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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的头几天热闹，像一出仓促开场的家庭喜剧，带着鞭炮的硝烟味和鸡飞狗跳的鲜活。阿虫这个“租”来的男友，演技出乎意料地自然妥帖，哄得我父母眉开眼笑，几乎要当场定下婚期。朱老师那颗热情的“钉子”，在阿虫滴水不漏的应对和父母显而易见的偏爱下，虽未拔除，却也暂时失去了着力点，只能以更频繁的信息和更迂回的关怀，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与“等待”。
然而，当最初那阵由“久别重逢”和“携伴而归”带来的喧嚣泡沫散去，乡村真实的底色，便像退潮后裸露的礁石，冷硬而沉默地呈现出来。
我本以为会受到村头巷尾的围观和评头论足，像小时候谁家来了外地亲戚或新媳妇那样，总能引来一群端着饭碗或摇着蒲扇的邻里，目光里混合着好奇、探究和世代居住于此才有的、理所当然的“审查权”。但这次，没有。
走在村道上，目之所及，是许多紧闭的门户。有些房子看得出经年未住人，门锁锈蚀，墙头野草萋萋；有些虽然外观尚新，贴着光亮的瓷砖，但门窗紧闭，了无生气，只在春节或国庆假期时，才会短暂地响起人声和车鸣。自然村的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悄悄抹去了大半。青壮年带着孩子外出打工、求学、定居，是主流；留下的，多是像父母这样年过半百、习惯了土地和故土的老人，以及少数或因故无法离开、或选择留下经营些小本生意的中年人。平时，整个村子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竹林、树叶相互摩挲的沙沙声，能听见远处山涧流水永恒的潺湲。偶有摩托、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又迅速远去，或是几声零落的犬吠鸡鸣，反而更衬出这广大的寂静。一切仿佛是静止的，但分明是有时间刻度一秒秒走势的，就好比用手机录一段静止的自然风光。
更令人心头一凛的是，许多记忆中鲜活的面孔，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村东头的五保户阿大爷，我小时候常偷他种的甘蔗，他总佯装生气地挥舞拐杖，却从没真打过；前村嗓门洪亮、爱说媒的李婶，总想给我说亲；还有儿时一起玩泥巴、后来去煤矿出了事的远房堂兄……他们的名字和模样还在记忆里，人却已化作后山坟茔间一抔黄土，或仅仅存在于长辈偶尔的叹息和闲谈中。我想，我都三十多了，时光这把筛子，筛走的又岂止是童年的玩伴？它筛走了整整一代人，筛走了村庄大半的生气。一切都在悄然离去，以一种你平时不易察觉、唯有在某个归来的午后，对着空荡的村巷和熟悉又陌生的山林时，才会悚然惊觉的速度。
父母也苍老了许多。这种“老”，不是照片或视频里能完全传递的。它藏在父亲扛起一袋稻谷时，那瞬间的凝滞和腰间不自觉的微躬里；藏在母亲穿针引线时，需要把线头凑到窗前光亮处，眯起眼睛反复尝试的耐心（或者说无奈）里；藏在他们的头发，已不是记忆中的花白，而是大片大片、不容置疑的灰白与稀疏里。只有不经常见面的人，重逢时才会被这种具象的、累积的衰老痕迹猛然击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或许形容的并非思念的绵长，而是时光在他人身上流逝的、触目惊心的速度感。
乡村本该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天堂，如今放眼望去，山林依旧苍翠，田野生机勃勃。但那份“生机”之下，却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衰败”之感。不是植物的衰败，是“人气”的衰败。是那些精心建造却无人居住的“空巢”楼房，像一个个沉默的、等待风化的墓碑；是田间劳作的身影变得稀疏寥落；是孩童嬉闹的声音几乎绝迹；是夜晚，大片大片的黑暗和零星灯火形成的、令人心悸的对比。这是一种“人去楼空”的荒凉，尽管楼还在，路还在，但支撑其成为“家园”的那个核心——持续不断的人间烟火与代际传承——正在快速流失。
我站在自家楼顶，望着这片熟悉的山水和那些寂静的房屋，忽然想到一个更遥远的未来：多少年后，这个自然村或许真的会空无一人。到那时，这些如今看来坚固的钢筋水泥楼房，也会在风雨侵蚀、植物根系入侵和无人维护中，逐渐倾颓、瓦解，最终回归尘土。大自然拥有强大的“修复术”或“覆盖术”，几十上百年后，藤蔓爬满断壁残垣，树木在堂屋中生根发芽，野草淹没曾经的门庭路径……后来者踏足此地，或许只觉得是一片普通的、略有起伏的山林，根本无从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炊烟、人语、鸡犬相闻，有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就像我们看那些考古遗址，惊叹于秦朝青铜车轮的精妙，仿佛现代工艺。是否曾有更辉煌、更不同的文明造物，因为材质无法抵挡时间，早已风化无踪，未曾留下只鳞片爪？青铜得以存留，或许恰恰因其“迟钝”和“顽强”。而乡村这土木砖石的血肉之躯，在时间的巨轮下，又比青铜坚韧多少？
村子处处是回忆的触发点。走到村口老樟树下，仿佛能看见小时候放学，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分吃一根番薯干，追逐打闹，然后被各自家里喊吃饭的声音叫散；走到废弃的老祠堂（如今已是堆放杂物的仓库）前，想起里面曾摆过酒席，红白喜事的热闹与哭声仿佛还在梁间萦绕；走到自家老屋（现在已是堆放农具的杂屋）的残垣边，那灶台的位置，似乎还映着母亲在昏暗煤油灯下忙碌做饭的影子，而我，则心心念念赶着回去看六点钟的动画片。回忆带着毛茸茸的暖边，却也透着物是人非的凉意。
在家的日子，除了应付朱老师隔三差五、略显刻意的“偶遇”和微信上关于学生早恋（仿佛在暗示什么）的分享，大部分时间倒是清闲。父母并未把我当客人供着，反而很快给我派了“任务”——放鹅。
老家还养着一群鹅，七八只，羽毛洁白，脖颈修长，额前凸起的黄色肉瘤让它们看起来颇有几分神气，甚至……傲慢。母亲说，现在鸡鸭都是圈养或半散养，喂些谷物剩饭就行，唯独这鹅，还是得赶去河里玩水、去路边吃草，才长得好，肉才香。放鹅听起来闲适，实则是个需要专注的活儿。我想起小时候放鹅：要把它们赶去村边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让它们扑腾着翅膀下水嬉戏、梳理羽毛。岸边道路两旁，是别人家的稻田和菜地，鲜嫩的稻苗和菜叶对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们会趁你不注意，伸长脖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地叼走一株秧苗或一片菜叶，然后迅速吞咽，若无其事地继续踱步。所以得“看严”，手里拿根细长的竹竿，不是真打，只是挥动、吆喝，划定它们的活动边界。鹅似乎通些人性，认主人，我赶它们，它们虽不情愿，也会“嘎嘎”叫着，摇摆着肥硕的身子，不情不愿地避开稻田，去啃食路边的野草。它们对主人似乎有种奇特的忠诚，据说看家护院不逊于狗，且不咬自家人。乡间传说，蛇怕鹅屎，因为鹅屎碱性重，腐蚀蛇皮；又说鹅能辟邪，或许因其一身纯白和昂首挺胸的“正气”？想想颇为讽刺，人或许才是最“邪”的，因为无论鹅多么神气、护主、甚至可能“辟邪”，最终的归宿，多半是成为过年时餐桌上的一道硬菜——腊鹅。做成腊味，并非仅仅因为其风味独特，更实际的原因是，经过盐腌和冬日阳光的暴晒，鹅肉能保存很久，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是智慧，也是无奈。腊鸭、腊鸡亦然。鸡鸭相对省事，自己会觅食，而鹅，似乎天生就需要这份被“放牧”的仪式感，以及最终被隆重处理、长久保存的“待遇”。
除了放鹅，记忆里更深刻的劳作是放牛。我指着近处和远处那些覆盖着密林或草甸的山头，对陪我来放鹅的阿虫说：“那些山，我小时候几乎都爬过。不是自己去玩，是跟着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自己家，赶着牛上去吃草。” 牛是农家重要的劳力，耕田耙地，全靠它那身气力。农闲时，便要把它们赶到山上，吃那些野蛮生长的、各种叫不出名的野草。牛很辛苦，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里没有，都是耕牛），付出的是巨大的体力。吃草能长出那么高大的骨架和惊人的力气，而现代人，天天精米白面、鸡鸭鱼肉，却可能浑身乏力，亚健康缠身。想想，人有时真的很渺小，又很狂妄。多少人对动物施加虐待，利用它们的沉默、无力反抗或驯服天性。动物不语，或者不以人类的方式“以牙还牙”，或许仅仅是因为，第一，你没遇到真正凶狠、记仇的物种（比如某些大型猛兽或群居且有高度社会性的动物）；第二，很多动物确实比某些人类更“善良”，它们的攻击大多出于自卫或生存本能，而非无端的恶意与残忍。
放牛本身，若剥离劳作的辛苦，其实也很有趣。听话的牛，傍晚时分，主人站在山下一吆喝，它就能自己循着声音或记忆慢悠悠走下来，跟在人身后回家。遇上那不听话的、性子野的，就得满山遍野地找，喊破喉咙，踏遍荆棘。有时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只能惴惴不安地回家，第二天天不亮再上山，或许能在某个山坳或溪边找到它，正悠闲地反刍，对你焦急的寻找毫不在意。那时觉得气恼，现在想来，那牛或许是“活通透了”，偶尔也想挣脱绳索和既定的路径，做一头随心所欲的“野牛”，哪怕只是一晚。
而放鹅最好玩的环节，便是把它们赶到溪流平缓开阔的河段，看它们扑腾下水，伸长脖子欢快鸣叫，用橘红的脚掌拨动清波。我们这些放鹅的孩子，便把竹竿一扔，在溪边寻找光滑的鹅卵石，比赛打水漂；或者几个人合作，用簸箕在浅水处拦截，试图捞起那些灵活的小鱼小虾（那时溪里鱼虾真多，一群群银光闪闪）；会水的男孩则脱得只剩裤衩，跳进深潭嬉闹；女孩们多在岸边，捡拾那些有颜色的、纹理特别的碎石，在溪边被水流磨得平整的大石板上，随心所欲地画画，画房子，画小人，画太阳，线条稚拙，却充满快乐。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鱼群悠然，水草摇曳。如今再回看这条小溪，水依然清，却几乎看不到鱼虾的踪迹了。是农药化肥的渗透？是电鱼、网鱼的过度捕捞？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或许，那一代与我们相伴游弋的鱼，也和村里许多老人一样，悄然离开了这片水域，这片人间。
我带阿虫去我家的稻田。稻子已经收割，留下整齐的稻茬，田野显得空旷。父母正在田边一块旱地里，弯腰挖着一种本地称作“脚板薯”的作物。它的块茎形状不规则，凹凸不平，确实有点像放大的脚板，也类似淮山（山药）。母亲说，挖回去可以刮皮切块，和米粉混合，做成一种叫“薯包”的米果，用茶油炸得外酥里糯，香气扑鼻；也可以直接切片，用自家腌的酸泡椒同炒，酸辣脆爽，是极好的下饭菜。田埂边还种着些红薯，藤蔓匍匐。靠近小溪的湿润地带，有一丛芭蕉树，无人精心照料，却年年果实累累，芭蕉个头不大，味道却纯粹浓郁，是城市超市里那些肥大规整的香蕉无法比拟的香甜。
我在田埂上走动，用手机拍远处的山峦，拍偶尔掠过天空的鸟影，拍几缕从村落方向升起的、笔直的炊烟。天空是高远纯净的蓝，空气是清冽透明的。对于长年在城市格子间里奔波、呼吸着尾气和空调循环风的人来说，这份宁静、开阔与四季分明的真切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奢侈品。父母在不远处劳作，偶尔抬头看看我们，见我和阿虫并肩站着，或是我指着某处向他低语，他们脸上便会露出欣慰的、满足的笑容。在他们眼里，这大概就是“恩爱”最朴素的写照。夕阳的金辉洒在我们身上，勾勒出和谐的剪影。而我知道，这份落在他们眼中的“爱”，内核是一个美丽的、善意的谎言。这谎言让父母开心，却让我在面对这片无私的土地和亲人毫无保留的关爱时，心底泛起一丝隐秘的酸楚。
我也带阿虫去镇上逛了逛。小镇面貌变化更大，几乎找不到我记忆中的痕迹。街道拓宽了，两旁是清一色的水泥楼房，底层是各种店铺：五金店、服装店、杂货店、家电行、小餐馆……招牌五颜六色，字体夸张。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四不像”，既没有传统民居的飞檐翘角、木雕花窗，也谈不上现代设计的简洁流畅，更像是一种急切想要“现代化”、却又不知何为“现代”的笨拙模仿。我在想，真的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吗？每条街都挤满了店面，但顾客似乎并不太多，透着一股虚撑门面的冷清。每个地方大概都有一个固定的“圩日”（赶集日），那天会热闹许多，四乡八邻的农人会把自家产的蔬菜、鸡鸭、山货挑来售卖。常见的东西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倒是一些摊位上摆着的野果——比如形似迷你葡萄的“乌饭子”，浑身是刺却酸甜可口的“金樱子”，还有各种晒干的菌菇、笋干——总能让我驻足，买上一些。除了人们普遍信奉“野生的更营养、更天然”之外，或许，人内心深处本就残留着属于山林、属于“野”的基因密码。只是文明发展，城市崛起，人类用自己发明的规则和科技，一步步驯化自然的同时，也一步步驯化了自己，将那点“野性”深深埋藏，只在品尝山野滋味时，才得以短暂唤醒。
那位朱老师，并未因阿虫的出现而气馁。他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便时不时发来信息。内容多半是讲他班上的学生，哪个调皮捣蛋，哪个成绩进步，哪个又疑似“早恋”了——他总不忘在后面加一句：“现在的孩子啊，真是早熟。我们做老师的，也是引导为主。” 话里话外，似乎想以“学生早恋”这个普遍现象，来消解我带男友回家的“冲击”，并暗示：看，连学生都在体验青春情感了，我们成年人，是不是更应该正视和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似乎并不真的介意阿虫的存在，或许觉得一个外地的、打工的（他可能如此猜测）男友，终究不如他这个本地有稳定编制、知根知底的老师来得“实在”。他送礼给我父母时，父母表现出的开心（那是出于礼貌和乡情），可能被他误读成了某种积极的信号。他或许真心认为，像我这样在外漂泊多年的“大龄”女子，最终总要叶落归根，而他就是那个最理想、也最可能接纳我的“根”。他为什么会“看上”我？是我这副经过城市生活打磨、比纯粹农村姑娘多了几分疏离和“假时髦”的皮相？还是我父母在乡间尚算不错的家境和人缘？抑或是他自身圈子狭窄（教师群体，日常接触多是学生和家长），择偶范围有限，而我恰好出现在他视线内，且尚未婚配？教师这个职业，常年与孩童和青少年打交道，环境相对单纯，有时难免保留或沾染些“孩子气”的思维方式和执着。他如此想，如此做，在他自己的逻辑里，或许并无不妥，甚至堪称“积极进取”。
他还几次邀请我去他家吃饭，说是他母亲想见见我。我都以“在家陪父母”、“已有安排”等理由谢绝了。带阿虫一起去？那太荒唐，是对所有人的不尊重。不带阿虫，单独赴约？那更不可能，等于释放错误信号。我只能维持着礼貌而疏远的距离。
年岁渐长后回老家，最初的雀跃和新鲜感，大约只能维持三天。三天后，一种莫名的不习惯和隐隐的焦躁便开始滋生。是憋不住城市养成的、对信息高速流通和娱乐方式多样化的依赖？是周遭环境过于寂静，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反而让人心慌？还是说，这颗被城市节奏和复杂人际关系打磨过的心，早已无法真正安放在这片曾经孕育它的、简单到近乎透明的土地上？人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其最适合的生活场域，像被写好的剧本。童年、少年在乡村，无忧无虑，天地广阔；青年到城市，拼搏奋斗，见识繁华；中年以后呢？是继续在城市的漩涡里沉浮，还是回到逐渐陌生的故乡寻找安宁？或许并无定式，只看个人际遇与选择。人最快乐的时光，或许真的是读小学之前，以及小学阶段。那时烦恼很少，世界新鲜，下课后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自发探索的乐趣。只是，那时的快乐，如今回忆起来，也蒙上了一层时光的柔光滤镜，滤掉了蚊虫叮咬、劳作辛苦、物质匮乏等诸多细节。
阿虫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以“公司还有事要处理”为由，开车回了宋城市区。临走前，父母给他塞了满满一后备箱的土特产：腊肉、笋干、脚板薯、红薯、还有一大挂芭蕉。母亲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小周啊，有空常来！过年一定要和少少一起回来啊！” 父亲在一旁憨笑点头。阿虫连连答应，态度诚恳。我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这场“租借男友回家”的紧急任务，总算有惊无险、宾主尽欢地完成了。他叫我多住几天，好好陪陪父母，说等我回宋城时告诉他，他来接我。我说不用，自己坐班车很方便。
阿虫的车子消失在村道尽头，扬起淡淡尘土。我站在家门口，心里空了一块，却又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演戏是累的，即使对手配合默契。
接下来的日子，我通过微信和榕、冰保持着联系。榕已经去了“焊接点”帮忙。她说李艳还在，但气焰收敛了许多，不再明目张胆地指手画脚，似乎真的只是想留下来做一份工作，混口饭吃。陈序大概跟她彻底摊牌了，假怀孕的事曝光，她最大的筹码没了，嚣张的本钱自然也就没了。榕性子爽利，又有陈序的明确支持（虽然这支持如今在我听来有些讽刺），镇住李艳应该不难。冰也回了老家，我们互相分享了各自家乡的见闻和美食图片。她说家里也给她安排了相亲，对方是个公务员，她兴趣缺缺。
我和冰都准备着，再过几天，就返回那个我们“背井离乡”后选择的、却又并非真正故乡的城市。回家像做客，来去匆匆，带来短暂的温暖和热闹，留下更深的寂寥和牵挂。这样看来，“爱”的确是需要“列清单”、需要规划和执行的能力。陪伴不是简单地住几天，给点钱，买点礼物。陪伴是系统性的、长期的事情，意味着工作稳定（在哪里稳定？），有相对固定的居所（买还是租？），有可持续的收入来覆盖日常开销和人情往来，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节奏。“家”的存在，首先需要这种“稳定”作为基石。而我呢？似乎一场空。在尾湾，我的事业根基建立在与陈序那份脆弱的协议上，如今这协议因李艳事件和他本人的不可靠而摇摇欲坠；情感上，与陈序模糊不清的关系已变质，与阿虫更是始于荒唐的“租借”和身体吸引，前途未卜；回到故乡，这里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家园，我也无法再融入这里的节奏和人际网络。一切仿佛都要推倒重来，而推倒之后，如何重建，建在哪里，用什么材料，我毫无头绪。
常常听见有人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以前觉得是矫情或危言耸听，如今却深有同感。人一过三十，日子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一年一年飞驰而过。工作、婚恋、家庭、健康、父母的衰老……所有议题都变得紧迫，不容你再慢慢悠悠地“寻找自我”、“体验人生”。一切都变得慌忙，像赶一趟即将启动、不知开往何方的列车，你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却不知该带上什么，又该舍弃什么。
离别家乡的时刻终于到来。父母送我到村口班车停靠点，眼里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女儿有男友了，下次可能就定下来了”的期盼。他们又塞给我一大包东西，吃的用的，仿佛要把那份无法随行的关爱，都压实在这沉甸甸的行囊里。班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窗外的青山绿水、白墙黑瓦渐次后退，最终模糊成一片熟悉的、却又正在远离的风景。
再次回到车镇，回到焊接点。榕在门口等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庭院里，阳光正好，客人三三两两。李艳从前台后面抬起头，看到我，眼神躲闪了一下，随即挤出一个不算自然的笑容，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冰还没回来。牛顿摇着尾巴跑过来，蹭我的腿。
一切似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仿佛我只是度了一个寻常的假期归来。海风依旧带着咸腥味，灯塔的光依旧在夜晚规律闪烁。
但我知道，这看似平淡的重复之下，潜流从未停止涌动。陈序和李艳之间是否真的了结？我和陈序那纸协议将走向何方？阿虫在宋城的工作如何？我们那始于“租借”的混乱关系又会如何发展？榕的帮忙是暂时的，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呢？焊接点的生意，在经历台风派对和李艳风波后，能否真正步入正轨？
生活从来不会真正“恢复原状”，它只会在旧循环的废墟上，开启新的、往往更不可测的章节。而这一次，节外生枝的种子，或许早已埋下，只待某个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