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加载中...
周明远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咂巴了一下嘴。
“好茶......”
他放下茶杯，看着王超贤。
“王主任，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但谈之前，我想先声明：我和邱国安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我也不是替任何人来说情的。”
“那您是来...........”
“我是来帮你的。”
周明远说。
“？..........”
王超贤等着对方继续。
“准确说，是来帮我自己。也帮云州。”
周明远的语气变了，少了客套，多了几分压抑已久的沉郁。
“王主任，邱国安被抓，我明白你功不可没。但你有没有想过，抓了邱国安之后，云州会变成什么样？”
“什么意思？”
“邱国安在云州经营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全市上上下下，跟他有过‘来往’的人，数不清。有的人是被他拉下水的，有的人是主动贴上去的，还有些人……只是在那个大环境下，做了些不得已的‘变通’。”
“如果纪委顺着邱国安这条线一路查下去，查到的人，不会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片。到那时候，云州的干部队伍就会人人自危。该干事的不敢干了，该拍板的不敢拍了。整个城市的行政运转，都会瘫痪。”
他看着王超贤，眼神认真。
“王主任，你是搞经济转型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一个城市的发展，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落后，而是..........干部不敢干事。”
王超贤听完，沉默了很久。
周明远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一抓就死”的困境，是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规律。
一场风暴式的反腐，的确能够清除一批害群之马。
但它也会造成巨大的“附带伤害”。
那些虽然有小毛病、但确实在干事的干部，也会被吓得缩手缩脚。
这是所有改革者都要面对的两难。
但王超贤不会因为这个“两难”就收手。
“周主任，您说的这些，我理解。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这次矿难没有死人呢？如果井下那一百多个矿工都安全回家了呢？那我们今天，还会坐在这里谈论‘查不查’的问题吗？”
周明远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死了十一个人，周主任。确认死亡十一人。还有三十四个失联的，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家属，每天早上都到矿区门口去等，等了快半个月了。”
王超贤的每一个字都宛如钉子般钉进桌面。
“您说得对，查下去兴许会‘伤’很多人。但不查，死的那些人，谁来给他们一个公道？您说云州的干部容易‘不敢干事’了..........那些死掉的矿工，他们永远也干不了事了。”
周明远低下了头。
房间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王主任，我今天来，不只是来跟你讲道理的。我还带了一个东西。”
他从夹克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
“这个U盘里，有一份文件。是我在担任市政府秘书长期间..........就是五年前..........参加过的一次市长办公会的会议纪要。”
“什么内容？”
“那次会议，讨论的是锡矿集团下属运输公司的改制方案。也就是你们调查组查到的那次‘社会化改革’。会上，邱国安主推的方案是‘整体转让给民营企业’。当时，我和另外几个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转让价格过低、接盘方资质存疑。但最后，市长拍板同意了邱国安的方案。”
“那个市长是谁？”王超贤问。
“已经调走了。现在在省里某个厅局当副厅长。”
王超贤的瞳孔微微收缩。
又一条线。从云州伸向了省城。
“会议纪要上，有当时所有与会人员的签名。包括邱国安在会上做的汇报原文，和我当时提出的反对意见全文。”
周明远把U盘放在了茶几上。
“这份纪要，证明了那次改制不是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而是一次由邱国安主导的、有预谋的国有资产转移。我当时不敢站出来，因为势单力薄。但现在..........”
他看着王超贤的眼睛。
“现在不一样了。”
王超贤拿起了那个U盘。
“周主任，我收下了。但我需要问您一个问题..........您今天来找我，罗建华晓得吗？”
“他不清楚。”周明远说，“而且，我不怕他晓得。”
“为什么不怕？”
周明远苦笑了一声：“因为我已经六十岁了，王主任。明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是回老家养老还是进秦城养老，我已经不太在乎了。但我在乎的是，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这么多年，不能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他站起身，整了整夹克，走向门口。
走到门边，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王主任，你比我年轻，比我勇敢。但我劝你一句..........勇敢是好事，但别忘了留条后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仗都能打赢的。有些仗，打到六七成就该收手了。剩下的三四成，留给时间。”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王超贤站在窗边，看着周明远的身影消失在宾馆的旋转门里。
六七成就该收手。
这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很多圈。
他知道周明远说的是什么意思。
查到邱国安这一级，已经够了。
把邱国安办了，把赵国强办了，把钱宏伟办了，该追缴的追缴，该判刑的判刑。
矿难的直接责任人得到了惩处，家属得到了交代，媒体也会满意。
至于邱国安背后的吴瑞年..........就让他留在那个暗影里吧。
这是“六七成”的结局。
够体面，够安全，也够“聪明”。
但王超贤不想“聪明”。
因为他脑子里一直忘不掉一个画面。
那天晚上到达矿区的时候，警戒线外黑压压的家属。
那些被武警拦住、拼命伸向他的手。那些因为悲伤和愤怒而扭曲的面孔。
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哭喊着说：“我儿子才二十岁！他昨天还跟我说，干完这个月就回家结婚……”
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三十四个“失联者”的名单上。
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被找到。
他怕是永远都不会被找到了。
而制造了这一切的人..........不只是邱国安，不只是钱宏伟。
是那个在安监局的文件上批下“先缓一缓”的人。是那个用一个电话就能让三个省级部门同时“失明”的人。
是那个把一个说了真话的总工程师逼得只能装死才能活下去的人。
如果这个人最终安然无恙，继续坐在省政府的高位上，继续用他的权力和关系编织下一张网..........那下一次矿难，会死多少人？
王超贤攥紧了手里的U盘。
他做了一个决定。
不收手。
查到底。
但方式要变。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陈处长，我想单独见周省长一面。地点和时间，由省长定。”
陈建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三秒。
“我问问。”
半小时后，陈建回了电话。
“周省长说，明天下午三点，省政府东楼的茶室。只你一个人，不带材料。”
不带材料。
这四个字的潜台词是：我不想听你汇报工作。我想听你说实话。
王超贤放下电话，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
明天，他将面对这场博弈中最关键的一次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