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支持有人补充，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有一个现象和之前完全不同，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攻击陆云峥。
这不是因为陆云峥的观点已经无人敢于质疑，而是因为他的论点实在是太扎实了。
每一个判断后面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结论前面都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每一个敏感的表达都被包裹在严谨的学术语言里。
你想反驳他，你不能说“你这个观点不对”，你必须找到比他更扎实的数据、更严密的逻辑、更精准的表达。
而在当时，在1979年的我国学术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京城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副教授写了一篇补充性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的学术动态栏目上。
他在文章中写道：“陆云峥同志的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对外援助的成本和收益，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过去我们谈对外援助，谈的是政治、是外交、是道义，很少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去计算这笔账。
陆云峥同志把这笔账算清楚了，援助不是没有成本的，成本是需要有人来承担的。
承担这些成本的人，是我国的农民、我国的工人、我国的纳税人。
在决定援助谁、援助多少之前，我们应该先问问这些人，他们愿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
我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则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观点。
他在给《汉东省社科院学报》的来信中写道：“陆云峥同志的文章，侧重于‘不该帮谁’的论证，但对于‘该帮谁’和‘怎么帮’的问题，着墨不多。
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方向。
有些国家是真的需要帮助、也值得帮助的，对这些国家，我们的援助政策应该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六月底陆云峥收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寄件人的单位名称，只有一个手写的落款“京城大学 沈”。
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用的是京城大学的红色抬头的信笺纸，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很清晰，像是写信的人在落笔之前已经想好了每一个字该怎么写。
信的内容并不长：
“陆云峥同志：
拜读大作《关于对外援助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获益良多。文章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长期被搁置，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没有人敢轻易碰触。
你能在这个时候写出这样的文章，需要的不仅是学识更是勇气。
后生可畏。
希望有机会面谈。
京城大学国际政治系 沈云起
1979年6月25日”
陆云峥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小心地折好，放进了那个已经有些拥挤的抽屉里。
和那封农民来信、那封工人来信放在一起，和高育良那封改了十二遍的入党申请书的抄本放在一起，和周明远在稿纸上写下“一个字不改”的那张便条放在一起。
那个抽屉里装的已经不仅仅是信件和稿纸了。
那个抽屉里装的，是他从1977年9月走进汉东大学校门以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
大二学期期末考试结束之后的一个傍晚，陆云峥和高育良、赵志远三个人又一次坐在了湖边的石头上。
湖面上吹过来的风带着水草的腥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柳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轻轻摆动，像是在和水面说着什么悄悄话。
“你最近那篇关于南猴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不得不说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高育良的声音在傍晚安静的湖边听得很清楚。
陆云峥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安静的等着高育良的下文。
高育良推了推眼镜，目光落在远处的湖面上，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波光粼粼的，像一块被打碎了的金子。
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斟酌怎么措辞，然后开口说道：“你在文章里说，‘援助不是没有成本的，成本是需要有人来承担的’。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想了之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
陆云峥问。
“你说的那些‘承担成本的人’农民、工人、纳税人他们知道自己承担了这个成本吗？”
陆云峥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湖面上那些碎金一般的光斑，想了想然后开口说道：“不知道。
所以我要替他们说。”
高育良转过头看着他。
夕阳的光线落在他的银框眼镜上，反射出一小片橘红色的光，把他的表情遮住了一部分，但陆云峥还是能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专注。
“替他们说，”
高育良重复了这四个字，像是在品味其中的分量，“你就不怕有人说你是在挑拨？”
“怕。”
“但如果因为怕就不说，那就更没人说了。”
赵志远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
“沈云起教授的信，你怎么看？”
赵志远忽然开口问道。
“他说‘后生可畏’。这四个字既是夸奖也是提醒。”
“提醒什么？”
“提醒我，你是一个‘后生’。
‘后生’的意思是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快了会摔跤，走慢了会掉队。
要走得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才能走得远。”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赵志远把报纸折好，放进随身带着的布包里。
他把布包的带子系好，抬起头看了看天。
天边的橘红色正在慢慢变暗，变成一种介于橘红和深蓝之间的颜色，像是画家调色盘上还没有调匀的那一笔。
“云峥，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的那些话，如果被翻译成外文，传到南猴那边去，会有什么后果？”
陆云峥愣了一下。
他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他不够谨慎，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这篇文章是写给我国人看的，是写给我国的决策者看的，是用来讨论“我国的资源应该怎么分配”这个内部问题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篇文章会被翻译成外文，会被传到那个国家去，会被那个国家的人看到。
但赵志远说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