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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生一夜没有回单位，也没有回家。
调查员找到杜家时，他妻子给八岁的儿子缝书包。听见丈夫的名字，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很快低下头。
“他昨天中午回来过，拿了两件衣服和七块钱。问他去哪儿，他只说单位可能要出事，让我这几天别去找胡科长。”
“为什么提胡克勤？”
“我不知道。他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杜春生的妻子也在文化服务部下属的装订点上班。她最担心的不是丈夫被抓，而是两口子的工作一并没了。
“他胆子小，平时连跟领导顶嘴都不敢。要是真做了坏事，也是别人叫他做的。”
调查员没有顺着她的话，只问杜春生可能去找谁。
问到一半，杜家的孩子从里屋跑出来，说父亲昨晚打过电话。杜妻子的脸色顿时变了。
“你出去倒煤的时候。”孩子说，“爸说他没跑，让我们别害怕。”
“还说什么了？”调查员蹲下来问。
“他说大人的话不能都信。有人答应帮他，转头又把钥匙算到他头上。”
杜妻子一把将儿子拉到身边：“小孩记不清，别拿他的话当证据。”
电话来自西四一家公共浴池。人赶过去时，收款大爷只记得对方穿灰棉袄，没人注意他去了哪里。
她想了半天，说丈夫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也多是后勤科的人。他以前偶尔在北城货运站替人装车，认识几个临时工，但从没带回家来过。
杜春生的衣柜没少东西，粮票、存折和自行车都还在。看起来不像准备远走，更像突然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调查组通知车站协查，并检查他的工作柜。
柜里除了一套沾油的工作服，还有几张青少年读物印刷组的窗户尺寸图。每张图右下角都写着日期，最早的一张在去年六月。
也就是说，杜春生早就知道两台除尘机没有安装。
同事说，他曾两次申请电工和材料，都被胡克勤退了回来，理由是维修经费不足。后来杜春生不再申请，只偶尔去印刷组量尺寸。
“他是后勤工，为什么还管年轻人排字？”
后勤科的人互相看了看，没人愿意先回答。
最后是一名快退休的老电工说，杜春生的小舅子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胡克勤答应给小舅子安排进印刷组，条件是杜春生帮着把那批急活赶出来。
“他晚上去教那些孩子认铅字，一次能拿一块五加班费。至于让没让人把铅字带回家，我没亲眼看见。”
杜春生既不是单纯替领导跑腿，也不是毫无好处。他盼着亲戚能有工作，自己还能多挣几块，于是明知设备没装，仍一次次帮着压产量。
医院里，郭卫国的抽搐控制住了，人却还没有完全清醒。
九岁的妹妹血铅也高于正常范围，好在目前没有明显神经症状。郭母守在两张病床之间，一会儿摸儿子的额头，一会儿问女儿有没有肚子疼，连水都不敢离开视线。
梁仲秋带着印刷组的工人来筛查，八名排字工只来了六个。
剩下两户听说单位停工，怕检查出问题以后连临时岗位都保不住，躲在家里不开门。
梁仲秋站在护士台前发火：“平时抢活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积极，现在让他们查身体，人倒找不着了。”
赵文博没给他好脸：“他们为什么躲，你这个负责人心里没数？”
“我又没不让他们查！”
“你们按件算钱，还拿转正式工吊着。人家怕查出病被换掉，很奇怪吗？”
梁仲秋被堵得说不出话，只能带人继续去找。
到院六人，对杜春生的说法也不一样。
有人说杜春生只负责教他们排版，从没提过把铅字带走；另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却承认，自己也拿过一小盒回家。
“杜师傅说我们手慢，照这个速度干半年也转不了正式工。回家把常用字排熟，月底计件能多挣七八块。”
“盒子是谁给的？”
“库房门口摆着，他让想练的人自己拿。梁组长有一回看见我装，也没说什么。”
梁仲秋立刻否认：“我以为他拿的是废铅字，哪知道带回家排版？”
青年低下头，不再争辩。每个人都只承认自己看见的一小段，谁也说不清最早是谁想出的办法。
陆长青到医院时，已经是下午。
医学院第一天正式上课，他没有请假，只在午休时给赵文博打过一次电话。放学后赶来，也只是把新筛查人员的地址抄好，没有进抢救室。
赵文博看见他怀里的课本，故意道：“今天怎么没逃课？”
“学校点名。”
“没人点名你就跑？”
“赵医生，你到底想让我来还是不来？”
“我想让你先弄明白，学生就干学生的事。病人有我和秦主任，不差你这双手。”
话难听，陆长青却听得出好意。他把名单交给护士，没再多留。
晚上，沈青禾已经坐在新书桌前等他。
“第一天上课怎么样？”
“老师说下周摸底考。”
“活该。让你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会。”
陆长青从背后搂住她，额头抵在她肩上：“沈老师给不给补课？”
“按小时收钱。”
“家里账本都在你手里，我拿什么付？”
“那就洗碗抵。”
陆长青又抽过她的《药物分析》：“我也给你出题，算互相抵账。”
沈青禾伸手来抢，他故意举高。桌腿发出轻响，她赶紧按住桌面。
“钟建设刚修好，你再弄坏，今晚真睡地上。”
“桌子坏了，为什么我睡地上？”
“因为床也经不起你折腾。”
话一出口，她自己先红了脸，低头翻书，再也不肯看他。
沈青禾嘴上谈条件，身体却往后靠了靠。过了一会儿，她才低声问起郭卫国。
“还没醒？”
“能睁眼，但认不清人。他妹妹也查出异常。”
沈青禾握着铅笔的手紧了紧：“那你更要把书念好。别每次只能最先看出问题，后面却什么都做不了。”
陆长青没有反驳，松开她坐到桌边，翻开了第一本生理学。
临近半夜，北城货运站派人来报。
杜春生的自行车在存车处放了一整天，车把上还挂着他的旧棉帽。
售票窗口和旅客登记里，却没有他的名字。
他没有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