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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过年，香江中环，黄河资本交易室。
何耀祖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过去七十二小时，离岸人民币市场终于恢复了平静。
科恩资本那十七只基金的异常资金流动停止了，东南亚市场的热钱也有序撤离。
“他们退了。”陈敏递过最终数据报告，“累计净流出四十三亿美元，没有再回流的迹象。伦敦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回落到了正常区间。”
“不是退，是暂时收缩。”何耀祖揉了揉眉心，“科恩不会这么容易放弃。查一下他们撤退后资金的最终去向。”
“已经追踪了，大部分流回了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信托账户，但有一小部分，约八亿美元，进入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股权基金。”
何耀祖眼神一动：“矿业？”
“对，主要是锂、钴、镍这些新能源电池的关键原材料。”陈敏调出地图，“集中在刚果（金）、澳大利亚西部和智利的矿权。”
“他们在为下一局布局。”何耀祖站起身，走到世界地图前，“5G、电动车、储能...这些都离不开这些金属。科恩是想提前卡住上游资源，等我们产业链扩张到一定程度，再抬价收割。”
“要反制吗？”
“不用急。”何耀祖摇头，“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在5G上，资源端可以缓一缓。不过通知研究院的资源战略组，做一份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重点标注科恩资本介入的矿区。”
“好的。”
“行了，让下面的人缓一缓吧，准备过年了。”
“好，我会安排人值班的，毕竟西大那边不过年。”
“你看着安排，主要负责人的手机预警机制要保证不会出故障。”
“是。”
“另外，”何耀祖转身，“这次香江防守战，我们的人表现不错。申请一笔特别奖金，按贡献分发。”
陈敏点头记下，接着道：“何总，还有个事。中金那边传来消息，央行跨境资金监测系统升级完成了，以后这类热钱流动的预警时间能提前至少十二小时。”
“好事。但我们不能总指望别人。黄河自己的金融风险模型也要升级，把这次科恩的操作手法全部录入，做模拟推演。下次，我们要能提前预判，而不只是被动防守。”
“明白。”陈敏出去了。
现在过年何雨柱和小满都不围着厨房忙活了，忙活不动了，都是找人弄年夜饭，买东西也是侄子孙子辈去。
小辈们忙活，小满也没闲着，她书房的办公桌上堆着十几份简历和申请信，都是西部助学班往届毕业的大学生寄来的。
这些是主动申请去三江源项目工作的。
有学教育的，有学环保的，还有两个学医的。
小满拿起最上面一份。
女孩叫周晓梅，二十三岁，云南某师范学院毕业，现在是家乡一所乡镇小学的语文老师。简历附了一封信，字迹工整：
“乔主席，我是2010年‘黄河女子助学班’的第一批学生。没有基金会的帮助，我初中毕业就得回家种地或者嫁人。现在我当了老师，教着和当年我一样的女孩。听说基金会在三江源建学校，我想报名。我吃得了苦，也会说一些藏语（在大学选修的）。我不求编制，也不求高工资，就想把我在助学班得到的，传给更需要的人。”
小满放下信，问秘书：“核实过了吗？”
下面有做背调的人写了：“信息已核实。周晓梅毕业后回乡任教三年，教学评价优秀。她所在的学校校长说，这女孩踏实，就是有点‘轴’，认准的事一定要做成。”
小满在简历上做了个标记。
“告诉她，去三江源不是支教，是长期工作。合同五年，前半年试用期，工资按当地标准，包食宿但不保证条件。五年后考核合格，可以转黄河体系内的教育岗位，或者推荐深造。”
诸如此类的还有几个，剩下不合适的，小满直接都叉掉了。
三天后，周晓梅的电话打到基金会。
女孩声音有些紧张，但很坚定：“我愿意。五年不够的话，十年也行。我就是从山里出来的，知道那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不怕苦？”负责这方面事情的在电话里问。
“苦不过小时候冬天走二十里山路上学，脚冻得没知觉。不过，我只有一个请求。”
“你说。”
“如果我去了，能不能让基金会在当地多招几个像我这样的女老师？女孩当老师...能改变更多女孩。”
负责人沉默了一下，才回道：“这个请求，我记下了，但是条件太艰苦，什么样的人愿意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谢谢！”
第一批主动申请去三江源的人，最终定了七个：三个老师，两个环保专业毕业生，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小伙子。
这些人过来面试，小满见了他们一面。
会议室里，七个人坐得笔直，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
“条件你们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小满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
“我只说两点：第一，安全第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及时上报，别硬撑。第二，记住你们为什么去，不是去体验生活，也不是去刷简历，是去扎根。扎下去了，才能长出东西。”
学土木的小伙子叫张建国，举手问：“乔主席，如果我们在当地做的项目，和地方政府规划有冲突，怎么办？”
“协调。”小满说得直接，“我们是去帮忙的，不是去当救世主的。尊重当地政府，尊重当地习俗，我们的方案可以提，可以商量，但不能强行推行。实在协调不了，上报基金会，我们想办法。”
散会后，小满让秘书给每人准备了一个医药包、一本高原生存手册，还有一份特别保险，受益人写的是父母。
周晓梅拿到保险单时，眼眶有点红。
“别多想。”小满拍拍她的肩，“就是走个流程。平安去了，平安回来，这单子用不上。”
“嗯。”周晓梅用力点头。
年前，科罗拉多下了暴雪。
绿洲镇工地上停工了。
暴雪第七天，绿洲镇工地的发电机在凌晨四点终于彻底停了。
李文裹着厚重的防寒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过没膝的积雪，朝设备棚走去。
手电筒的光柱在雪幕中只能照出五六米远，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弱，最后变成几声咳嗽般的喘息，彻底沉寂。
“柴油冻住了。”设备队长老赵从发动机舱探出头，脸上沾着油污，“零下三十度，咱们储备的柴油标号不够，输油管全堵了。”
“备用发电机呢？”李文哈出一口白气。
“三台全一样。这雪再下两天，连生活区的供暖都得停。”
工棚那边已经骚动起来。断电意味着暖气停供，水管冻结，食堂无法开火。五十多个“特殊劳工”挤在八人间里，靠体温相互取暖，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王教授被冻醒了，蜷在单薄的被子里发抖。工棚的铁皮墙在狂风中嗡嗡作响，缝隙里灌进来的雪粒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老陈在上铺咳嗽，声音像是破风箱。
“会冻死人的...”有人在小声啜泣。
赵讲师爬起来，摸黑找到自己的背包，从最底层翻出半包饼干，那是他上次“外出通行证”时省下来的。他掰成几块分给同屋的人。
“省着点吃，不知道雪什么时候停。”
早上七点，天还没亮透。麦克带着两个保安踢开工棚的门，风雪灌进来。
“所有人，到食堂集合！”
食堂里也没比工棚暖和多少。
灶台冷冰冰的，大锅里是昨晚剩下的糊状燕麦粥，已经冻成了冰碴子。
“发电机组故障，正在抢修。”麦克站在前面，声音在空旷的食堂里回荡，“今天的工作任务变更：清理主路积雪，保障物资运输通道。每组负责五百米，中午前必须完成。”
有人忍不住喊：“这种天气出去干活？会冻死的！”
麦克看过去，是那个曾经晕倒过的李女士。她脸色惨白，嘴唇发紫。
“不干活，就没饭吃。”麦克指了指灶台，“柴油只够烧热水，午饭是压缩饼干和热水二选一。自己选。”
王教授麻木地跟着队伍领工具，铁锹、雪铲、粗麻绳。
防寒服是统一发的廉价货，根本不防风。手套昨天就磨破了，手指露在外面，碰一下铁锹柄就粘掉一层皮。
雪还在下，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王教授机械地铲雪，每挥一下锹，肺就像要炸开。老陈在他旁边，动作越来越慢。
“教授...”老陈喘着气，“我不行了...”
话没说完，老陈腿一软，倒在雪地里。
“老陈！”王教授扔下铁锹去扶。
监工骑着雪地摩托过来，车灯刺眼：“干什么？装死？”
“他真不行了！得送医院！”王教授喊道。
监工跳下车，踢了踢老陈。老陈没反应，脸色发青。
“拖到路边，别挡道。”监工对另一个保安说，“等会儿雪橇车过来拉回工棚。”
“他需要医生！”
“医生？”监工笑了，“这地方最近的诊所在七十英里外，路封了，直升机都进不来。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他耸耸肩，“合同第十七条，自然灾害导致的伤亡，雇主免责。”
王教授浑身冰冷，比风雪更冷。
中午，压缩饼干硬得像石头，得含在嘴里用体温慢慢化开才能下咽。热水限量供应，每人半杯。
王教授把自己那半杯让给了赵讲师，年轻人昨天把饼干分给了他。
下午，雪势稍小。对讲机里传来消息，主发电机组修好了，但只能维持生活区最低限度的供暖。工棚的温度勉强回升到零度以上。
老陈被拖回工棚，裹了两层被子，还是抖得像筛糠。同屋的人轮流把热水袋让给他，那其实是塑料瓶灌的热水。
夜里，老陈开始说胡话，喊儿子的名字，喊家乡的街道。
王教授守着他，握着他冰凉的手。这个曾经在论坛上高谈阔论“西方医疗保障体系优越性”的退休干部，此刻在一个连退烧药都没有的工棚里，等着一个生命的消逝。
凌晨三点，老陈没动静了。
王教授探了探他的鼻息，手僵在半空。
工棚里很安静，只有风雪声和压抑的呼吸声。没人说话。大家似乎早就预见了这个结局，在这种地方，在这种处境下，死亡是迟早的事。
天亮时，保安进来，用裹尸袋把老陈装走，像处理一件破损的工具。
“积分制暂停三天。”麦克宣布，“雪停后，正常上工。”
没人抗议，甚至没人抬头。
暴雪封山的第十天，绿洲镇核心区也到了极限。
社区医院的储备药品告急，两个新生儿因低温出现呼吸困难，不得不动用应急氧气瓶。超市货架空了一半，运输车队困在半路。
李文站在指挥中心的卫星图前，看着那片覆盖了整个落基山东麓的白色。
“李总，州应急管理署发来通知，建议我们‘考虑暂时撤离非必要人员’。”助理递过文件。
“撤离？”李文没接，“往哪撤？路全封了，直升机起降风险太大。告诉州里，我们能处理。”
“可是劳工那边...已经死了一个。如果再有...”
“那就再有。”李文转头，眼神平静，“合同签了，风险告知了。在科罗拉多，每年冬天山区死的人少吗？”
助理噤声。
李文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绿洲镇不能撤，一撤，就前功尽弃。那些劳工...本就是消耗品。
但他想起何雨柱说过的话：用人，也要用得值。
“通知食堂，”李文说，“从今天起，劳工伙食标准提高一级，每天保证一顿热食。医疗组每天去工棚巡查一次，重病的单独隔离，用我们的储备药。”
“那成本...”
“照做。”
命令下达后，工棚的气氛微妙地变了。
中午的燕麦粥里多了肉末，晚上甚至有一小碗炖菜。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背着药箱进来，给咳嗽的人发药片，给冻伤的人涂药膏。
王教授领到药时，手在抖。
“按时吃，多喝水。”医生很年轻，华人面孔，说话带点口音。
“你是...中国人？”王教授忍不住问。
医生看了他一眼，没回答，继续去检查下一个人。
但那天晚上，王教授在枕头下发现了一小袋巧克力，还有一张纸条，用中文写着：“撑住。”
没有落款。
王教授把巧克力分给同屋的人，自己留了一小块，含在嘴里，甜得发苦。
他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那些文章，批判国内“缺乏人性关怀”，赞美西方“尊重个体价值”。现在，在这个被暴雪围困的北美山区工棚里，给他药和巧克力的，是一个不愿承认身份的同胞；而把他当耗材用的，是他曾经向往的“自由世界”的公司。
多么讽刺。
暴雪第十二天，终于停了。
太阳出来的那一刻，整个绿洲镇像重生一样。铲雪车轰鸣着开路，运输车队碾着泥泞的雪水驶入，带来物资和邮件。
王教授收到一封信，来自国内，是他女儿写的。
信很短，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注意身体，早点回来。
信纸被揉皱又抚平，王教授看了很多遍。
下午，积分制恢复。
王教授的积分因为“暴雪期间协助照顾病患”加了十分，排名升到第五。
麦克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新的“外出通行证”。
“明天去镇上，采购组需要人手。”麦克说，“这次好好表现，别惹事。”
王教授接过通行证，没说话。
第二天，镇上超市。
王教授推着购物车，仔细比对清单和价格。同行的还有三个劳工，都在埋头干活。
结账时，那个胖胖的白人大妈收银员忽然用中文说：“你还好吗？”
王教授一愣。
大妈压低声音：“我女儿在丹佛大学学中文，她教过我几句。”她看了看不远处的保安，“上次...对不起。”
王教授摇摇头，付钱，装袋。
走出超市时，他看见街角便利店门口贴着“招聘”的告示，时薪十二美元。一个流浪汉蜷在隔壁巷口，面前放着纸牌：“饥饿，求帮助。”
风很大，纸牌被吹走了，没人去捡。
回程的车上，王教授一直看着窗外。
他忽然想起老陈最后说的话，不是关于自由或民主，是关于儿子高考报志愿该选什么专业。
原来人到最后一刻，想的不是宏大叙事，是那些最具体、最琐碎的人间牵挂。
那天晚上，王教授在工棚的角落，用捡来的铅笔头和废纸，开始写东西。
不是批判文章，不是学术论文。
是一封给女儿的信，告诉她爸爸一切都好，工作虽然辛苦，但同事很照顾，老板也讲道理。
等合同期满，就回家。
写完后，他把信折好，塞进枕头里。
他知道这封信可能永远寄不出去。
但他需要写，需要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我还记得我是谁。
雪化后，绿洲镇的扩建工程重新启动。
新一批“特殊劳工”到了，三十多人，面孔陌生，眼神里还带着初来时的兴奋或惶恐。
王教授看着他们，像看见一个月前的自己。
赵讲师凑过来，小声说：“教授，我打听到了。积分排名前三的，下个月有可能调到核心区去做文职工作。”
“你想去？”
“当然想！那边有暖气，有网络，听说还能申请用电脑...”赵讲师眼睛发亮，“教授，你积分高，肯定能去。去了之后，能不能...帮我也说说话？”
王教授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讲师，现在满脑子只想着换一个好一点的牢房。
“我尽力。”他说。
但他心里知道，去了核心区，也不过是换一个更精致的笼子。
真正的出路不在这里。
深夜，王教授摸出那支铅笔头，在废纸背面又写了一行字：
“活着回去，把这里的一切告诉该告诉的人。”
他要把这里的故事带回去，告诉那些还在幻想“自由天堂”的人，告诉他们真实的代价。
又过了几天，绿洲镇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带头跑了。
李文站在指挥中心的监控屏幕前，看着分格画面里那些劳工麻木的脸。
“跑了几个？”
助理调出记录：“暴雪期间一共逃了七个，都是第二批来的。领头的叫刘振，四十五岁，以前是国内某户外论坛的版主，自称有荒野求生经验。”
“找到没有？”
“找到了三个。”助理顿了顿，“在镇外四十英里的废弃牧场。冻死了。”
“另外四个？”
“没踪迹。可能进了更深的山，也可能...”助理没说完。
李文知道后面的话，也可能遇到了比冻死更糟糕的事。
这片山区藏着的东西，他比谁都清楚。
“通知下去，逃跑的事不许议论。”李文转身，“另外，给剩下的人加餐一周，每天多半小时休息。告诉他们，好好干活，合约期满有奖金。”
“李总，这会不会太...”
“太仁慈？”李文笑了，“雪季还没完，路也没全通。现在给他们一点甜头，比用鞭子管用。”
助理点头去办。
李文走到窗前。
远处的山峦还戴着雪帽，但阳光已经有些温度。绿洲镇的扩建不能停，HH能源在科罗拉多的布局才刚刚开始。那些劳工...不过是这盘棋里最不值钱的棋子。
但他想起何雨柱说过的话：棋子用好了，也能将军。
工棚里，王教授正在缝补磨破的手套。
赵讲师凑过来，压低声音：“教授，听说了吗？跑的那几个...死了三个。”
王教授手一抖，针扎进手指。
血珠冒出来，他放进嘴里吮了吮。
“怎么死的？”
“冻死的。”赵讲师声音发颤，“找到的时候，人已经硬了。保安说，他们想翻山去隔壁县，结果迷了路，夜里温度降到零下四十...”
王教授沉默。
他想起了刘振。那个在工棚里高谈阔论的男人，总说北美法律保护每个人，说只要有勇气就能追求自由。暴雪前一天晚上，刘振还拉着几个人密谋，说他有地图，知道一条小路。
“跟着我，三天就能到丹佛。到了那儿，我们就能联系大使馆，就能揭露这里的黑幕！”
当时有人问：“要是被抓回来呢？”
刘振冷笑：“北美不是中国，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刘振的尸体应该已经运到县殡仪馆了，如果保安愿意花这个钱的话。
“还有四个没找到。”赵讲师继续说，“保安队昨天出去搜了一圈，没结果。麦克说，估计是喂狼了。”
王教授放下手套，看着工棚窗外。
阳光很好，照雪上，刺得眼睛疼。
自由是有代价的，他现在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只是这代价，比他在国内时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三天后，科罗拉多。
王教授被叫到麦克的办公室时，心里七上八下。
是不是又要扣分？还是发现了他在写东西？
但麦克的表情比平时温和。
“王，你最近的积分排第二。”麦克递过一张表格，“按新规定，积分前三的，可以申请家属探亲。你有家人吗？”
王教授愣住了。
家属？探亲？
“我...我女儿在国内。”他声音发干。
“可以申请。”麦克说，“我们提供往返机票，安排住在镇上的家属区，一周时间。当然，需要你签一份补充协议，保证家属遵守这里的规矩。”
王教授手在抖。
他想见女儿，想得发疯。
但让女儿来这种地方？
看到他在挖矿、住工棚、被保安呼来喝去？
“不，不不，我不需要，不需要。”
“麦克收起表格，“名额有限哦！你不申请，别人就申请了。”
“不，我不用。”王教授坚定道，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来了，还想走，怕是难咯。
回到工棚，有的人还在兴奋道额讨论这个事，尤其是那些靠自己来不了的。
甚至还有人羡慕王教授的分够了，王教授宁愿那些分换一些吃的穿的用的。
等最后确定的名单提交上来，李文在名单上签字，还吩咐了一句：“告诉麦克，招待好我们的客人！”
助理看李文的眼神变了变，这位老大有点狠啊。
李文不在乎，绿洲镇看起来像个正常发展的北美小镇。
只有他知道，这片土地觊觎的人很多，围墙外面到处是吃人的‘野兽’。
还有就是殖人不值得同情，他们的脑子都坏掉了。
腊月二十九，四九城飘起了细雪。
九十五号院里灯火通明，第三代、第四代的孩子们从各地赶回来，院子里停满了车。
最小的何世年才十四岁，挨个叫“哥哥”、“姐姐”，被何世宁揉乱了头发。
晚饭是请饭店师傅来做的，摆了四桌。
何雨柱坐在主桌，看着满堂的子孙，没多说什么，只是让大家吃好。
饭后，小满让保姆收拾碗筷，自己走到何雨柱身边，低声说：“人都齐了，按你说的，十六岁以上的都留下来了。”
何雨柱点点头。
十六岁以上的孩子有八个：何世宁（1991年生，25岁）、何世安（1991年生，25岁）、何耀俊（1990年生，26岁）、何耀晟（1990年生，26岁）、何耀辉（1992年生，24岁）、何耀辰（1992年生，24岁）、顾念禾（1995年生，21岁）、顾远帆（1998年生，18岁）。
加上何耀祖、何耀宗两兄弟，还有何雨鑫、何雨垚、何雨焱三家人里成年了的孩子，书房里坐了十五个人。
何雨柱没坐在书桌后，而是拉了把椅子坐在众人面前，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牛皮纸文件夹。
“今天叫你们来，是给你们看一些东西。看完了，有什么想法，写下来给我。”
文件夹打开，里面没有照片，只有几份打印的报告，还有几张手绘的地图。
何世宁坐在最前面，看见第一页标题：《科罗拉多绿洲镇社区结构与劳动力构成分析（非公开版）》。
何雨柱看向他，“你说说，北美那边的普通人，过得怎么样？”
何世宁想了想：“我了解的不多，也就是纽约和硅谷这样的地方，在国内接触的都是那边科技公司的人。他们收入高，但压力也大，房贷、车贷、学生贷款。故事么到时听到过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边的底层要打三份工才能养家。”
“那更下面的呢？”何雨柱问，“那些没有合法身份，或者做最低时薪工作的人？”
何世宁摇头：“那些我了解不到，除非我亲自去看一眼。”
何雨柱把报告递给他：“看看这个。”
报告是英文的，数据很冷：科罗拉多州最低时薪7.25美元，但实际许多临时工只能拿到5-6美元；无医保人口比例12%；山区偏远城镇失业率常年高于州平均水平...
“这是公开数据，”何雨柱说，“下面这份，不是。”
第二份报告很薄，只有三页。标题是《绿洲镇外来劳工生存状况抽样调查（内部参考）》，里面没有具体人名，只有代号和简短的描述：
“劳工A，男，52岁，前大学教师。日工作时间10-12小时，周休一天。月实发工资约400美元（扣除‘管理费’‘住宿费’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无医疗保障。”
“劳工B，女，48岁，前媒体编辑。暴雪期间因低温症昏迷，工棚内简单处置后继续上工。”
“劳工C，男，45岁，逃亡途中冻毙。遗体由当地殡仪馆按‘无名氏’流程处理。”
书房里很安静。
何耀俊抬起头：“爷爷，这些人是？”
“自愿去的。”何雨柱说，“签了合同，合法入境，然后被送到山区。合同条款很‘规范’，工时、工资、免责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唯一没写的是，那里没有退路。”
顾念禾轻声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去？”
“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北美是天堂。”何雨柱笑了笑，那笑容里没什么温度，“自由、民主、机会平等。他们信了，用尽办法出来，然后发现天堂的门票很贵，贵到要拿命换。”
他翻开第三份材料，不是报告，是几份从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打印下来的帖子截图。
标题都很醒目：《我在北美的第一个月：这里才是文明社会》《告别窒息的环境，拥抱自由的空气》《为什么我用脚投票》。
发帖人的ID打了码，但内容能看出来，就是报告里那些“劳工”。
“这是他们刚到北美时发的，”何雨柱说，“充满希望。下面这些，是三个月后的。”
又一组截图。这次不是在公开论坛，而是在某个需要翻墙才能访问的小众社区，帖子标题：《求救》《我被骗了》《这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但回复很少，偶尔有几个，也是嘲讽：“早就告诉你北美不是天堂，不信？”“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这些帖子存在时间很短，很快就被删了。”何雨柱合上文件夹，“因为发帖的人，后来连上网的机会都没有了。”
何世安一直没说话，这时开口：“爷爷，给我们看这些，是想告诉我们北美很糟糕？”
“不是。”何雨柱摇头。
“北美有很好的地方，顶尖的大学、先进的科技、丰富的资源。但也有这些。”他拍了拍文件夹。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有人活在光里，就有人活在影子里。而很多时候，那些拼命想挤进光里的人，最后掉进了最深的影子。”
他看向自家这些朝气蓬勃年轻的面孔：“你们生在何家，长在黄河系。从小到大，见的都是最好的学校、最先进的实验室、最成功的商业案例。但这不是世界的全部。”
何耀晟犹豫了一下：“那我们该怎么做？”
“现在不需要你们做什么。只需要你们知道，知道你们享有的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的；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光鲜；知道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做出影响很多人的决定，该去看看那些人到底活成什么样。”
书房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何雨柱说：“今天就到这儿。愿意写点感想的，写好了给我。不愿意写的，回去好好想想。过年了，该吃吃，该玩玩，别苦着脸。”
孩子们陆续起身离开。
何世宁走在最后，快到门口时，回头问：“爷爷，绿洲镇那些劳工后来怎么样了？”
何雨柱正在收拾文件夹，闻言抬头：“有人认命了，有人还在熬，有人没了。怎么，你想做点什么？”
何世宁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现在做不了什么。”何雨柱语气缓和下来，“但记住他们。等有一天，你有能力做点什么的时候，再回头来看今天。”
“我记住了。”
人走后，小满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杯热茶。
“哥他们看这些是不是太早了，孩子们还小。”
“不小了。”何雨柱接过茶。
“我在世宁、世安他们这个岁数时，已经从半岛回来去北面了。”
小满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手里的文件夹：“那些材料...”
“都是真的，但我也只给他们看了一部分。更残酷的，暂时没必要。”
“你就不怕他们被吓到？”
“吓到才好。”何雨柱喝了口茶，“吓到了，才知道敬畏。才知道我们何家有现在是多么不容易。”
窗外，雪还在下。
院子里，何世宁没有回房间，而是站在廊下，看着飘雪。
何世安道：“我最近在实验室测试5G基站的极端环境性能。零下四十度，高温六十度，潮湿，沙尘我们模拟了所有恶劣条件。但今天看了那些，觉得实验室里的‘极端’，还是太温和了。”
何世宁点头：“技术是中立的，看人怎么用。我以前觉得这话有道理，现在觉得技术可能是中立的，但用技术的人，不是。”
书房里，小满看着何雨柱：“你让他们写观后感，真会看？”
“看。”何雨柱说，“不光看，还要留档。等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们再回头看自己今天写的东西，会明白的。”
“你呀，总是想得远。”
“不想远不行。”何雨柱望向窗外，雪夜里，院子的灯笼映着暖光，“这些孩子，以后要接黄河的班。接班之前，得先接住这个世界的重量。”
腊月三十，年夜饭。
气氛比前一天轻松得多。
孩子们聚在一起说笑，大人们喝酒聊天。
何雨柱坐在主位，听何耀宗说5G谈判的进展，听何耀祖说香江金融市场的动向，偶尔点点头。
仿佛前一晚的书房谈话，只是一场普通的家庭交流。
但变化还是有的。
吃饭时，顾念禾主动问起三江源项目的情况，何世安则跟何耀宗讨论起5G在偏远地区的覆盖成本。
何耀俊没谈快影的流量，而是问了句：“爷爷，基金会那边需不需要技术支援？我们有些图像识别算法，也许能用在生态监测上。”
何雨柱只是说：“需要的时候，会找你们。”
守岁到午夜，鞭炮声响起。
何雨柱和小满站在院门口，看着孩子们放烟花。何世年胆子大，拿着根烟花棒跑来跑去，火花在雪夜里划出明亮的轨迹。
“又一年。”小满轻声说。
“嗯。”何雨柱握住她的手，“孩子们又大了些。”
“你说，他们真能明白吗？”
“慢慢来。”何雨柱看着烟花，“种子种下去了，总有一天会发芽。”
正月初八，孩子们陆续要回去了。
何世宁走前，把一份手写的观后感交给何雨柱。
纸只有两页，字迹端正：“爷爷，我工作一年了。见过很多聪明人，很多好技术，也听过很多关于‘自由’、‘梦想’的故事。但直到看了那些材料，我才真正明白，故事的另一面是什么。”
“您问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选择，也看到了代价。那些劳工选择了他们相信的路，然后付出了他们没想到的代价。这让我想起您常说的一句话：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现在还做不了什么，但我会记住。等有一天，如果我有机会影响一些事，我会记得低头看看路。”
何雨柱看完，把信纸折好，放进书桌抽屉里。
那里已经有了七八份，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写得激动，有的写得沉重。
他锁上抽屉，脸上带着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