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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看了那份报纸三遍。第一遍他把报纸拿起来，从第一行读到末一行，脸色没有变化。第二遍他把报纸摊在桌上，用指尖逐字点着看，嘴唇抿成了一条几乎没有血色的线。第三遍他什么也没读，只是盯着汪精卫的那张脸看了很久。那张脸他太熟了。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北伐到抗战，他和汪精卫共事了几十年，吵过架，翻过脸，也合作过。他知道汪精卫有野心，也知道汪精卫不服他。可他万万没想到，汪精卫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叛国。
砰的一声，他把报纸拍在桌上。那声音又脆又重，震得笔筒里的铅笔跳了一下，烟灰缸里的烟灰也腾起一小片灰雾。他猛地站起身来，推开椅子，走到窗前，把窗帘一把扯开。外头的雾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他把手按在窗台上，手背上的青筋鼓得一根根清晰可见，指甲掐进木框里，像要把那块木头掰下来。
“该死的汪精卫！”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被硬生生挤出来的，又冷又闷，听着让人头皮发麻，“他居然敢叛国！叛国！”他转过身来，目光扫过站在办公室里的一众幕僚。那些人分列两侧，一个个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他。他把手从窗台上拿下来，指着桌上的报纸，声音又拔高了几分：“快！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千万不能让他投靠日本鬼子！要不然，这对我们国家的打击太大了！”
他说完这句话，像一口气堵在胸口没上来，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这一下比刚才更重，桌上的茶杯被震得歪了半圈，茶水泼出来顺着桌沿往下滴，秘书赶紧上前两步拿抹布去擦，被他一个眼神钉在了原地。
他说的没错。现在国民政府本来就士气低迷。从淞沪会战退到南京，从南京退到武汉，从武汉又退到山城，一路上的败仗堆得像山一样高。部队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士兵的粮饷常常发不出来，伤兵没有药，军官里有人已经开始私下跟日本人递话。这个时候，汪精卫，国民党的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居然公开叛国，跑到香港发表什么曲线救国的言论，还跟日本人搭上了线。这不光是丢了一个人，这是把国民政府的底裤扒下来给全世界看。那些还在犹豫的部队，那些已经在暗地里摇摆的军阀，那些被日军威逼利诱的地方官——他们只要看到汪精卫都投了日本，还有什么理由不投？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几个高级幕僚站在两侧，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有人搓着手，有人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有人把嘴唇咬得发白。他们都清楚，想从日本人手里把汪精卫抓回来，比登天还难。汪精卫现在在香港，有英国人给他提供庇护，有日本人在暗处盯着，他身边还有自己的卫队和随从。更关键的是，汪精卫不是一个人跑的。他是带着一整套班子走的。跟他一起离开山城的，有国民党中央委员，有行政院部长，有立法委员，有高级将领，还有几个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和情报工作的核心人员。这些人手里全都攥着国民政府的最高机密。他们知道各战区的兵力部署，知道军统和中统的谍报网络分布，知道国民政府和英美苏之间秘密交涉的全部底牌。如果这些人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交给日本人，那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头发花白的元老级人物才开口。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力，像被这件事抽走了所有的精神气。他说：“委座，汪精卫此去，必定是蓄谋已久。他走之前留下了那封信，措辞极其巧妙，表面上说是去香港治病，实际上是早就跟日本人谈好了条件。我们就算追到香港，英国人也未必肯交人。而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旧部众多，如果他公开号召投降，恐怕……”他没把话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那后半句是：恐怕会有大批人跟着他走。
蒋介石听到这里，猛地转过头来。他盯着那个元老，眼神像一把从刀鞘里抽出来的匕首，冷光凛冽。那元老被这眼神一盯，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赶紧低下头去，不敢再吭声。蒋介石没有马上说话。他慢慢走回桌前，拿起那盒火柴，划了一根，把桌上那张报纸的一角点着。火苗顺着纸边往上爬，汪精卫的那张脸在火焰里慢慢卷曲、发黑、化成灰烬。他把火柴丢进烟灰缸里，看着那最后一缕黑烟消散，才开口。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也冷了些，带着一种压到极点的狠意。
“戴笠。”
站在角落里的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往前迈了一步。戴笠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可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他一直站在那里，从始至终没有开口。他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叫他。这件事，除了他，没有人能办。他立正站好，微微低头，等着蒋介石的下一句话。
“我已经派人去追了。”戴笠的声音很稳，每一个字都咬得极清楚，像是在把一颗颗钉子钉进木头里，“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了人。汪精卫身边也有我们的人。虽然他们走得很急，但不可能把所有痕迹都扫干净。我已经让香港站的特工全力配合，就算不能把汪精卫本人带回来，也能把他的脑袋带回来。”他说到“脑袋”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蒋介石听完，没有立刻点头。他沉默了几秒钟，把烟灰缸里那根还没烧完的烟蒂拿起来，重新点上，狠狠抽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缭绕了两圈才散。然后他说：“速度要快。不光要快，还要狠。这次跟他走的人，一个都别留。不管是谁，不管以前立过什么功，不管跟谁有交情。把这次离开的人全部给我弄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暗杀也好，下毒也好，制造意外也好。总之，不能让它们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跟汪精卫走的时候，还带走了那么多机密。不能让那些正在摇摆的人看到，叛国还能活着。要把威胁降到最低。听明白了吗？”
戴笠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这种事，不需要蒋介石明说，他也清楚该怎么做。他转过身，准备往外走。走了两步，又被蒋介石叫住。他停下来，回头看着蒋介石。蒋介石把烟从嘴边拿开，夹在指间，盯着他的眼睛说：“还有。这件事，你亲自盯。不要交给别人。出了任何差错，我只找你。”戴笠又点了一下头，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大步走出了办公室。他的皮鞋踩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发出沉闷而急促的响声，一路从楼上响到楼下，最后消失在大楼的出口。
戴笠走后，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来。蒋介石坐回椅子里，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然后拿起桌上那份已经被烧掉一角的报纸，慢慢折起来，放在一旁的文件堆里。他抬起头，看着面前那几个还站着的幕僚，忽然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很沉，像从肺的最深处被挖出来的。他说：“都出去吧。把汪精卫叛国的消息压住。在戴笠那边有结果之前，任何报纸不许刊登一个字。对外就说汪先生身体抱恙，赴港就医。稳住局面。去吧。”那几个幕僚赶紧点头，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去。办公室的门被最后一个人带上，咔嗒一声轻响，房间里只剩下蒋介石一个人。
他重新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的雾还没有散，白茫茫一片，连对面那栋楼都看不见。他把手背在身后，站了很久。他知道，汪精卫走了，就回不来了。他也知道，戴笠这一去，不管成不成，汪精卫这颗钉在国民政府心口上的钉子，永远都拔不出来了。可他更清楚，有些事，必须做。哪怕只能做给还留在这里的人看，他也得做。他不能让那些还在前线拼命的士兵知道，自己人里出了一个最大的汉奸。也不能让那些还在暗处观望的势力觉得，叛国是一件没有代价的事。
那天下午，山城的雾一直没散。蒋介石没有再出办公室。戴笠的人已经连夜出发，沿着长江往东，经武汉转广州，再从广州潜入香港。几条线同时铺开，快得像一张在暗处张开的网。而在香港那边，汪精卫正对着记者侃侃而谈，讲他的“和平运动”和“东亚新秩序”。他以为他已经飞出了山城的阴霾，可他没有看见，在那片浓雾背后，有几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从山城一路盯到海边。那几双眼睛里没有热血，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决绝。戴笠的人，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