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在电话里没有说得太细，就说领导对明年的工作安排有一些想法，想听听我们政研室的意见。
秘书还特意提到了一句，领导对云峥同志前些日子发表的那篇关于‘五五’收官和‘六五’开局之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看得很仔细，在文章上做了不少批注。”
这句话一出来，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都被加热了一些。
老孙用手掌在桌面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我就说嘛，云峥那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论文，那是给国家出谋划策的战略建议。
领导能在文章上做批注，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这是好事，大好事啊。”
“你们俩刚来没多久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让我们这些老人压力很大啊。”
赵志远推了推眼镜没有接这个话茬，但看他泛红的耳朵就知道他心情有多激动。
陆云峥双手交叉着放在桌面上，他在想领导在这个时候召见政研室的同志谈明年的工作思路，时间节点选得很有讲究。
十一月中旬，离年底还有一个半月，正是总结今年、谋划明年的关键时期。
领导在这个时候听取政研室的意见，说明领导对明年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完全定型，还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吸收更多的智慧、汇集更多的思路。
政研室在这个机关的序列里排位并不靠前，上面还有发改委、财政部、经贸委等一大堆掌握着实权的部门。
领导跳过那些部门直接找政研室来谈思路，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很大。
陆云峥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叩了两下，像是在给自己的心跳打拍子。
他在心里想，这是一个机会。
政研室成立这么多年，一直在幕后默默地做着研究、写着报告、出着建议，但从来没有真正走到决策的前台过。
如果这次能够在领导面前拿出一份有分量、有深度、有前瞻性的分析，政研室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不是他陆云峥的地位不一样，是整个政研室的地位不一样，是政研室这群坐冷板凳的人的地位不一样。
陈主任站起来绕着那张大长条桌走了一圈，走到陆云峥身后停了一下，手掌在陆云峥的肩膀上按了按，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重新坐下了。
“云峥，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准备？”
“陈主任，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准备得太具体。”
“领导要谈的是明年的工作思路，不是要听我们汇报某一个具体课题的研究成果。
思路层面的东西，不能太琐碎，不能太技术化，不能太陷入细节。
领导要听的是大方向、大判断、大思路。
我们要做的准备，不是准备几摞材料、几套数据、几个图表，是把脑子里的那根弦调到最高的一档，把对明年形势的判断想清楚、想透彻、想明白，然后说给领导判断。”
老秦听到这里，把他那张产业关联图从桌上拿起来举在手里晃了晃。
“云峥说得对。
我们搞研究的人有一个毛病，一谈工作就想往细处钻、往深处挖、往具体的事情上走。
但领导要听的不是这些。
领导要听的是我们的判断，明年经济形势会怎么走，最大的风险和挑战在哪里，最应该抓的重点工作是什么。
这些东西不是数据能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脑子告诉我们的。”
“我搞了半辈子的农业研究，最大的体会就是数据只能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不能告诉你未来应该怎么办。
未来的事情要靠判断，判断要靠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这方面，云峥虽然年轻，但他的眼光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毒得多。”
李小曼在旁边点了点头。
“我看云峥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想，他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天天看数据、翻材料、写报告，怎么就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呢？
现在我才明白不是我们的经验不够，是我们的眼界不够。
他看问题的时候不光看国内，还看国际；
不光看经济，还看政治、看社会、看文化；
不光看眼前，还看长远、看趋势、看方向。
这种眼界，我们这些人还需要再练好多年才能跟上。”
陆云峥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的摆了摆手。
“小曼姐，你这么说我就没法接话了。
我那篇文章能写出来，志远帮了很大的忙。
没有他做的那些数据和表格，我的那些观点就是悬在半空中的空壳是落不了地。”
“好了，互相吹捧的话到此为止。
现在说正事。
领导召见的具体时间还没定，但我们不能等时间定了再准备。
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两天大家把手头不太急的事情先放一放，集中精力把明年的形势分析做扎实。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拿出一份判断来，那就是明年你那个领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最应该抓的工作是什么？
不用长篇大论，一页纸就行，把核心判断写清楚写明白写到位就行。”
“好，我这两天就把宏观经济的判断写出来。
明年的经济形势不会太乐观，外部的环境在变，内部的结构问题也在暴露，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
老孙也跟着点了点头。
“农业这块，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民的积极性。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以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配套的改革没有跟上。
肥料、种子、农机这些生产资料供应跟不上，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也不顺畅，价格体系也不合理。
明年如果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农业的增长可能会后劲不足。”
“民政这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基层太薄弱了。
乡镇民政所就那么两三个人，要管的事情一大堆，对象的审核、救灾物资的发放、优抚政策的落实，每一项都要人去做，人手不够，很多政策到了基层就走样变形落实不下去。
明年如果不解决基层力量的问题，再好的政策也落不了地。”
赵志远清了清嗓子。
“从我已经拿到手的那些数据来看，最大的问题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问题，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在下降。
投入在增加，产出也在增加，但产出增加的速度赶不上投入增加的速度。
边际效益在递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不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入手，光靠加大投入铺新摊子上大项目，这条路走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