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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断了电话，此时国内文坛乃至舆论界正热议一件大事。
这件事，还是因伍六一而起。
由于《列岛溃烂》被双日出版社拒稿，所以并没有做到全世界同时发布。
在国内要早上两周。
而这两周，便引起了足够的发酵。
最初《文艺报》副刊上发了一篇不到八百字的短评，标题写得很克制——《一部值得关注的域外题材新作》。
文章语气温和，肯定了“作者视野开阔、材料翔实”，也提了一句“个别地方笔锋过锐”。
这种措辞放在平时，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但这次不一样。因为《列岛溃烂》写的不是“域外”，写的是日本。
而写它的作家也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伍六一。
这个国内为数不多，能接上国际文学视野的作家。
而这本书，也不是隔靴搔痒的风土游记，而是一刀一刀剖开来的溃烂。
水俣湾的汞污染、教科书里被抹掉的侵略史、通产省默许企业向东南亚倾倒有毒工业废料、福岛核电站的小规模放射性水泄漏被地方官员用一纸“安全报告”盖住。
每一条都带名带姓，每一个地名都能在地图上找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向伍六一开炮了。
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批评伍六一的，是《当代文学评论》杂志的一位资深编委，姓范。
范编委在最新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文章，标题直截了当——《文学不应逾越本分》。
文章的核心论点很清晰：
作家是搞文学的，不是搞国际政治的。
中日关系正在友好发展的关键阶段，今年刚签了新的日元贷款协议，日本对华投资每年都在增长，这种时候出一本“把日本从头到脚骂了个遍”的书，不是在制造不必要的民族情绪吗？
文学有文学的本分，不能什么都往里塞。
文章最后一句收得很重：“如果一个作家的笔，可以轻易地搅动两国关系这根敏感的弦，那么这只笔，就不是文学的笔，是ZZ的笔。”
这篇文章像一根火柴丢进了油桶。
第二天，《文学报》上登出了另一篇长文，署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青年讲师。
文章一开头就指名道姓地回了范编委：
“有人说文学不应逾越本分。请问，当石头城三十万骸骨还没入土的时候，文学的本分是什么？
当被屠杀者的子孙还在等一句道歉的时候，文学的本分是什么？
当罪犯销毁罪证、篡改历史、反过来指责受害者揪住不放的时候，文学的本分又是什么？”
一石激起千层浪。
接下来的一周里，《光明日报》文化版、《文汇读书周报》、《青年报》副刊、《读书》杂志，几乎没有一家报刊能绕开这个话题。
争论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迅速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而且每一派都不是小门小户，站出来说话的全是文坛上叫得出名字的人。
支持伍六一的一派，以中青年作家和高校里的中青年教师为主。
他们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民族情绪。
在北大中文系办的一场内部讨论会上，一位刚评上副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站起来，把《列岛溃烂》的叙事手法从头扒到了尾。
“伪纪实文学”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宣言，他说。
它告诉读者，这不是虚构，这是正在发生的事。
日本战后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的地基下面埋着多少被污染的水源、被掩盖的罪证、被压制的受害者，没有人在乎。
伍六一把地基挖开了，就这一件事，这本书就已经超越了文学争论的范畴，它是一个公共事件。
反对的一派，同样不是等闲之辈。
他们不直接说伍六一“亲日”还是“反日”，而是从“艺术水准”的角度切入。
一位老作家在接受《文艺报》采访时，语气极为克制，但句句带刺：
“我认真读了《列岛溃烂》。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写法过于直接了。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给读者留有余地，留白，留想象的空间。这本书写得太满太急，像是急着要证明什么。没有余地的文字，就不是文学，是宣传品。”
宣传品。
这个词一出来，整个文坛都听懂了。
这不是在讨论写作技巧，这是在定性。
一个作家一旦被扣上“宣传品”的帽子，就和“ZZ工具”这四个字拴在了一起。
这顶帽子如果戴实了，以后任何正规的文学评奖、任何作协的官方活动，都不会有伍六一的位置。
可能伍六一不在乎，但的确是一件恶心人的事。
但支持派没有被这个词吓退。
两天后，《诗刊》的一位编辑写了篇随笔发在《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上，不长，不到一千字。
题目叫《何为“余地”？》。
文章里有一句话被无数读者在来信和电话热线里反复提起：
“当刽子手已经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还要你优雅地、含蓄地、留有余地地呼救。这种要求本身就比刀更冷。”
争论从报刊往街头蔓延。
燕京沙滩北街的新华书店门口，有个读者在橱窗上贴了一张手写的读后感，用的还是老式的大字报红纸。
上面只写了三行：“看完《列岛溃烂》，才发现我们离那个国家这么近，又那么远。近到街头跑满了日本出租车，远到他们至今不肯说一句对不起。”
书店经理后来把这张红纸撕了下来，但已经有人在旁边拍了照，胶片洗出来之后又在熟人之间传了一圈。
沪市的情况更热闹。
福州路上一家老牌书店的《列岛溃烂》到货当天，由于读者太多，书店临时搬了张折叠桌堵在门口当分流通道。
排队的读者里，一个白发老先生被人认了出来。
退休前在社科院做日本史研究，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便携收音机。
他在排队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聊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全竖着耳朵在听。
他说他在早稻田大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亲眼见过日本那边存放的档案。
他提到了一件事，战前日本外务省有一份机密文件，专门评估在华日军军纪状况。
报告用红笔圈出了当时的一系列反人类案件，正文里有一句他至今能背出来：
“帝国军人在当地之行为，已严重损害帝国形象，亟需约束。”
老头说到这里停了很久，然后把手里那本刚买到的《列岛溃烂》举起来，冲排队的人群晃了一下：
“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一直都知道。只是没人在外面说。”
排队的读者里有人鼓了掌。
书店店员后来跟报社记者说，这是他站了十五年柜台第一次见到有人买书买到鼓掌。
反对派当然也在据守着各自的阵地。
某省作协的内部研讨会上，一位副主席的发言后来被人传了出来。
他说的大意是：伍六一这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写。
这得先看伍六一现在的名气，他是索邦的荣誉教授，作品被翻成英文法文日文在好几个国家卖，他的读者在西方，他的市场也在西方。
一个作家把绝大部分的读者群都放在西方那边，那就要问问自己的身份认同了。
他提到伍六一书中有一处将日本人对环境的破坏与西方工业化早期的环境污染做了直接类比，这正是典型的迎合西方中心主义叙事。
仿佛只要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认可，自己的批判就天然具备了某种道德制高点。
这话说得不直白，但意思很清楚。
一个中国作家，专门写一本这样的书，是给自己铺路。
是在用“骂日本”作为投名状，博取西方话语圈的好感。
翻译过来就是两个字：投机。
这个说法传开之后，支持派里有人气得拍了桌子。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后，在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接受采访时直接回应：
“说伍六一是为了讨好西方才写这本书的人，建议先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
《列岛溃烂》里涉及的日本对外的罪行——水俣病、核泄漏掩盖、化学废料违规倾倒，这些事伤害最深的是谁？
是日本自己的底层民众。
这本书骂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的权力结构。
西方读者从这本书里能读出什么优越感？
他们只能读出自己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干过的同样龌龊的事。
如果这算讨好，那只能说批评者完全误读了这本书的核心立意。”
会议结束后，有人把这段发言整理成文字，寄给了《文汇读书周报》。
登出来之后，在作协系统内部引起了一轮新的讨论，话题从《列岛溃烂》本身延伸到了“中国作家的国际视野”和“文学中的跨国社会关怀”等更宏观的层面。
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列岛溃烂》在国外发布了。
欧洲的首发放在了伦敦，之后是巴黎、法兰克福和罗马。
欧洲的总负责人是荣光启的孙子荣家驹。
他寄给伍六一一封越洋传真，措辞礼貌，但却很谨慎：
“伍六一先生，我认为您的作品非常有力量，但是，欧洲读者对远东非虚构类作品的兴趣，坦白说，不在我们的乐观区间，虽然家父十分支持你，但建议您做好不乐观的准备。”
他说准了。
英国的首周销量不到一万册。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了一条短评，放在版面的右下角，大意是“一位中国作家对日本社会的尖锐审视，但叙述方式对英语读者来说可能过于密集”。
没有配图，没有作者照片。
同期推荐的是一本写印度铁路的旅行文学，排在它上面。
法国的情况更微妙。
伍六一在法国不是没有根基。
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金棕榈电影的编剧。
这都让他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
巴黎的读者和评论界对他的期待，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应该写现实主义、写时代下个体的沉浮。
但他这次递过来的不是这些。
没有社会思辨、没有时代浪潮，只有一本伪纪实文学的调查报告。
《世界报》的书评版率先开了腔。
执笔的是那位当年力挺加缪、在伍六一索邦荣誉教授投票时投了反对票的教授。
他的文章标题叫《蜇人的作家，还是作秀的政论家？》
正文第一段就用了一个法国文坛最擅长的手法，即用赞美包裹着质疑：
“伍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叙事者之一。正因如此，当我读完《列岛溃烂》后，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
那个曾经在文本中展现出惊人文学深度和叙事野心的作家，为什么会选择写这样一本毫无文学性的调查报告？
难道索邦大学邀请他成为荣誉教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江郎才尽”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在法文原文里，但《费加罗报》的文艺版编辑在转述这篇评论时替它找到了法语的对应说法——纸老虎，元气耗尽。
这个词后来被《世界报》的周日增刊拿去做了封面标题，压在伍六一一张旧照片的额头上。
照片是他在索邦接受荣誉教授聘书时拍的，穿深色西装，表情淡然。
编辑给它配了一句图说：才华有没有保质期？
当然，不是所有法国评论家都愿意站队。
也有人试图从纯文学角度给这本书找位置。
《新观察家》的撰稿人在专栏里写了一篇短文，语气不褒不贬：
“也许伍六一并非江郎才尽，他只是想要自己的表达。问题在于，一个作家是否有权利用一种对法国读者来说毫无审美快感的文体，去写一个他们日常生活里根本不会碰的话题。答案是：有权。但读者也有权不买。”
读者确实没买。
法国首月销量不到八千册，荷兰和意大利加起来刚过一万。
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登了一篇评论，提了一句“该书在欧洲反响平平”，但没有展开。
直到书被带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