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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梅愿意作证，不等于其他工人也愿意。
当天下午，合作社来了六名工人。有人腹痛，有人头晕，也有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被通知来抽血。
队伍排到观察室门外，议论声始终没停。
“查出病来，厂里会不会不要我们？”
“没病最好，查什么查？抽一管血，人都抽虚了。”
“何玉梅儿子都中了，你不怕把东西带回家？”
“我又没往家带。”
说这话的是个姓周的老排字工。他在合作社干了十二年，左眼看小字已经有些模糊，最怕停工后再也找不到地方要他。
旁边年轻工人忍不住顶他：“你没带回家，不代表别人没带。熔铅的时候，你不也咳得整宿睡不着？”
“抽烟的人谁不咳？”
“你连烟都不会抽！”
老周恼羞成怒，抬手便要推人，走到半截又捂住肚子蹲了下去。叶琴赶紧扶他坐下。刚才还和他争的年轻工人立刻跑去倒水，嘴里却仍不服软。
“都疼成这样了，还怕人知道。”
老周缓过气，闷声说道：“你二十三，厂子没了还能扛包。我五十一，眼睛又不好，谁要我？”
年轻人把水杯塞进他手里，没再顶嘴。
老周接过水，声音也软了：“我不是不信玉梅。我就是怕查来查去，病没治好，活先没了。”
走廊里的议论声小了些，却没有谁因此改变主意。
有人害怕，有人嫌麻烦，还有人认为何玉梅把事情闹大，害得大家丢了计件钱。马春燕听见后想出去吵，被何玉梅拦住。
“让他们说。工钱真没了，谁心里都难受。”
“那也不是咱们让人中毒的。”
“等他们家里也要花钱，就知道怕了。”
何玉梅嘴上硬，手却一直抓着被角。她比谁都希望合作社别关，只是儿子的检查单已经摆在床头，她没法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劳动卫生研究所的人逐个登记。问到是否参与熔铅、是否在车间吃饭时，工人还能回答；问起铅字有没有带回家，六个人里有四个说没有。
陆长青对照何玉梅提供的名单，发现其中一名叫刘桂芬的女工，明明带过两箱铅字，登记时却一口否认。
他没有当众拆穿，只在表格旁边做了记号。
这时，走廊里来了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
孙茂林陪在旁边，态度和昨天完全不同，连说话都矮了半截。
“秦主任，这是文化服务部的胡科长。学校练习册的订单由他们联系，他来了解情况。”
胡科长进门先看病历，又问是谁判断工人可能铅中毒。
秦柏年道：“医院根据症状和检查提出怀疑，劳动卫生研究所负责职业调查。”
“具体是谁先问出铅字带回家的？”
“这和病情有关吗？”
“当然有关。”胡科长笑了笑，“我们要确认消息来源可靠，不能有人听说病人碰铅字，就随便往职业病上靠。”
胡科长说着，拿出一份学校催货函。信上写得很急，春季补充练习册若不能按时送到，几个区的学生都会缺书。
“医院治病，我们理解。但一句全面停工，耽误的不只是合作社，还有几千个学生。”
赵文博看了一眼催货函：“医院没有要求印刷机全面停工。暂停的是熔铅和接触源不明的工序。”
“车间缺一环，后面怎么转？”
“那是生产怎么调整的问题，不能让病人继续接触来填。”
胡科长没有接他的话，只把矛头转向最容易被质疑的陆长青。
孙茂林伸手指向陆长青：“就是他。”
胡科长上下打量一眼：“听说你还是临时工？”
“是。”
“有医师资格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询问工人、进厂调查？”
走廊瞬间安静。等候抽血的工人全往这边看。
陆长青答道：“病人在观察室期间，我按当班医生安排记录症状和接触史。昨天孩子失踪，我经秦主任同意，陪家属去找人。厂里的检查由劳动卫生研究所负责，我没有下过诊断，也没有以医生身份签过字。”
“说得很完整。”胡科长推了推眼镜，“可工人现在都说，是你告诉她们铅字有毒，吓得没人敢上工。”
赵文博从人群后走出来，把何玉梅的病历放在桌上。
“疑似职业性铅中毒是我签的。会诊和检验申请也有我的名字。陆长青先发现职业接触，向我汇报，程序没有问题。”
胡科长看向他：“赵医生，你愿意替一个临时工承担责任？”
“我只为自己签过的医嘱负责。他没让我替他担什么。”
赵文博说得不客气，掌心却出了汗。他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争论。文化服务部管着合作社的订单，真要投诉到医院，自己也要写说明。
可病历上的时间、症状和会诊意见全在，不能因为对方问得凶，便把事实改了。
秦柏年把病历拿回来：“胡科长，要了解医疗过程，我可以让医务科正式回复。这里是病房，不是审临时工的地方。”
胡科长没有发火，反而笑着点头：“秦主任误会了。我们只是怕一个小问题被传成大事故。”
“两个工人和一个孩子的结果都异常，不算小问题。”
“那也要分清是厂内接触，还是个人私自把铅字带回家造成的。”
他终于把真正来意说了出来。
文化服务部愿意出钱改造熔铅间，却不愿承担家庭接触。只要把铅字带回家定成工人个人行为，事情便能留在合作社内部。
刘桂芬站在人群里，脸色越来越白。
胡科长离开后，她趁人不注意往楼梯口走。陆长青没有拦，只让叶琴通知调查员，说登记表少了一个人。
调查员追到医院门外，把她请了回来。
刘桂芬一进病房便哭了。
“我不是想撒谎。孙主任说，只要大家都说没往家带，厂里就不停工，月底照发钱。”
“你家里还有铅字吗？”调查员问。
“有一箱，我藏在床底下。”
“家里有孩子没有？”
“两个。大的九岁，小的才三岁。”
她说，孙茂林早上挨家找过带铅字的工人。不是威胁，只把合作社欠纸厂的钱、这个月的工资和可能的罚款全算了一遍。
“他说厂子倒了，他最多回家种地。我们这些人没户口、没门路，谁家先断粮自己想。”
工人们听完，谁也没再骂她。
傍晚，调查员准备去刘桂芬家取样时，老邹终于找到了医院。
老人赶着小马车，站在门口不肯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运输单。
“铅字是我送的。”
“可我不只送过三家。”
他抬头看了眼跟出来的众人。
“这两个月，孙主任让我送过十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