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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成都开始担心是自己看错了，又提高声音说了一遍：
“反对的同志，请举手。有不同意见没关系，大家畅所欲言。”
还是没有人动。
坐在角落里的几个老导演，互相看了一眼，都微微摇了摇头，没有举手。
宋志成心里更懵了。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同意的，请举手。”
话音刚落，“唰”的一声，三十多只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一个不落。
连刚才一直低着头抽烟的制片主任，都把烟掐了，高高举起了手。
宋志成彻底傻了。
他准备了一肚子的说辞，准备了应对各种质疑的方案，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他看着满屋子高举的手臂，心里嘀咕：
难道我刚才的动员真的这么有效果？
难道我是个演讲鬼才？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开口道：
“葛老师，您是老江湖了，您怎么看？可以和大家聊聊，交流下想法。”
葛存壮点燃烟：“我说宋厂长啊，你前面铺垫了那么久啊，纯属白费唾沫。”
“啊？”宋志成愣了。
“还能怎么看？”
葛存壮吸了口烟，“明眼人都知道，咱们北影厂的辉煌是谁带来的，现在落难了，该由谁撑着，也不用多说，不就是大伍和小伍么？”
这个称呼一出来，周围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如今北影厂引以为傲的五朵金花，张金玲拍《火烧圆明园》时怀孕，直接息影、退出演员岗位，如今在家相夫教子。
李秀明不再拍戏，正筹备着下海造薯片呢。
方舒、张力维虽仍留在厂内拍戏，却也渐渐显露退意，只有刘小庆活跃在银幕之上。
厂里有什么新项目，热情都不高，观众也不买账。
要说，还有点观众认可度的，能让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招牌，就是伍家父子。
伍志远是金棕榈导演，伍六一那更不必说。
拥趸无数。
别说只是一个短篇故事，就算伍六一只写了一句话，大家也愿意跟着干。
毕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输的了。
能救他们的，似乎真的只有伍六一了。
宋志成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合着刚才白激动了。
葛存壮笑着说：“宋厂长，我们都知道，你是真心想把厂子搞好。既然有了小伍的故事，咱就开干！”
宋志成点了点头，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好！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我宣布：《一个叫李为民的男人决定去死》项目，正式启动！”
伍志远任导演，全厂所有部门，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全力保障！三个月内开机，争取年底上映！”
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不同于平日里那种应付公事的敷衍，反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力量。
《李为民》的立项尘埃落定，会议室里的气氛明显轻松了不少。
宋志成拿着笔，在笔记本上划了划，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接下来，我们讨论剩下的几个项目。厂子现在困难，不能只靠一部片子撑着。我们得两条腿走路，一边抓艺术质量，一边抓市场效益。有票房，我们才能活下去，才能拍更多好片子。”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剩下的剧本。
有的太文艺，肯定卖不动。
有的太粗糙，根本没法拍。
宋志成皱着眉头，一个一个地否决，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李绍红坐在会议桌的最角落，手里转着笔，昏昏欲睡。
这种会议轮不到她说话。
她现在还是个副导演，连独立执导的资格都没有。
“最后一个，《银蛇谋杀案》。”宋志成把最后一个剧本扔在桌上，“悬疑惊悚片，成本低，回本快。我看了一下，故事还不错，有市场潜力。”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李绍红身上：
“这个项目，交给李绍红来导。”
话音落下，所有人都转过头，惊讶地看着李绍红。
李绍红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不敢置信：
“啊？我？”
“对，就是你。”宋志成点了点头，“你跟着谢导、伍导这么久了，经验也够了。这次给你个机会，独立执导。好好干，别让我们失望。”
李绍红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散会的时候，她像个木偶一样，拿着剧本，失魂落魄地走出了会议室。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她翻开第一页，只看了几行，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连环杀手、银蛇杀人.....字里行间全是噱头和感官刺激。
“堕落了！北影厂真的堕落了！”李绍红声音里带着哭腔。
她怎么也想不通。
她是北电78班导演系的毕业生，和张一谋、陈楷歌是同班同学。
当年在学校，他们学的是费里尼、伯格曼，谈的是作者电影和艺术表达。
她跟着谢导演拍了《包氏父子》《清水湾，淡水湾》，一心想拍一部像《黄土地》那样的艺术片，在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现在呢？
同学们都已经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国外都拿奖了，而她，却要拍这种烂片。
这简直是对她的侮辱。
她越想越委屈，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她拿起剧本，就要去找宋志成，说什么也不拍这个片子。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伍志远走了进来。
“绍红，怎么了？”伍志远看到她红红的眼睛，愣了一下，“谁欺负你了？”
李绍红看到伍志远，再也忍不住了，指着桌上的剧本，带着哭腔说：
“伍导！您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宋厂长居然让我拍这种片子！这不是糟蹋人吗？我们北影厂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靠拍这种东西赚钱了？”
伍志远拿起剧本，翻了几页，脸上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他把剧本放回桌上，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李绍红对面，语气温和地说：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换了谁，都会不高兴的。”
“那您还让他们这么安排！”李绍红红着眼睛说，“我宁愿一辈子当副导演，也不拍这种烂片！”
伍志远笑了笑，摇了摇头：
“这不是宋厂长的主意。”
“啊？”李绍红愣住了，“不是他是谁？”
“是我儿子。”
李绍红彻底傻了。
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您说是小伍老师？”
她和伍六一素不相识，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他怎么会知道她？又怎么会特意点名让她拍电影？
“这.....这怎么可能？”
“他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先挣得话语权，再谈理想。”
.....
而另一头，伍六一在观止的办公室里，感慨着自己还是个俗人。
北影厂的命数早就写好了。
再过几年，它会被中影集团整体收购，那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红砖厂房会被改造成文创园，摄影棚变成网红打卡地，食堂变成西餐厅。
那些跟着厂子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会拿着一笔不多的补偿金下岗，各奔东西。
宋志成拼尽全力，也只能让它多撑些日子罢了。。
他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
可他还是忍不住。
忍不住给宋志成指了三条路，忍不住把《李为民》给了父亲，忍不住特意点名让李少红去拍《银蛇谋杀案》。
明明知道这只是续命，明明知道几年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可他还是想多给他们续一口气。
《银蛇谋杀案》，他当然知道这部片子在后世的争议。
伍六一提醒过宋志成，不要拍低俗。
宋志成显然是听进去了，但这部当前看的确就是低俗、血腥。
是李绍红早年的“黑历史”。
可没人知道，正是这部成本只有30万的小成本惊悚片，当年卖了200多个拷贝，赚了近千万，成了北影厂当年最赚钱的电影。
也正是这部片子，让李绍红一战成名。
她用这部片子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才有了后来拍《血色清晨》《红粉》的机会，才有了那个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女导演。
伍六一怕这部片子被他说没了。
所以，才有了指定她这一回事。
......
5月15日，新一期《开卷》杂志准时出现在全国各大邮局和报刊亭。
没有额外的宣传，也没有封面推荐，伍六一的短篇《一个叫李为民的男人决定去死》，就那样安静地登在了杂志的中短篇小说栏目里，占了十四页。
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圈，这篇不到三万字的短篇，却像一场温柔的地震，悄无声息却又天翻地覆。
伍六一太久没有新作品了。
上次，还是《列岛溃烂》这样的伪纪实文学。
很多人对这部作品不吝于溢美之词，评价很高。
但你说，多爱看，那肯定是没有的。
这种文体，注定了它的可读性不高。
而这部《李为民》，注定是要引起无数人的关注的。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各大文学期刊的编辑们。
杂志上市的第二天，全国各地的作家和评论家，就已经开始磨笔霍霍，准备发表自己的见解。
三天后，《人民文学》就在最新一期的评论版，刊登了整整两版的专题评论，标题是《从批判到救赎：伍六一的文学转向》。
紧接着，《文学评论》《读书》《当代》等国内最顶尖的文学期刊，都先后推出了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写下一万两千字的长文《日常伦理的重建——论<李为民>的文学史意义》，发表在《读书》杂志头版：
“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陷入了二元对立的误区：要么是宏大叙事的颂歌，要么是不公的控诉。我们擅长写英雄，写罪人，写受难者，却唯独不会写普通人。
伍六一的《李为民》，第一次将一个多余的人作为绝对主角。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振聋发聩的呐喊，甚至没有强烈的爱恨。
他只是一个被时代列车抛下的老人，在妻子离世、退休离岗后，失去了存在的坐标系。
小说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将李为民的困境归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或制度，而是触及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类普遍的存在性焦虑：
当一个人不再被社会需要时，他的生命价值何在？
伍六一没有给出廉价的答案。
他只是告诉我们，救赎不在远方，不在未来，而在当下的日常里。
修水管、接孩子、喂猫，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构成了生命最坚实的根基。
在启蒙叙事之外，伍六一开辟了日常伦理叙事的新维度。
这不是批判的消解，而是批判的深化。
当我们无法改变世界时，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活着。”
管模业在接受《文艺报》采访时，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为民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老年男性形象之一。在此之前，我们笔下的老人，要么是慈祥的符号，要么是顽固的代表，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李为民这样，有血有肉，有脾气有缺点。
伍六一写出了中国老人特有的生命状态：沉默、隐忍、不善表达，把所有的痛苦和爱都藏在心里。他的固执，他的笨拙，他的善良，都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个人物，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地域，具有普遍的人性价值。”
余桦在《开卷》的评论增刊上写道：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小说，感慨万千，伍六一笔下的人物面对死亡，让人感到了一种别样的东西，他给了我启发，我的下一部作品可能也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让读者能落泪的故事。”
与此同时，《开卷》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
一个来自陕省的读者在信中写道：
“我父亲去年去世了，我一直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好好陪他。读了这篇小说，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他。他就像李为民一样，一辈子都在默默付出，从来不说自己的苦。谢谢伍六一先生，让我和父亲达成了和解。”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批评伍六一“妥协了”，“向市场低头了”，说这篇小说“太温情，失去了以往的锋芒”。
还有人说，“这个故事太理想化了，现实中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
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了铺天盖地的赞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