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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被推开的声音很急。
贝内特走进来的时候，连门都没敲。这在反情报总局局长二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只发生过三次。每一次，都意味着有人死了。
“领袖。”
贝内特的声音沙哑，把一份薄薄的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
维克托转过身。
“中东出事了。”
维克托放下咖啡杯，打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一张卫星照片。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照片上，十几栋建筑已经变成废墟，浓烟还在升起。照片角落里用红笔标注着时间：1998年3月29日，凌晨2点17分。
第二页是一份简报。希伯来语，紧急情报部门截获的。开头第一行字让维克托的眼睛眯了起来。
“鱿鱼内阁于3月28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批准‘铸铅行动’。”贝内特替他念了出来，“凌晨1点，鱿鱼国防军第84步兵旅、第7装甲旅越过绿线，进入加沙地带北部。同时，鱿鱼空军对加沙城、杰巴利耶、拉法发动了三十六轮空袭。”
维克托翻到第三页。
那是一份伤亡统计。数据还在更新，但已经触目惊心——至少两百人死亡，超过八百人受伤。死者名单上，第一个名字被红笔圈了出来。
亚西尔·阿拉法特。
维克托的手停在那张纸上。
“重伤。”贝内特说，“空袭 targeting他在加沙的秘密指挥所。一枚一吨重的钻地弹。阿拉法特当时在地下十二米的地方开会。他被挖出来的时候还有呼吸，但内出血、多处骨折、颅脑损伤。现在还在加沙的欧洲医院抢救。BLST方面封锁了消息，但我们的人在医院里。”
维克托把文件夹合上。
“鱿鱼为什么突然动手？”
贝内特深吸一口气。
“三天前，耶路撒冷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六十多个平民受伤，七个死亡。HMS宣称负责。鱿鱼内阁开了两天的会，压不住军方。昨晚，情报说阿拉法特秘密进入加沙，要在杰巴利耶和HMS领导人会面，批准了斩首行动。”
他顿了顿。
“但这不是全部。”
他翻到最后一页，抽出另一份文件。
那是一张照片。墨西哥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或者说，它剩下的部分。一栋四层建筑，中间被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外墙焦黑，窗户全碎。门口的石碑断成两截，上面的国徽只剩一半。
“今天凌晨三点，鱿鱼空军的一架F-16在返航途中‘误操作’，”贝内特的声音更低了，“一枚尚未投掷的Mark-84炸弹意外脱落，掉在大使馆楼顶。”
维克托抬起头。
贝内特迎着他的目光。
“七个人死亡，包括大使馆参赞、两名武官、四名当地雇员。还有二十多人受伤。鱿鱼方面已经道歉，说‘技术故障’、‘误炸’、‘遗憾’。”
房间里安静了整整十秒。
维克托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背影在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们疯了。”他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贝内特走近一步。
“领袖，他们没疯。他们是算准了。”
维克托转过身。
“算准了什么？”
贝内特看着他。
“算准了我们顾不上。”
他走到地图前，指着中东那片区域。
“美国在过去半年里被你拖在中美洲和欧洲，国会天天吵架，总统快被弹劾，五角大楼的资源全耗在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烂摊子上。北约那边，英国人刚解体，法国人在巴尔干焦头烂额，德国人忙着应付那些车臣人。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有精力、有意愿来管中东的事。”
他顿了顿。
“鱿鱼看到了这个窗口。他们怕。”
“怕什么？”
“怕被围攻。”贝内特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伊朗人在叙利亚已经站稳了，车臣人被送进戈兰高地，ZZ党在黎巴嫩重新武装，HMS在加沙蠢蠢欲动。如果等这些人全准备好，鱿鱼可能同时面临四条战线。他们赌不起。”
“他们四周都是敌人！”
维克托的眼睛眯起来。
“所以他们先动手。”
“对。”贝内特点头，“先发制人。打掉HMS的指挥层，摧毁ZZ党的补给线，震慑叙利亚人。顺便——”他指着那张大使馆的照片，“测试一下我们的反应。”
维克托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关于大使馆的报告。
“七个墨西哥人。”他说，“他们用七个墨西哥人的命来测试我。”
贝内特没说话。
维克托把报告放下。
“鱿鱼怎么说？”
“外交部刚发来照会。‘深表遗憾’，‘将进行全面调查’，‘愿意赔偿’。”
维克托冷笑了一声。
“‘深表遗憾’。”
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告诉外交部，不接受。告诉鱿鱼，他们所谓的‘调查’，我们不认。告诉贝内特——”
他顿了顿。
“让我们在特拉维夫的人，去查那架F-16的飞行员。我要知道他叫什么，住在哪儿，家里有什么人。”
贝内特点头。
“还有，”维克托说，“给沙米尔打电话。”
贝内特愣了一下。
“沙米尔？鱿鱼总理？”
“对。那个被三千个拉比骂‘SZ’的人。我要和他通电话。现在。”
凌晨4点，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
沙米尔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圣殿山的轮廓在晨光里慢慢浮现。
他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睡了。
身后的办公桌上摊着三份战报。第一份：加沙北部已经控制，至少两百个目标被摧毁，HMS的两名高级指挥官确认死亡。第二份：阿拉法特还在抢救，生死不明，BLST权力机构陷入混乱。第三份：墨西哥大使馆被炸，七个墨西哥人死了，维克托的电话正在线上等他。
他转过身，拿起话筒。
“沙米尔总理。”
那头的声音很平静，但沙米尔听得出来，那平静下面是火山。
“维克托先生。”
“你的人，炸了我的使馆。”
沙米尔沉默了一秒。
“技术故障。我道歉。”
维克托笑了。笑得很冷。
“技术故障。你的人，用一吨重的炸弹，技术故障到我使馆楼顶。沙米尔总理，你知道那栋楼里住着什么人吗？”
沙米尔没说话。
“参赞的女儿，十岁。她当时在睡觉。她被埋在废墟下面三个小时才挖出来。现在还昏迷。”
沙米尔闭上眼睛。
“维克托先生——”
“你给我听着。”
维克托打断他，声音陡然变硬。
“你们和HMS打仗，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和ZZ党打仗，那也是你们的事。但你们炸了我的使馆，杀了我的公民，那就是我的事。”
沙米尔睁开眼。
“你想怎么样？”
维克托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说：
“我要那架F-16的飞行员。”
沙米尔愣住了。
“什么？”
“我要那个扔炸弹的人。你的人。交给我。我亲自处理。”
沙米尔的手在发抖。
“维克托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维克托冷笑，“你炸我使馆的时候，觉得可能吗？”
沙米尔深吸一口气。
“我可以赔偿。两倍，三倍，十倍。你可以开价。”
维克托没说话。
沙米尔等着。
等了很久。
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
“沙米尔总理，你以为我在和你谈生意？”
沙米尔没说话。
“你错了。”维克托说，“我不是在和你谈。我是在通知你。”
电话挂了。
沙米尔站在那里，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忙音。
窗外，圣殿山的金顶清真寺开始反射晨光。
但他知道，有些光，再也照不进来。
凌晨5点，墨西哥城，“羽蛇神殿”顶层。
维克托放下电话，看着窗外。
贝内特站在他身后。
“他怎么说？”
维克托没回头。
“他说不可能。”
贝内特沉默了一秒。
“那我们怎么办？”
维克托转过身。
“告诉加西亚，让第1装甲旅进入战备状态。”
贝内特愣住了。
“那是——”
维克托打断他，“我不是只有外交照会。”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关于大使馆的报告。
“七个墨西哥人。他们要用这七个墨西哥人的命，来测试我有多能忍。”
他把报告放下。
“让他们测试。”
上午8点，特拉维夫，鱿鱼国防军总部。
那架F-16的飞行员叫埃拉德·沙哈尔，二十七岁，中尉，第117“第一喷气”中队。
他在凌晨的任务中投下了七枚炸弹，炸毁了三个目标。返航途中，第八枚炸弹因为“挂架故障”脱落。
现在他坐在审讯室里，对面是三个穿西装的人。空军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的，还有一个从总理办公室来的。
“你确定是故障？”
沙哈尔点头。
“我确定。起飞前检查一切正常。返航时，系统警报突然响了，然后炸弹就脱钩了。”
情报部门的那个人看着他。
“你听到什么了吗？感觉到什么了吗？”
沙哈尔想了想。
“没有。一切正常。直到炸弹掉下去。”
那个人点点头。
“好。你可以走了。”
沙哈尔走了之后，那个人转向空军司令。
“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空军司令皱眉。
“可能是？”
那人站起来，走到窗前。
“墨西哥人的大使馆，在返航路线上。如果炸弹是在那个位置脱落的，那确实只能是故障。没人会蠢到在返航路上故意扔炸弹。”
他顿了顿。
“但维克托不会信。”
上午10点，加沙，欧洲医院。
阿拉法特还在抢救。
手术已经进行了六个小时。医生们从他的颅腔里取出了三块弹片，从胸腔里取出了两块。他的脾脏被摘除了，肝脏被修补了，左腿的股骨被打上了钢钉。
BLST权力机构的高级官员们挤在走廊里，抽烟，打电话，小声争吵。没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一个护士从手术室里跑出来。
“他醒了。”
官员们冲进去。
阿拉法特躺在手术台上，脸上缠满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很亮，看着天花板，看着围过来的人，看着这世界上最后一个他知道自己还活着的瞬间。
“告诉……”
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一个官员凑近。
“告诉谁？”
阿拉法特的眼睛动了动。
“告诉墨西哥人……”
他没说完。
中午12点，莫斯科郊外，那栋别墅。
老板坐在那张宽大的椅子里，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
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他的后背是热的。
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
“老板，中东炸了。”
老板点点头。
“我知道。”
那头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鱿鱼人打了加沙，阿拉法特快死了，墨西哥大使馆被炸了。维克托和沙米尔已经吵起来了。”
老板笑了。
笑得很轻。
“校长”的棋，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莫斯科的雪已经化了，阳光照在泥泞的地面上，亮得刺眼。
“告诉车臣那边，”他说，“把安娜藏好。告诉伦敦那边，让安德烈继续等。告诉我们的朋友在特拉维夫——”
他顿了顿。
“让他们准备好。这场戏，才刚开始。”
下午2点，墨西哥城，“羽蛇神殿”顶层。
贝内特推门进来的时候，维克托正在看一份刚送来的情报。
“维克托，阿拉法特醒了。”
维克托抬起头。
“他说什么？”
贝内特顿了一下。
“他说，‘告诉墨西哥人’。”
维克托的眼睛眯起来。
“告诉墨西哥人什么？”
贝内特摇头。
“不知道。他没说完。”
维克托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贝内特，你觉得鱿鱼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动手？”
贝内特想了想。
“因为他们怕。怕被围攻，怕等不起，怕——”
“怕我们。”维克托打断他。
贝内特愣住了。
“怕我们？”
维克托转过身。
“对。怕我们。怕我们在中东也插一脚。怕我们在他们家门口也搞出个苏格兰。怕我们和那些阿拉伯人合作，断了他们的后路。”
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所以他们先动手。打给所有人看。打给HMS看，打给ZZ党看，打给叙利亚看，打给伊朗看。也打给我们看。”
他拿起那份关于大使馆的报告。
“这七个墨西哥人，是他们送给我的信。”
贝内特看着他。
“信上说什么？”
维克托冷笑。
“信上说：‘别过来’。”
下午4点，特拉维夫，总理办公室。
沙米尔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那份刚送来的情报。
墨西哥第1装甲旅进入战备状态。
他把情报放下。
摩西站在他面前，脸色发白。
“沙米尔，墨西哥人疯了？”
沙米尔摇头。
“他们没疯。他们是在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摩西愣住。
“那我们怎么办？”
沙米尔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地中海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美得像明信片。
但明信片里没有战争。
“告诉空军，”他说，“把那架F-16的飞行员，暂时调到后勤基地去。离特拉维夫远一点。”
摩西皱眉。
“这有什么用？”
沙米尔转过身。
“没用。但至少能让维克托知道，我们在听。”
下午6点，墨西哥城，“羽蛇神殿”顶层。
维克托看着那份刚从特拉维夫传来的情报。
F-16飞行员埃拉德·沙哈尔，调往拉蒙空军基地后勤部门。
他把情报放下。
“贝内特。”
贝内特走过来。
“在。”
“告诉我们在鱿鱼的人，盯住那个飞行员。如果他死了，我要知道怎么死的。如果他活着，我要知道他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和谁说话。”
贝内特点头。
“还有，”维克托说，“给阿拉法特送一份礼物。”
贝内特愣了一下。
“什么礼物？”
维克托想了想。
“最好的医生。我们的人。告诉他，墨西哥愿意帮他。告诉他——”
他顿了顿。
“告诉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晚上8点，加沙，欧洲医院。
阿拉法特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
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四十多岁，戴眼镜，说阿拉伯语带着口音。
“阿拉法特主席，我是墨西哥来的医生。”
阿拉法特的眼睛动了动。
“墨西哥……”
那医生点点头。
“维克托先生让我告诉您一句话。”
阿拉法特等着。
那医生凑近。
“他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阿拉法特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轻，很苦，但确实是笑。
“告诉维克托先生，”他说，声音沙哑，“我听到了。”
凌晨，墨西哥城。
维克托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片灯火辉煌的改革大道。
贝内特站在他身后。
“维克托，我们真的要和鱿鱼开战吗？”
维克托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
很久。
然后他开口：
“贝内特，你知道鱿鱼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中东活这么多年吗？”
贝内特想了想。
“因为他们够狠？”
维克托摇头。
“因为他们会赌。每一次，都赌对手不敢动手。每一次，都赌对手不够狠。每一次——”
他顿了顿。
“都赌赢了。”
他转过身。
“但他们这次赌错了。”
贝内特看着他。
维克托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关于大使馆的报告。
“七个墨西哥人。他们用七个墨西哥人的命，来赌我什么都不做。”
他把报告放下。
“让他们等着看。”
窗外，改革大道的灯火在夜色里闪烁。
远处，东边的天际开始泛白。
新的一天要来了。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天亮不代表希望。
只代表——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