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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止》发售半个月后的编辑部里，一片热闹。
新装的几部电话，叮铃铃响个不停。
马卫都更是夸张，肩膀和脸颊夹住一个听筒，手上还拿着另一个。
神情从最初的兴奋，变得麻木起来。
沪市邮局发行科：“加印！至少要五千.....不，先报一万！”
杭城新华书店：“我们两天就光了！你们给北方的配额太多了！这不公平！”
羊城供应商们：“怎么卡车还不到啊？是不是耽搁在半路了，能不能再发几车？”
马卫都把两个话筒同时撂下，一把接过信封。
撕开，抽出一张薄纸，电文是油印机打出的仿宋体：
西南某高校，通过邮局打来加急电报：“XX师范学院呈贡分部全体文学社成员联名求购《观止》第三期五百册。西南书讯闭塞，迟至今日方知有此刊。恳请破例发货，邮资校方自理。盼复。盼复。盼复。”
而编辑部门外，已经有不少背着人造革黑包的个体书贩，直接摸到富强胡同来。
余桦就堵在院门口，单脚蹬在门槛上，眯着眼看着眼前几个男人。
对方递烟，他摆摆手。
“这位老师，通融一下，现钱，绝对现钱！”为首的口音浓重。
“没货。”余桦言简意赅，语气也是从之前的客气，变得烦躁，
“有货也得先紧着邮局和正经书店。你们这么搞，我们没法跟上头算账。回吧，下期，看情况。”
他几句话打发了，但关上门回来时，自言自语说：
“都出了两倍的价格，这么夸张么？”
而伍六一坐在自己办公室，还稍微安静点。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平稳：
“周主任，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之前那五万册的内部征订，计划既然已经暂停了，我们也就按市场渠道走了。多谢领导们的关心，我们《观止》还运营得下去，这有人来了，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伍六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心里不禁冷笑：“这时候想到我们了，当初撤得干脆，如今见风头起来了又想贴上来？晚了。”
与此同时，周艳茹的办公桌快被信淹没了。
她从早到晚拆信、分类、登记。
读者来信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寄来，从云南边境小镇寄来，信封上地址写得歪歪扭扭，贴着八分钱的邮票。
有人是来催《大染坊》下回的，有人问《蓝猫淘气》里的科学道理是不是真的。
还有人一字一句抄了查海升的文章段落，信纸叠得方方正正，末尾写：
“读了这篇，我觉得我也不去燕大！去电大！”
周艳茹用镇纸把信压平，在回函登记簿上工整地写下编号。她的眼眶有点红，但谁也没看见。
刚从剧组借调完，回来的冯小钢也正打着电话，“赵厂长，现在立刻让兄弟们开工吧，起码要再赶出20万卷的量。”
“什么？”赵起超惊讶又喜悦的声音，几乎要穿透冯小钢的耳膜，“小冯啊！这五十万份，都快要命哩，乖乖，这《观止》卖得这么好么？”
冯小钢：“先弄起来吧，伍主编说了，年底给兄弟们发奖金。”
赵起超：“好嘞！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不给观止拖后腿！”
......
傍晚，编辑部终于安静了些。
电话铃声稀落下来，马卫都瘫在椅子上灌凉茶，余桦把门口“谢绝书贩”的牌子挂出去，冯小钢还在对着账本念念有词。
疲惫又兴奋的查海升走到伍六一办公室门口，门敞着，他敲了敲虚掩的门框。
“师父，有你一封信。”
他把那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桌角。
伍六一正校着《大染坊》下一期的内容，闻言搁笔。
他了解查海升，读者来信每天成麻袋地涌进来，海升分拣得清清楚楚，能让他特意送进来的，必不是寻常来函。
信封是朴素的黄牛皮纸，右下角印着“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红色字样。
伍六一抽出信笺，目光落在落款处。
路遥。
他微微一怔。
作为陕省文坛“三驾马车”之一的路遥，与贾平洼、陈忠实齐名。
作品不多，但一篇《人生》在这两年掀起的波澜，足以让他的名字沉进无数读者心里。
去年电影版上映，银幕上的高加林牵着巧珍走过县城石板路，镜头一转，陕北高原的黄风刮过千沟万壑。
那一年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能背几句高加林的台词。论在群众中的名气，路遥并不比伍六一差上太多。
但伍六一与他交道不多。
相反，与贾平凹倒是常有书信往来，前一阵贾平洼寄过商州系列的样刊，还说到自己女儿浅浅，很喜欢伍六一的书。
伍六一回了一本《观止》的创刊号，并顺带着勉励了大侄女两句，询问她是否喜欢绘画，下次可以寄两本绘本过去。
陈忠实也通过两回信，讨论过关中乡土叙事的方向。
路遥来信，还是头一遭。
查海升见他没有立刻展开，便轻声带上门退了出去。
伍六一拆开信封，信纸厚厚一叠，字迹密密麻麻。
前面是文人之间惯常的客气话。
久仰，冒昧，见谅。
伍六一快速扫过，他知道这些都不是这封信的关键。
然后，他看到了路遥提出了三个问题。
其一，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出路。
路遥写道：
“六一兄，如今文坛风气你是知道的。现代派、意识流、魔幻、荒诞，每一期大刊上都能翻出新花样。评论家说现实主义过时，编辑说没有悬念、太慢、太啰嗦。
我去年写完一部长篇的初稿，拿给几位朋友看，有人直言：这是五十年代的写法，八十年代没人这么读了。
我越写越心虚。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是不知道这条路还走不走得通。
可我读你的《金山梦》，读了一整夜。
它同样是现实主义，没有迷宫结构，没有意识流独白，却依然厚重、开阔、感人。读完我把自己的稿子又翻出来，对着台灯坐了半宿。
我知道你的写法不可复制。
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我只是想问一句：
在你埋头写《金山梦》那些时日，你心里也有过疑问？
有没有某个时刻，你也怀疑过这条路是否值得走下去？
你若答‘从未’，我便信了。你若答‘也曾’，我便觉得，这条路还可以再走一走。”
伍六一读到此处，知道这是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这本历时6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6年，也是路遥最沉寂的6年，他几乎暂停了中短篇创作，将全部精力投入这部“生命之作”。
这期间，面对着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坛，难免有着疑惑。
伍六一很能理解。
他继续看下去，能发现路遥的字迹在这里顿挫得更重了些，像是写信人停了很久。
“《金山梦》里死去那么多人，离散那么多人。华工的骨骸铺满太平洋铁路，三代人的思念沉在海峡两岸。
可你的笔始终是稳的，甚至冷漠的。
我知道，你爱他们，却不溺爱，你为他们痛，却不让他们看见你落泪。
我做不到。
我写高加林离开巧珍，自己病了三天。
前阵子写到新长篇里一个人物的牺牲，写到一半竟写不下去，把电话打给我弟弟，他从三百里外赶来，见我瘫在椅子上，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说：‘她死了。’
我弟弟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小说里的人物，骂我是傻哔。
六一兄，我知这问题很傻，也知答案无非是‘多写便忍得住了’。可我还是要问一句：
你在写一个人被命运碾碎的时候，心是痛的么？
你若答‘不痛’，我敬你。你若答‘痛，但必须忍’，我便知道，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病。”
伍六一看到这，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伍六一看过采访，知道这是路遥刚写完一个叫田晓霞的角色，在洪水中为救落水女孩牺牲的章节，情绪彻底失控。
他把虚构人物当成了真实生命，无法承受亲手“杀死”她的痛苦，精神濒临崩溃。
路遥从榆林宾馆打紧急电话到《延安报》社，让报社转告正在外地采访的弟弟立刻来榆林，没说原因。
王天乐以为路遥身体出了大事，连夜赶路300多公里，颠簸一天赶到榆林宾馆。
见到弟弟，路遥泪流满面、声音颤抖，第一句话就是：
“田晓霞死了！”
弟弟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小说人物。
伍六一觉得骂他是傻哔都算轻了。
这第三点，严格说不是问题。
路遥绕了半圈，像陕北老汉蹲在田埂上开口借钱前的踌躇。
他写稿酬，写《人生》电影之后依然捉襟见肘的生活，写两个孩子的学费，写想给妻子买件羽绒服拖了一冬。
字迹越来越潦草，仿佛这些话比前两个问题更难以启齿。
然后他写道：
“六一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今年三十五，写了十几年，依然不会跟钱打交道。稿费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觉得自己穷命，刚有点进项就有窟窿等着。
你办《观止》如火如荼，想必账目上宽裕些。
不知你手头是否方便，可否借我两百块钱。
一年之内必还。
若新作能出版，稿费一到账就先还你。
若出版不了，我也总有办法还的。”
末尾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诉苦，也没有担保。
伍六一放下信纸。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
路遥这个人，很难评。
在伍六一眼中，是个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重情重义、待人热忱。
《人生》让他赚了不少钱，可他这人太仗义。
亲戚找上门、朋友来借钱、乡里乡亲托他办事，他几乎从来不会拒绝。
跟祁同伟一样，恨不得把老家的狗都安置成警犬。
这也导致了，他如今的穷困潦倒。
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熬夜写作时靠劣质烟和浓茶顶着，身体底子一天天亏下去。
伍六一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九十年代初，路遥四十二岁，肝硬化，撒手人寰。
贾平洼说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伍六一提起笔，开始逐条回信：
“路遥兄，你问得委婉，我说得直接些，我承认，当前文坛对现实主义是不耐烦，但这怪不得别人，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十几年下来，现实主义几乎等于“问题小说”。
农村承包、干部GL、知青回城，写法也定型了：开头介绍人物，中间遭遇困难，结尾留个希望或问号。
不知你的作品是否如此，
如果你答“如此”，那么现实主义便没有了希望。
如果你答“非也”，那么现实主义的路还宽的很。”
“第二，你问我痛么？
我会告诉你，是痛的。
不仅痛，而且这种痛是现实主义最后的防线，也是它为什么始终无法被替代的理由。
先锋派可以玩叙事圈套，可以搞语言实验，可以把叙述者藏进迷宫，让读者猜“我”是谁。
这些都很聪明，很漂亮。
但有一件事他们做不了：当一个人被命运碾碎的时候，作家不能假装自己不疼。
一个人被命运碾碎，这事全人类的小说都在写。
古希腊悲剧写，俄狄浦斯王知道了真相，刺瞎双眼，流浪出境。
莎士比亚写，李尔王在暴风雨里疯掉。
托尔斯泰写，安娜卧轨前把红手袋扔到一边。
福克纳写，班吉三十三岁还只有三岁智商，整天闻姐姐的气味。
他们都在写同一件事：人如何被命运剥去尊严、亲人、记忆、语言，最后只剩一具还在喘气的肉身。
而作家——所有认真写过这件事的作家，在写的那一刻，自己也被剥掉了一层皮。
不是写作技巧，不是修辞策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运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责任。
你问这个问题，我猜你自己也在犹豫：
在今天，或者说当下文坛，这个人人谈形式、谈技巧、谈“怎么写”的年代，你还敢不敢疼？
编辑会不会觉得你“太煽情”？
批评家会不会说这是“情感过剩”？
读者还吃不吃这套？
我的回答是：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疼不疼得起来。
现实主义不是风格，是态度。
你对那个被你写出来的人，负不负责任？
你把他放到命运的绞盘下面，你收不收回他的痛苦？
你给他尊严，还是不给他尊严？
你陪不陪他熬过那些没有转机的黑夜？
先锋派不必回答这些问题。
他们可以只呈现碎片，把秩序交给读者自己拼。
但现实主义不行。
现实主义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上写：你写的人，你管到底。
所以当你写一个人被碾碎的时候，你的心必须是痛的。
不是因为你多情，是因为你选择了这份手艺。
这份手艺的门槛不在技术，在你愿不愿意让另一个人和你共命运。
所以，疼就对了，因为那，才是现实主义的体温！”
写到这，伍六一长舒了一口气。
他给路遥写的这两点感悟，并不是带着后世居高临下的经验，而是这几年写作以来的真实感悟。
至于第三点借钱的事，伍六一没提。
准备直接邮500块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