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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托儿所的炊事员叫刘春梅，三十五岁，丈夫常年在外地跑运输，身边还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
她请假时只说孩子姥姥病了，要回娘家住几天。可托儿所派人赶到她娘家，老人却说母子俩根本没有回来。
吴科长连夜让街道和派出所帮忙查找。
陆长青则把红星小学送来的粮袋编号，与药厂留下的入库记录逐一核对。
八只麻袋里，有一只袋口重新缝过，针脚粗乱，侧面还留着被老鼠啃咬的破洞。马顺很可能就是在处理这只袋子时吸入了大量粉尘。
“托儿所拿走的是哪几袋？”
仓库管理员摇头：“当时赶着腾地方，谁先来就往车上装，没按编号分。”
“也就是说，另外两只破袋可能去了其他单位。”
屋里的人神色都沉了下来。
天刚亮，马顺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尿蛋白和潜血异常，血小板明显下降。虽然血清结果还没回来，但第三个高度疑似病例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红星小学被要求暂时封闭粮仓，停用同批粮食。消息很快惊动了家长。
上午不到八点，几十名家长便堵在学校门口，有人要把孩子领回家，有人要求学校给全校学生验血，还有人指着校长骂他拿有毒粮食给孩子吃。
校长急得满头大汗，只能一遍遍解释粮食已经停用，目前没有学生出现相关症状。
可家长根本听不进去。
“没发病就是没事吗？管仓库的人都快死了！”
“我儿子昨天还吃了两碗饭，今天必须住院检查！”
还有人把孩子从教室里拖出来，当场扒开衣服查看有没有出血点。孩子被冻得直打哆嗦，家长却越看越觉得皮肤上的小红痣像病症。
最后，校长只得把全校班主任叫到操场，按照班级逐个询问：谁去过粮仓，谁帮马顺搬过东西，谁最近有发热。这样既没有把所有学生一股脑送往医院，也让真正有接触的人能够被单独找出来。
吵闹仍旧没有完全停下，但事情总算开始有了次序。
防疫站抽不出人维持秩序，只能请学校先登记有直接仓库接触的人。越解释，传言反而越离谱，甚至有人说北京已经封了好几条街。
沈青禾在药厂也听见了这些话。
她没有跟着争辩，只借来调拨粮食时留下的领料单，把四家单位的时间、数量和经手人重新抄了一遍。
刘姐劝她别多管：“这又不是检验科的活。万一单子抄错了，人家还得怪你。”
“长青在医院靠病人回忆往前查，咱们这里有现成记录。少一个名字，可能就少找一个人。”
她说完仍旧把原件留在档案室，只在负责人面前逐项誊抄、签上日期。丈夫这几天反复说依据要让别人复核，她听进去了，也不愿意因为心急便擅自把单据带走。
抄到托儿所那张时，她发现领料人一栏除了刘春梅，还有一个模糊的手印，旁边用铅笔写着一个“小五”。
“这个小五是谁？”
仓库管理员想了很久：“好像是货场那边临时找来的小工。托儿所车坏了，是他用板车帮着送过去的。人瘦，话不多，大家都这么叫。”
“登记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他？”
“他又不是厂里的人，干完活拿两块钱就走了，谁会给他建档案？”
沈青禾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何医生。
电话转到医院时，陆长青正在给马顺记录尿量。
“你先别急。”沈青禾在电话里说道，“我只是从单子上发现一个手印，不一定代表他接触过破袋。”
“能送粮去托儿所，就一定碰过麻袋。你做得对。”
得到肯定，沈青禾反而停顿了一下：“我以前总怕你一冲动，什么事都往前顶。现在看着你忙成这样，我还是怕。但我要是发现了东西还瞒着，只会让你更危险。”
“青禾，我不会拿命逞能。”
“这句话我先记着，等你平安回家再信。”
她仍没有因为几次打脸便完全相信丈夫。可这种不信任已经不是怀疑他会胡来，而是担心他答应得太轻松，转头又把自己忘在病人后面。
何医生顺着“小五”这条线问到货场，终于查出对方姓赵，叫赵保林，二十四岁，河北人。因为在家排行第五，外面的人都喊他小五。
赵保林没有固定住处，平时睡在货场空棚里，哪里缺装卸工就去哪里干。前天晚上，他已经结清工钱，说要回石家庄老家看母亲。
“他走的时候身体怎么样？”陆长青问。
货场管事回忆：“脸挺红，我还笑他是不是喝酒了。他说头疼，火车上睡一觉就行。”
“哪一趟车？”
“这谁知道？他没跟我报行程。”
线索又断了。
吴科长赶去火车站，请铁路方面协助查票。这个年代的车票没有实名，售票员每天卖出上千张，想凭一个名字找人几乎不可能。
唯一有用的消息，是赵保林离开货场时曾向工友借了五毛钱，说要买当天傍晚去石家庄的慢车。
那趟车早已到站。
“就算他已经发病，也可能下车以后才去医院。”梁国栋说道，“石家庄那么大，咱们怎么找？”
“发协查。”陆长青把赵保林的年龄、口音和症状写在纸上，“火车站、沿线医院、他老家所在街道一起找。”
吴科长苦笑：“你一句一起找，后面至少要十几个单位打电话、发电报。最快也得一天。”
“那就先把能发的发出去。”
协查电报写好后，还得经过防疫站领导签字，再送到邮电局排队发出。赵保林没有照片，身高和年龄也只是工友估计，唯一算得上特征的，是左手缺了半截小指。
吴科长把这一条补上：“希望接到电报的人，不会把每个少根手指的发烧病人都送来。”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亲自拿着电报出了门。
陆长青知道急也没用，却不能因为困难便放弃。
下午，红山粮库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
粮库负责人承认，春节后库区鼠患严重，原定的灭鼠工作因为药品不足，只做了一半。最近确实有两名装卸工请了病假，但家属说他们只是普通发烧。
防疫站要求粮库立即找到两人并送医检查，对方却迟迟不肯给出住址。
电话里不断传来推诿声：“还没有确诊，你们北京那边是不是弄错了？粮库要是停工，几百吨粮食谁负责？”
吴科长压着火气：“等人死了再负责，就晚了！”
两边争执时，急诊护士拿着一张刚送来的检查单跑进办公室。
高永顺的血钾正在快速升高，心电图也出现了异常变化。
秦柏年看完，只说了一句：“准备透析。”
护士却没有动。
“秦主任，院里唯一能用的透析机，现在有人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