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是要把装备制造业和那些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精密制造环节放到北边的山体区域去。
北边的山脚下有两家军工企业搬迁后留下的闲置厂区，厂房的建筑面积加起来将近三十万平方米，空间高大，结构坚固，稍加改造就能变成民用工业的生产车间。
山沟沟的地形对于那些对震动和噪音敏感的精密制造来说，山体是天然的隔音墙和防震带。
把重工业中那些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的环节放到北边去，不需要大拆大建，用较少的投入就能把闲置的资源盘活起来。”
“闲置厂房约三十万平方米”。
“西进，是要把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导到大学和研究所集中的西部区域去。
西边有全市最好的科教资源，有最密集的工程技术人才，有在那些大院大所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专家和他们带出来的年轻团队。
这些人每天花在通勤路上的时间太长了，长到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没有精力去思考那些本该在工作时间里思考的问题。
把高新技术产业带沿着西边的主干道布局下去，让人才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之间的距离从两个小时缩短到二十分钟。
不增加一分钱的工资支出。
不增加一分钱的科研经费投入。
不增加一分钱的人才引进预算。
只做一件事，让他们少在路上折腾半天。
这半天的时间还给他们，他们能给这座城市创造出多少新的价值，这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南移，不是往南开发，是往南保护。
南边那条河的沿岸是这座城市的水源涵养区，也是市区唯一的生态屏障，它的植被覆盖率是全最高的，空气质量是全最好的。
我们不能把工厂烟囱和水泥森林搬到那里去，我们要把那条河的两岸建成慢行系统和生态公园。
城市的文明程度不看它的烟囱冒不冒烟，看它的市民在下班之后有一个不需要花钱就能散步的地方。
不是每一块土地都要盖房子，不是每一个规划都要算经济账。
有些账算的是钱，有些账算的是后代还有没有一片干净的空气、一眼清澈的河水和一块走上去脚底板能感觉到泥土的松软而不是水泥的坚硬的土地。
这笔账我算不了，留给后代去算。”
“这里是我们的水源涵养区与生态屏障”。
陆铭远用了二十分钟把四大战略的背景、依据、目标和实施路径全都讲了一遍。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所有的人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那些数据和判断，都在心里默默地掂量着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用地、三十万平方米的闲置厂房、科教资源密集区的通勤时间和水源涵养区的生态价值加起来有多重。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刘铁军第一个开了口。
他把手指指着图上东边那片跨过铁路线的区域。
“陆市长，您刚才的讲话十分深刻！
您刚才说的这些大方向呢，我原则也上同意。
但我有几个具体的操作问题想问清楚。
东扩跨过铁路线，铁路线两侧的征地拆迁怎么解决？
那一片有十几个自然村，涉及到几千户农民的土地征用和房屋安置。
拆迁补偿的标准怎么定，安置房的选址怎么定，失地农民的就业怎么解决，这些事不是画一张图就能解决的，每一项都要拿出具体的方案来。
北上进山，供水供电怎么保障？
山脚下的基础设施配套几乎是空白，自来水管道没有铺过去，污水管网没有铺过去，变电站的容量不够，进山的道路等级太低，大货车进不去。
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是小数目，钱从哪里来？”
“铁军同志提的这两个问题确实是落地阶段最难啃的骨头。
征地拆迁的问题，我的想法是用实物安置加就业培训两个办法同时推进。
安置房不在远处盖，就在铁路线东侧那片已经完成土地平整的区域内盖。
被征地的农民从平房搬进楼房，从没有下水道的村子搬进有集中小区，从种地的收入变成工资性的收入。
就业培训由区政府牵头，对接东边开发区里的企业用工需求，定向培训定向输送。
当农民失去土地的时候，我们给他的不是一袋子补偿款，是一个更稳定的饭碗。
北上进山的基础设施投入，我的计算是两到三年内分期投入的规模在三个亿左右。
三个亿不是小数目，但跟山脚下那三十万平方米闲置厂房被盘活之后每年产生的工业产值相比，这笔账是算得过来的。
厂房盘活了，企业进来了，税收增加了，就业岗位多了，基础设施投入的回报周期不会太长。”
程志宏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来说几句。
这个战略构想我从铭远同志第一次跟我汇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想了几十遍，想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和所有可能的阻力。
我的判断就是八个字‘方向正确，条件具备’。
方向正确，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已经在这个十几平方公里的老城区里挤了很多年了，挤得密度太高了，挤得交通太堵了，挤得产业放不下了，挤得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不上去了。
条件具备，是因为我们手里有东边那片河谷平原，有北边山脚下的闲置厂房，有西边大学和研究所的人才储备，有南边那条河的生态价值。
这些东西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也有。
以前没有的是一个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统筹考虑的空间蓝图。
现在这张蓝图有了。
剩下的就是照着蓝图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
“我支持这个战略。
它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想但一直没有想透的那个问题想透了。
我们这座城市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产业基础，不是没有人才储备。
缺的是一个把资源、产业和人才放到正确位置上去的空间蓝图。
这张图把每一个方向该干什么都理清楚了。
东边搞产业，北边搞制造，西边搞创新，南边搞生态。
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互相支撑，互不干扰。
这就是我一直盼望看到的那种东西。
这是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长远布局。”(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