中，观察情况的。
廖勇立刻看向前面的人群。
然后又猛地回头，看向巷子另一头被拦在警戒线外面的人群。
可围观的人太多了，巷子两头，全是密密麻麻的围观者。
廖勇不自觉地抬头看了看天。
因为天色太暗，巷子里采光不足，导致他看后面的围观者，只觉得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清那些人的脸。
今天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永远都擦不干净的大玻璃。
而且这块玻璃仿佛正在压下来。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廖勇不知道。
1980年的5月19日，只是一切噩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