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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的四九城，冷得瓷实。
胡同里的老槐树落光了叶子，枝丫光秃秃地戳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像是有人用干墨画上去的。
九十五号院的正屋里暖气很热，茶炉上的铜壶壶盖被蒸汽顶得轻轻跳着，发出细碎的嗒嗒声。
何雨柱坐在炉子边上，手里翻着一沓报告。
交接过去两周了，四个年轻人各自回了自己的地盘。
报告是他们发来的，每人一份，写的是接手之后的工作计划和初步动作。
小满端着茶盘进来，把茶杯放在他手边。
“看了一早上了，歇会儿。”
何雨柱把报告放下，端起茶杯。
“世宁他们几个，动作比我预想的快。”
“怎么了？”
“才两周，四摊事都动了。”何雨柱吹了吹杯口的浮沫，“世宁把重工的供应链体系捋了一遍，砍了十几个供应商。世安在精工搞了个什么‘质量追溯’，每一道工序的责任落实到人。世平和世华那边，文化那块，他们把内娱的项目方案做出来了，厚厚一沓。”
小满在他对面坐下来。
“孩子们能干，不是好事吗？”
“好事是好事。”何雨柱放下茶杯，“就怕他们烧得太急，烫着手。”
何世宁接手黄河重工后，第一件事不是开大会宣布如何管理。
他把张总工请到办公室，关上门，两个人对着秋收项目的进度表，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张总工汇报说批量生产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供应链那边有三家供应商的交货期不太稳定。
何世宁让采购部把重工所有供应商的名单拉出来，不看名录，看数据。
交货准时率、质量合格率、价格波动、售后响应速度，四个维度，过去三年的数据全部拉通。采购部的人加了三天班，把数据整理出来，厚厚一沓放在他桌上。
名单上共有一百多家供应商。
何世宁用了一整天把数据过完，用红笔圈出了其中一部分。
采购总监老赵站在办公桌对面，看着那些红圈，脸色不太好。
“何总，这些供应商，有些合作了很多年了。”
何世宁抬起头。“老赵，我要的是能按时交货、质量稳定的供应商，不是论资排辈的供应商。这几家，交货准时率不到百分之七十，质量合格率往下掉，价格还比市场均价高不少。你给我一个留着它们的理由。”
老赵说，这几家是当年跟何雨鑫合作过的老关系，有的老板跟何雨鑫关系还很不错。
何世宁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三爷爷的情分我认。但重工的供应链，不能用情分管。这三家，给三个月整改期。整改不到位的，终止合作。新的供应商，公开招标，谁的东西好、价格合理、交货准时，就用谁的。”
消息传出去之后，冀东那边几家被点名的供应商老板坐不住了。
有人托关系找到何雨鑫，何雨鑫只回了一句话：“现在管事的是世宁，你们找我没用。”
也有人直接飞到冀东，在重工门口堵何世宁。
来的是做液压件的孙老板，五十多岁，跟黄河重工合作多年。
他在会客室里坐了半个小时，何世宁才从车间回来。
工作服上沾着油污，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检测报告。
孙老板站起来。“世宁，我跟你三爷爷认识多年了。”
何世宁让他坐下，把检测报告放在桌上。
“孙叔，我不是不认您跟三爷爷的交情。但您看看这个。过去一年，您供的液压件，不合格率比前年翻了一倍。车间那边投诉了不下十次，说装配的时候发现螺纹公差超标，密封面粗糙度达不到图纸要求。这些问题，采购部跟您反映过吧？”
孙老板的脸色变了。
“世宁，这两年原材料涨价，人工也涨，利润薄得很。有些地方稍微松一点，也是为了活下去。”
“孙叔，您要活下去，重工也要活下去。重工的设备卖到中东、卖到非洲、卖到东南亚，在那些地方，一个液压件漏油，可能整条线就停了。客户不会管是哪个供应商的问题，他们只会说黄河的东西不行。”何世宁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三个月。三个月之内，您把质量提上来，价格随行就市，重工的订单还是您的。提不上来，对不住，我得换人。”
孙老板走了之后，老赵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何总，您这样会不会得罪太多人？”
何世宁把检测报告收进文件夹。
“得罪人怕什么？得罪几家不合格的供应商，总比得罪所有客户强。重工的牌子，不能砸在我手里。”
整改的消息在供应链圈子里传开了。
有人骂何世宁不念旧情，有人说这小子比他三爷爷还难说话。
但更多的是那些被挡在门外多年的新供应商——技术过硬、价格合理，但因为没关系一直进不了黄河采购名单的那些厂子。
他们开始主动联系重工的采购部，送样品、送检测报告、送报价单。
何世宁让采购部把所有新供应商的资料整理成册，不看关系，只看数据。技术参数、检测报告、报价、产能、交货周期，全部量化打分。
分数排前面的，进入试用名单。
试用的订单不大，但机会给到了。
张总工私下跟何雨鑫通电话时说起这事，何雨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这条路对，这些年我手头事情太多，忽略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是该整改了。”
何世安接手黄河精工的方式，跟何世宁不太一样。
他不是从供应链入手，是从车间里开始的。
精工的主基地位于苏州，主要做精密机床、工业自动化部件和高精度模具。
何世安从深圳飞过去的第一天，没进办公室，直接去了车间。
他穿着那件袖口磨白的工作服棉袄，在车间里走了整整一下午。
从毛坯进料区走到粗加工区，从粗加工走到精加工，从精加工走到装配，从装配走到检测。
每一个工位前都停下来看，有时候蹲下去看操作，有时候拿起加工完的零件对着灯光看。
车间里的人认识他。
老谭带了他多年，很多老工人都知道他是何耀宗的儿子。
但那天下午，没有一个人主动跟他搭话。
他也没主动找任何人说话，就那么看，看了四个多小时。
第二天一早，何世安召集车间班组长以上的人开会。
会议室里坐了三十多个人，抽烟的、喝茶的、低头看手机的，什么样的都有。
何世安进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嗡嗡的说话声没停。
他站在前面，等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声音不大。
“昨天的巡检记录，我看了。”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何世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来。
“三号机床，主轴跳动超差了零点零零五。这个数据在巡检记录上写了三天了，没人处理。五号工位，昨天下午加工的七个零件，尺寸一致性有问题，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了零点零零七。这七个零件全部流到下一道工序了，没人拦。”
他把笔记本合上，看着下面的人。
“精工的东西，差一丝就是差一丝。我在我爸那儿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你们有些人跟我爸共事多年，有些人是我爸带出来的。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懂。”
没有人说话。坐在前排的老质检员低下了头。
何世安没有追责。
他说从今天开始，精工实行“质量追溯制”。
每一个零件从毛坯进厂到成品出库，每一道工序的操作员、检验员全部记录在案。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追到哪个人。
不是罚钱——是追根。
为什么会出问题，是人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是操作不规范还是图纸不清晰，一样一样查清楚，一样一样改。
他还做了一件事。他在每个车间设了一个“停线权”——任何一个操作工，发现来料有问题或者上一道工序不合格，有权拒绝接收。
拒绝接收的零件单独存放，由质检部门复核。
复核确认不合格的，整批退回上一道工序，追责到人。
复核确认合格的，操作工不承担责任。
但如果明知道有问题还接收、还往下流，追责加倍。
这个制度宣布的时候，底下有人小声说：“那要是操作工乱用停线权怎么办？”
何世安说：“乱用的，按制度处理。但我不敢因为这个就不放权。不放权，问题就捂在底下，永远露不出来。露不出来就改不了。改不了，精工就永远做不出真正精密的东西。”
制度推行第一周，有三个工位的操作工行使了停线权。
一次是来料尺寸超差，一次是上一道工序的螺纹没清干净，还有一次是图纸标注的基准面跟实际操作不一致。三次全部复核确认属实。
何世安让人把这三个案例写成通告，贴在每个车间的公告栏里。
不是批评谁，是把问题和解决方案一并公布。
第一周之后，停线权的使用次数反而降了下来。因为上一道工序的人知道有人会查、会拒收，自己先把关严了。
老谭在电话里跟何耀宗说起这件事时，语气里带着一点意外。
“耀宗，世安这孩子，比咱们那时候有章法。咱们那会儿是靠老师傅的眼睛盯着，他是在建制度。制度建好了，人换了，质量也不会塌。”
何耀宗说：“他比我强。我那时候管精工，靠的是自己盯。他靠的是让每个人自己盯自己。”
何耀宗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不是失落，是放心。
何世平和何世华接手黄河文化之后，第一把火没有烧在内容上。
他们把黄河文化的财务报表和项目清单调出来，花了一周时间逐项梳理。
发现一个情况——过去几年，公司在影视剧投资上撒了不少钱，跟投的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收益不理想。
有的是剧本没打磨好就匆忙开机，有的是导演和编剧不对付导致拍摄周期一拖再拖，有的是后期制作敷衍了事。
但每一笔投资，决策流程都是完整的，会上都有人签字同意。
何世平把近年的投资档案全部调出来，一本一本看。
看完之后，他跟何世华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
“问题不在流程。”何世平说，“流程是完整的。问题在标准。什么样的项目能投、什么样的不能投，没有硬杠杠。会上大家一商量，觉得行就投了。觉得行——这个标准太软了。”
何世华点头。“还有就是投后管理。钱打过去了，后面拍成什么样、什么时候上线、回款什么情况，没有人盯到底。投资部只管投，不管收。”
两个人商量了两天，拿出一套新的投资管理制度。
所有影视投资，必须过“三关”。
第一关是剧本关——剧本由外聘的编剧委员会匿名评审，去掉名字、去掉推荐人，只看文本。
故事结构、人物塑造、台词水准，三项打分，总分低于一定标准的，直接否决。
评审意见存档，事后可以复盘。
第二关是团队关——导演、编剧、制片人的过往作品和合作经历全部纳入评估。
导演和编剧是否合拍、制片人有没有超期超支的纪录，这些因素量化打分。
不是说有过失败作品的就不用，而是要分析失败的原因，判断在新的项目里会不会重演。
第三关是预算关——预算不是拍脑门定的，是拆解到每一场戏、每一个景、每一个后期环节。
超支超过一定比例，投资部负责人要在全员大会上说明原因。不是因为意外情况超支的，追责。
同时，投后管理不再由投资部一个人盯，而是设立专门的项目跟进人。
跟进人从资金拨付开始，盯拍摄进度、盯资金使用、盯成片质量、盯发行回款。
项目上线后三个月内，跟进人要提交完整的投后分析报告，跟当初的投资决策书逐项对照。
哪里判断对了，哪里判断错了，全部记录下来，作为以后投资决策的参考。
制度出来之后，黄河文化投资部的人私下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把投资变成了“做数学题”，艺术的東西怎么能这么量化。
也有人说这样好，以前投项目靠感觉、靠关系，投对了不知道怎么对的，投错了也不知道怎么错的。现在至少有了一个框架。
何世平把这些议论听在耳朵里，没有解释，只是让人把新制度打印成册，投资部人手一份。
他同时启动了另一个项目——华工日记的动画改编。
他带着那本手抄本跑了多家动画工作室，从BJ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杭州，从杭州跑到成都。
每一家都试做了人物设定和场景概念图，风格从写实到水墨到版画，各式各样的都有。
最后定下来的是一家杭州的工作室。
主创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话不多，甚至有点木讷。
但他拿出来的概念图让何世平站了很久——旧金山的海岸线灰蒙蒙的，华工们从船上下来，排成一条线，像一串蚂蚁。
人脸看不清，但身体的姿态说明了一切。肩膀是塌的，脖子是伸着的，像是在找什么。
找岸，找路，找活路。
“就是这个。”何世平说。
何世华则把精力放在了“看不见的人”系列纪录片上。
他通过快影的数据找到了几个有潜力的拍摄对象，然后派人去实地调研。
不是扛着机器直接去拍，是先跟人相处。
护林员老周在大兴安岭待了很多年，第一次见到摄制组的时候，正在劈柴。
他看了摄制组一眼，继续劈。摄制组的人没开机，蹲在边上帮他码柴火，码了一下午。
何世华跟摄制组说了一句话：“别拍他劈柴。拍他的手。拍了手，劈柴这件事就不用拍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何雨柱收到了何耀宗转发来的一份文件。文件是何世安写的，标题是“精工质量管理体系改革方案”。何雨柱从头看到尾，看到“停线权”那一段的时候，停下来，又看了一遍。
他把文件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何耀宗的号码。
“世安那个停线权，是你教的？”
何耀宗在电话那头笑了。
“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这些年管半导体，靠的是自己盯、老师傅盯。他是把盯的责任，交给了每一个干活的人。比我的办法先进。”
何雨柱没说话。
何耀宗又说：“爸，世宁那边也动了。他把重工的供应链翻了个底朝天，砍了十几家老供应商。有人说他不念旧情，他顶住了。”
“世平和世华呢？”
“文化那边，他们搞了一套投资管理制度，三关评审，投后跟进。文化的老人说他把投资变成了数学题。我看了一下，不是数学题，是把以前拍脑门的事，变成了有据可查的事。对了知道对在哪，错了知道错在哪。”
何雨柱放下电话，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炉子里的火暗下去了，他用火钳夹了块煤添进去，看着火苗慢慢舔上来，把新煤的边缘烧红。
四个孩子接手不到一个月，各自烧了一把火。
烧的都是沉疴旧疾。供应链的裙带关系、质量管理的人情账、投资决策的糊涂账——这些东西，老一辈不是不知道。
但老一辈有老一辈的难处，合作久了的情分、一起打拼过来的老伙计，有些话说不出口，有些手狠不下去。
年轻人没有这些包袱。
他们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做大了的摊子，不需要再像老一辈那样到处求人、到处交朋友。
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把摊子管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老一辈当年打江山更难。
打江山靠的是一股气，管江山靠的是制度、是流程、是让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推世宁、世安、世平、世华几个小子上去，这几个小子暂时来看并没有让他失望。
十二月中旬，白毅峰在塔林的办公室里接到何雨柱的电话。
电话那头何雨柱的声音不紧不慢，跟他交代了几件事。
白毅峰听完，把谢尔盖叫了进来。
“白总，什么急事？”
白毅峰让他坐下，把何雨柱交代的事说了一遍。
大毛那边的市场，现在是个窗口期。
北溪管道被炸之后，大毛跟欧洲的能源纽带基本断了，经济重心加速向东转移。
大毛国内市场上，汽车、无人机、消费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原本依赖欧洲供应的那一大块，出现了巨大的空白。
“老板的意思，让黄河贸易公司，也就是李成儒那边，抢在这个窗口期把货铺进去。不是成品，是配件。”白毅峰在桌上摊开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一长串类目——无人机电机、电调、飞控模块、碳纤维桨叶；电动车电池Pack、BMS管理模块、轮毂电机；小型汽油发动机配件、液压泵阀、工业控制器。
谢尔盖看着清单，眉头微微皱起来。
“这些货，大毛自己不能生产？”
“能生产一部分，但成本高、产能不足。欧洲的货进不去了，北美的货更进不去，他们现在是从中亚和土耳其走转口，价格翻了好几倍。我们直接从国内走满洲里和绥芬河口岸，陆运一周到，价格比转口货低很多，质量比大毛本土的好。”
白毅峰的手指在清单上敲了敲。
“李成儒那边已经动起来了。第一批货——两万台无人机电机、五千套BMS模块、三千套液压泵阀——已经在满洲里报关，下周到大毛。”
谢尔盖问：“需要我们做什么？”
白毅峰说：“大毛那边的收货渠道和分销网络，李成儒不熟。你在东欧跑了很多年，大毛那边有没有能用的人？不是搞情报的，是做正经生意的。能接货、能仓储、能分销的。”
谢尔盖想了想。
“有一个人，叫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做汽配生意做了很多年。苏联解体那会儿倒腾拉达配件起家的，后来做欧洲车的配件，再后来什么都做。人脉广，仓库也有，莫斯科郊外有两个大库。这人信得过，我跟他在一条线上跑过好几年货。他认钱，但也认人。我介绍的，他不会乱来。”
白毅峰点了点头。
“联系他。第一批货的清单我发给你，让他准备好仓储和分销渠道。价格按市场价的百分之七十走，给他留足利润空间。货卖出去之后，回款走香江的账户，不走大毛本地银行。”
“明白。”谢尔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白总，老板这步棋，不只是做生意吧？”
白毅峰看了他一眼。“什么意思？”
“无人机配件、电动车配件、液压件。这些东西，民用的跟军用的，差别就在几个参数上。大毛现在跟二毛打着，消耗大得很。民用配件进去，分流一部分到别的渠道，谁也查不出来。”
白毅峰没接话。
谢尔盖也没再问，推门出去了。
两天之后，白毅峰飞到了法兰克福。
艾伦从纽约飞过来，两个人约在美因河畔的一家酒店碰头。
艾伦到的时候是傍晚，天已经黑了，美因河两岸的灯光映在水面上，被风吹得碎碎的。
艾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比上次见面瘦了一些。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
“你电话里说的事，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艾伦翻开文件，第一页是一张名单，列着十几个大毛和二毛的寡头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标注着所属行业、主要资产、海外布局和粗略的身家估算。
白毅峰拿起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看。阿布拉莫维奇、弗里德曼、杰里帕斯卡、阿赫梅托夫、平丘克——这些名字他或多或少都听过。
苏联解体后的那场饕餮盛宴，这些人吃掉了大毛和二毛最肥的国有资产。
石油、天然气、矿山、冶金、化工、银行，每一个行业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几个寡头。
“这些人，在海外有多少资产？”白毅峰问。
艾伦翻到第二页。
这是一张资产分布表，按类别和地区做了归类。
伦敦的豪宅和商业地产、瑞士的私人银行账户、纽约的基金份额、加勒比海上的离岸公司、法国南部的酒庄和游艇——每一项都标注了估算金额。
最后一行是一个总数，那个数字让白毅峰的眼皮跳了一下。
“这些资产，大部分是通过壳公司和信托持有的，从股权关系上跟这些寡头本人隔了很多层。”艾伦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财务课题。
“但如果把这些壳一层一层剥开，最终的受益人都能追溯到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我让李文带人做了一个初步的穿透分析，花了两个多月。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在法律上证明他们是这些海外资产的实际控制人。”
白毅峰放下名单，看着艾伦。
“老板的意思，不是要把这些资产充公。我们没有那个权力。是要让他们自己把钱从白头鹰和欧洲撤出来，投到国内去。”
艾伦点了点头。
“我明白。这些人现在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西方冻结资产的大棒随时可能落下来。战争爆发之后，欧美已经对其中一部分人实施了制裁，资产被冻结、签证被取消、游艇被扣押。剩下的那些人，表面上还没事，但脖子上的绳子已经套上了。什么时候收紧，完全看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心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们有动机把钱挪走。”白毅峰说。
“有动机，但缺渠道。”艾伦把文件合上。
“欧美银行对他们的审查越来越严，大额转账会触发反洗钱警报。走地下钱庄成本太高，而且不安全。他们需要一个合法的、说得过去的商业通道，把钱从欧美转出来，变成在东大的实业投资。”
白毅峰靠在沙发背上，想了想。
“那就给他们通道。黄河旗下有的是需要资金的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我们把项目清单列出来，让他们挑。钱进来，换成股权。股权可以放在香江的控股公司下面，结构干干净净，经得起任何监管审查。他们把钱从欧美撤出来，换成东大的股权。欧美要冻结，冻结的是空壳。钱已经到了东大，变成了厂房、设备、生产线。”
艾伦看着白毅峰，沉默了几秒。
“这个方案，法律上走得通。但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信我们？这些人精得很，不会轻易把命根子交到别人手里。”
白毅峰说：“不是交给我们，是交给安全。现在全球范围内，哪里最安全——不是说钱最安全，是说资产最不容易被冻结、被没收、被制裁。你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比较。放欧美，绳子在别人手里。放东大，绳子在自己手里。东大不会冻结他们的资产，除非他们自己作死。这个道理，他们算得过来。”
艾伦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大毛那边的寡头，跟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深浅不一。有些人跟得紧，有些人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需要区分对待。跟得太紧的，钱进来之后可能会有连带风险。被边缘化的，反而是更好的合作对象。”
白毅峰说：“这个你来判断。老板说了，项目组你牵头，我配合。你在北美跟那些资本打了半辈子交道，谁的钱干净、谁的钱不干净，你比我清楚。”
艾伦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放下。
“那就动起来。我从李文那边抽两个人，加上帕特尔，四个人先把第一批目标筛选出来。筛选标准三条——第一，在欧美有大量可转移的流动资产；第二，跟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不深，或者正在被边缘化；第三，对东大没有历史敌意，愿意做正经生意。三条都符合的，列为优先接触对象。”
白毅峰说：“谢尔盖在大毛那边有渠道，可以通过他接触。不要直接找寡头本人，找他们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那些人管钱，比寡头本人更清楚钱放在欧美有多危险。”
艾伦把文件收进公文包，站起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
“老白，老板这步棋，不只是为了钱吧。”
白毅峰看着他。
“这些寡头的钱，加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哪怕只有三分之一能转到国内，对黄河的产业扩张也是巨大的助力。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钱一旦进了东大，就永远留在这里了。厂房建起来了，生产线转起来了，工人招进来了。这些东西，制裁不了、冻结不了、也搬不走。”
艾伦没再说什么。
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
李成儒的货在十二月下旬到了莫斯科。
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郊外的仓库里接的货。
木箱从集装箱里卸出来，在仓库里码了一人多高。
他撬开一个木箱，里面是排列整齐的无人机电机，每一个都用防静电袋包着，贴着中文标签。
他拿出一个，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去。
“比欧洲的货轻。”他对谢尔盖说。
“扭矩密度高百分之十五。”谢尔盖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份技术参数表。“黄河精工的东西。轴用的是特种合金钢，绕线是自动化设备绕的，动平衡做过三遍。欧洲那个牌子的电机，同样的扭矩，比这个重三分之一。”
库兹涅佐夫把参数表接过去看了看，抬起头。
“价格呢？”
谢尔盖报了一个数。
库兹涅佐夫的眼睛亮了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
“这个价，我能把莫斯科一半的无人机作坊吃下来。”
“那你就吃。货有的是。满洲里那边每周发一趟，量大还可以加。”
库兹涅佐夫把电机放回木箱，拍了拍手上的灰。
“谢尔盖，你给我透个底。这批货，是不是只有民用的路子？”
谢尔盖看着他。“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清楚。大毛现在跟二毛打着，前线的无人机消耗跟流水一样。工厂三班倒也供不上。民用的电机，稍微改几个参数就能上巡飞弹。价格比军用的便宜一大截，性能差不了太多。”
谢尔盖没接话。
库兹涅佐夫忽然笑了一下。
“我不问了。货我收，钱你按时结就行。”
谢尔盖拍了拍他的肩膀。
“钱的事你放心。但有一条——货卖给谁，账面上要清楚。出了事，你扛。”
库兹涅佐夫说：“我扛了一辈子了，不差这一回。”
艾伦回到纽约之后，把李文叫到了办公室。
李文这些年一直在管北美的农业和地产板块，但同时也在帮艾伦处理一些特殊的财务事务。
穿透股权、搭建离岸架构、设计资金转移通道——这些事，李文做得比任何人都细致。
艾伦把寡头名单放在李文面前。“这些人，在欧美的流动资产，能不能在不触发监管警报的前提下，转移到香江？”
李文拿起名单看了一遍，没有马上回答。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点开几张表格，看了一会儿。
“要分情况。资产在瑞士私人银行的那部分，转移相对容易。瑞士的银行有保密传统，只要客户本人提出指令，他们不会多问。”
“钱从瑞士到香江，走正常的跨境汇款通道，只要用途写清楚——比如‘对东大某项目的股权投资’——不会触发反洗钱警报。”
“资产在伦敦和纽约的那部分，麻烦一些。英美监管机构对大额资金出境盯得很紧，尤其是涉及大毛背景的资金。需要搭一个多层架构，中间过一两道干净的离岸壳公司，把资金来源洗成‘正常的商业投资’。”
艾伦问：“多层架构，要多久？”
“现成的壳公司我们有。注册在开曼和BVI的，有几家从注册到现在没做过任何业务，干干净净。把寡头的资金注入这些壳公司，再以壳公司的名义投到香江的控股公司。只要每一层都有真实的商业合同和资金流水，监管查不出问题。”
李文在平板上画了一个结构图，推到艾伦面前。
“时间的话，从资金启动到进入香江，走瑞士通道大概两周，走英美通道大概一个月。”
艾伦看着那张结构图，点了点头。
“你先把瑞士那部分的钱动起来。英美那边的，等第一批走通了再说。”
李文把平板收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要走我们的通道？他们自己也有财务团队，搭架构的事，他们不是不会。”
艾伦说：“他们不是不会，是不敢。自己的财务团队，目标太大。欧美监管机构早就把他们身边的人都盯死了。财务顾问、私人律师、家族办公室负责人——每一个人的通讯和资金往来都在被监控。他们自己动，一动就触发警报。”
“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第三方，跟寡头本人没有直接雇佣关系。资金通过我们的壳公司走，监管看到的是‘某离岸公司对东大项目的正常商业投资’，不会自动关联到寡头头上。”
李文想了想。
“那我们的风险呢？”
“风险在于壳公司的穿透。如果监管机构下决心一层一层往上查，最终还是会查到寡头。但那个过程需要时间，可能需要几年。几年之后，钱已经变成了东大的厂房、设备、股权，想冻结也冻结不了了。”
李文沉默了一会儿。“我回去就办。”
十二月底，何雨柱在九十五号院的书房里收到了白毅峰和艾伦分别发来的报告。
白毅峰的报告写的是大毛那边的进展。
第一批配件已经通过库兹涅佐夫的渠道铺进了莫斯科的无人机作坊和汽配市场，回款速度比预期快，利润空间也比预期大。
库兹涅佐夫提出扩大合作范围，不只是配件，还包括小型无人机整机、电动车整车、便携式发电设备。白毅峰在报告最后附了一句话：“此人可用，但需防其贪。给足利润，控紧账期，可长期合作。”
艾伦的报告写的是寡头项目的推进情况。
李文已经把第一批目标筛选出来了，五个人，全是二毛的寡头。
这五个人在战争爆发后跟泽连斯基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欧美的制裁大棒虽然没有直接落到他们头上，但他们在伦敦和瑞士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五个人的海外流动资产加起来大约一百二十亿美金，分散在瑞士、伦敦、纽约和新加坡。
艾伦在报告里写道：“五人中有两人已通过中间人表达了初步意向。他们的诉求不是赚钱，是安全。他们需要一个欧美监管够不着的地方存放核心资产。东大的司法独立、资本管制严格、跟欧美没有司法互助协议，在他们眼里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我们的通道，正中他们的痛点。”
何雨柱把两份报告看完，放在桌上。
他拿起电话，先拨了李成儒的号码。
“成儒，大毛那边的货，你盯紧了。不是盯数量，是盯流向。每一批货出去，最终卖到了谁手里，账面上要有记录。不是记真名，是记渠道。哪个渠道走的货量突然大了，你心里要有数。”
李成儒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老板，我明白。库兹涅佐夫那边，我让谢尔盖每批货都抽样跟踪。表面上不管，实际上每一批的去向都在后台有记录。”
何雨柱说了一声好，挂了电话。
然后他拨了艾伦的号码。
“艾伦，寡头的钱，进来可以。但有一条——不碰大毛的寡头，只碰二毛的。”
艾伦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老板，为什么？”
“大毛的寡头，跟克里姆林宫绑得太紧。他们的钱进来，政治风险太大。二毛的不一样。二毛的寡头本来就是两边不靠——既不受泽连斯基待见，也不被克里姆林宫信任。他们就是生意人，谁给安全就跟谁。这些人的钱，拿了就拿了，不会有后遗症。”
艾伦沉默了两秒。“明白了。我让李文调整方向，大毛的名单全部搁置，专攻二毛。”
何雨柱又说：“还有。钱进来之后，不要全部投到黄河自己的产业。分一部分出来，投到国内的硬科技初创公司。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生物制药——这些领域，国内有一批技术过硬但缺钱的团队。给他们钱，不控股，只要优先采购权和长期合作权。”
艾伦说：“这个好，既能分散风险，又能把技术生态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