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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做的事情，很不错。
商洛回来之后，朱先烯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有价值的东西都应该保留下来。等全炸了，那恐怕就晚了。但现在，似乎有个问题——你刚才去处理的，都是历史中的事，是我们知道的事。但我们想要构建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那么，我们要怎样推断出未来的正确路线呢？”
“我倒是有些眉目了...或者说，师兄，你觉得岁月史书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有关这一点，朱先烯倒是心里有数——
“其实，我们那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不过和图书馆不一样。”
京里的那一件，就是金匮石室里面的天书。
天书呈现出来的功能，其实和大图书馆非常接近，都可以容纳世间的几乎一切知识。
“大体上，我们认为这些知识是存在于某处的，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些知识呈现出来。”
但是从之前的适用范围来说，天书基本仅限于通过查阅的方式来浏览。朱灵，还有朝中的大臣们基本都看过，他们只会在一些必要的问题上去寻求意见。
换而言之，他们只是去问问这件事是否具有可行性。
那么，问题来了——
“所以师兄，我们那边，是怎么确定未来的样式的？”
“你这个问的就问到点子上了，其实非常复古的——法先王。”
法先王，包含两个要素。
法，先王。
所谓法，就是效法。效法并非是无脑的跟随，而是学习和模仿。
而所谓先王，是个政治概念——“先王“在儒家话语里不是泛指一切过去的君主，而是特指一条圣人谱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才是先王。
有些时候，也会把本朝的一些有神功圣德的君主，也添加到先王的行列中去，但说到法先王的时候一般不包括这些，一般说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治世被称作“上古三代”。
而上古三代的先王们，其实也都有不同的含义。
尧舜是“大同“，是对政治上的美好的德行。
禹汤则是“小康“，指的是民众因为治世而拥护君主。
孔子本人最推崇的不是最古的尧舜，而是距离他最近的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所以“法先王“的准确含义是：以圣王的德行与制度为政治和伦理的最高标准。
因为是最高标准，所以按照孔子本人的原则，基本是存而不论的。
海瑞写治安疏的时候，也会提到上古三代。但基本不会提到上古三代如何，因为那是不需要辩驳的理想社会。一般要谈，只会谈上古三代以下。比如海瑞会提到，上古三代以下当首推汉文帝。
至于为什么选取上古三代为变换，是因为——儒家不靠抽象的形而上思辨来建立道德和政治标准。
“什么是绝对的善“这种问题太过于希腊，这种问题自儒家看来也是存而不论的，没有必要去讨论。
因为在儒家看来，善的标准必须有一个可见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只能通过历史来实证。
尧舜可信，是因为《尚书》《诗经》记载了他们；周礼可信，因为“郁郁乎文哉“——它留下了完整的制度文本。
儒家的五经本身就是三代的历史记录，所以尊崇三代不是尊崇一个遥远的幻影，而是尊崇已经存在，并且仍将存在的文脉。
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在陈述一个方法论：我没有什么新发明，我传递的就是圣王之道。因为在古典时代，如今所指的先秦时代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当代总会是有局限的，因为他们无法脱离实际的政治问题而探究历史。
如果要从资料库里面引用，那么上古三代是数据库里质量最高的样本。
“而仲国的有关知识，就是我们的上古三代。”
“啊！”商洛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带来的有关“仲国”的资料，其实是被当作某种四书五经看到的。或者说，那是记录了某个理想未来的蓝图，也算是经典。
某种程度上，商洛也是述而不作的。他确实带来了许多信息，但他本人没有对这些信息做出任何阐释，只是让所有人自己去解读。
这就明确地，给朝廷找到了一盏明灯——成为一套方法。
实际上，朝廷对上古三代也是这么使用的。
它是一种政治批判。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孟子生活在杀人盈野的战国——当现实一片黑暗时，上古三代的治世就是一盏灯。
孟子见梁惠王，开口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开局就把梁惠王架起来了，这其实是一种辩论技巧——
如果把标准定得极高，现实中的君主就永远不合格，于是批判就有了永恒的依据。尊崇三代越虔诚，对当下的批判就越是锐利。上古三代，就是一面挂在墙上的镜子，专门照出现任统治者的丑陋。
这其实就是儒家一直以来会做的事。或者说，这是儒士的本行。
儒士在两汉时说天人感应，像方士一样用自然灾害的示警来恐吓现任皇帝。王莽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天人感应太离谱了，所以就换成了靠上古三代来恐吓天子。
“那师兄，你被他们恐吓了吗？”
“啧啧啧。”朱先烯摇了摇头，“我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或者说，你以为我不上朝？我非常清楚，只要我做了，就肯定会错。我只有什么都不做，才不会错。民无能名，才会被当作‘神’。所以，我都是一直看着，从来不去做这做那。”
“原来如此...”商洛差不多明白了。
“我和你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在场，那么所有的讨论都会以我为中心，那很麻烦。如果我不在场，他们就会互相给对方找不自在，那就方便多了。这种时候，上古三代真正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
那就是托古改制。
改革是相当困难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公开宣称要维新变法，都是在把自己当靶子竖起来。
所以有时候，改革不能说自己是要创新，反而要说自己是在开倒车，在搞“文艺复兴”。
改革者把自己包装成“复三代之治“的贤人，把新政说成“先王本有之义“。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言必称《周礼》，他就是要用周礼来堵司马光的嘴。
而商洛提供的有关“仲国”的资料，其实展现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作用——
基本上，上古三代的叙事是相信历史是从黄金时代逐渐退化的——这套叙事认为，人类文明的轨迹是螺旋下降的，越古老越接近真理，越晚近越偏离正道。
但“仲国”的资料提供了一个神奇的图景：
不只是可以法先王，还可以法后王。
更神奇的是，这个后王虽然在时间上是靠后的。但是在因果上，因为所有的消息都是已知的，所以它反而变成了因果上的先王，是可以效法的。
资料上是后王，因果上是先王，这一下子就进入了文武百官的舒适区，学起来也没有压力了。
因为归根到底，法先王这一套理论还是追求实证主义的，只是有些教条——它追求的是已经验证过的真理，上古三代已经验证过了，所以是对的。但是现代的事情悬而未决，并未得到历史的检验，所以难以作为参考。
而商洛带来的资料，是已经验证过的正确路线，完全可以参考。
所以，朝廷在近些年来一直在效法“仲国”——无论仁学还是理学，都在效法“仲国”的样式。
“不过一定要说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的理论还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朱先烯无奈道：“汉代以后，四书五经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的。但是在两汉，乃至于先秦时期，学习古文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以至于，许多时候，那些流传于后世的知识都成了某一家的家学。”
具体来说，这问题从西周开始存在了。西周“学在官府“。那时的诗书礼乐根本还不是“经文“，而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实践。不是他们按照诗书礼乐来生活，而是诗书礼乐在记录他们的生活。
礼是祭祀、朝会、宴饮时的行为规范，乐是仪式中的音乐舞蹈，诗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书是王命和历史的档案。
这种“当代事”对时人来说根本无法学习，所以知识在这里与官职是同一件事：官师合一，教这些知识的人本身就是官，学这些知识的人将来也要做官。
到了春秋战国，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王官四散——这个时候，就有了孔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把过去只教贵族子弟的知识教给任何交得起束脩的人——
不过直到秦汉，知识也依旧处在垄断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只能用竹简和帛来抄书，一部经书价值连城，只有经学世家才能长期保存完整的手册。而不是士族的人，买一本书和装一块90系显卡一样困难。但如果想要让自己可以跟得上其他人的步伐，装一台好显卡就是必须的，要不然渲染出来的画面都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造纸术的发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隋唐大办科举的学校又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宋以后的印刷术革命又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到了目前，知识传播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毕竟四书五经拢共也没有多少字，书店里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整套了，还是精装书。平装书还会更便宜。
“所以商洛，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吗？”
“我们还在第一阶段是吧！”
“是的。”朱先烯点头道，“我们还处在西周那个阶段。”
学在官府，所有的知识都收藏在王室。官师合一，教这些知识的人本身就是官，学这些知识的人将来也要做官——
这种知识甚至都不存在“教授”，因为知道这件事的人太少了。基本只有阁老本人看过。他们或许对自己的亲信复述过一些，但那么庞大的信息只靠口述是难以让所有人都知晓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知识传播出去？”
那就是第二阶段了，需要有个“孔子”来教授其他人这些知识——
当然，孔子是应时而生的，当时确实是需要这些人，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世界秩序已经崩溃了。大明没必要等到世界秩序崩溃，要教的话可以自己教。
朱先烯沉声道：“我其实在琢磨的是，要不要公开‘仲国’的存在。因为...商洛，主要我公开的话，那么版本估计会来到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所有人都知道知识的存在，但知识依旧是神秘的。所以，会有人拿知识来兴风作浪，用来呼唤天人感应，指责天子无道。
因为当所有人都知道“上古三代比现在更好”的时候，那么就自然而然要问天子“为什么你做不到。”
做不到，就得挨骂。
西汉皇帝人都给骂傻了，觉得自己的天命真的没了，于是开始搞【再受命】的荒谬仪式，最后被王莽摘了桃子。
“所以商洛，公开宣称有个比我们更先进的存在，这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我们可以变成那样，但我们现在不是那样。我一直在等飞升的时机，或许到那个时候才是公开一切的时候。但，应当不是现在。”
“所以师兄，我们不如来构建一个...沙盒，你觉得如何。”
“什么意思？”
“上古三代也是讲究实证主义的吧？因为确实有先圣在前。但上古三代全是好事，学起来的压力太大了。但如果我们用现有的材料，尤其是罗马人的这些切片搭建一个沙盒，那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同样是参照物，这个参照物不只是有好事，还可以有坏事。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能做什么，还能知道不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