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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很干，噎得陈仁喉咙疼，但他不敢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可能就要说话。
他心虚得像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手在发抖，筷子夹不住花生米，花生米滚到桌上，掉在地上，他不敢弯腰去捡起来。
陈仁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他因为肺不好，已经戒烟三年了，一整盒烟都抽完了又拿出来一盒，打火机里的油都快抽干了。
父亲又点了一根，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但他还是继续吸，一根接一根。
一盘花生米吃完了，拍黄瓜剩了半盘，米饭凉了，他还在抽烟。
烟灰落了一桌子，他没有弹，就那么让它自己掉，他看着陈仁，不说话只是看着。
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他自以为很了解自己的儿子，但他发现其实自己不了解。
陈仁不敢劝父亲不要再抽了，他不敢说那句话。
因为如果是以前的陈仁，如果是那个品学兼优、从来不让他们操心的陈仁，他会说：爸，你肺不好，别抽了。
但现在他不敢，他没有资格说话。
良久，陈仁的父亲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孩子，如果要还这个债，我们得卖房子了。”
“……”陈仁没有说话。
他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夹着一粒花生米，花生米在筷子尖上晃了晃，掉回了盘子里。
陈仁的父亲叹了口气。
他掐灭了手里的烟，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像是怕它没灭干净。
“你等着吧。”
陈仁松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一根绷了太久的弦忽然松开了，他端着饭碗的手不抖了，喉咙里的饭也不噎了。
他想：也对，自己是家里的独子，父母怎么可能不帮他？从小到大，哪一次不是这样？
他闯了祸，他们来收拾；他欠了债，他们来还。
这一次，当然也一样。
他等着。
一个月时间，手机被打爆了，催债的电话从每天几个变成每天几十个，从每天几十个变成每天上百个。
他不敢接，不敢挂，不敢关机，只能看着屏幕上那些红色的未接来电数字不断增加，从100到200到500。
但他心里是稳的，因为他知道，钱会来的，父母把房子卖了，钱就来了。
父母的电话打不通了。
他打了好几次，都是关机；发微信不回，他以为是他们在忙卖房子的事，没时间接。
于是他请了假，回了家。
钥匙插不进锁孔，他低头看了一眼，锁是新的，钥匙不对。
他按了门铃，门开了，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年女人，穿着睡衣，头发卷着发卷，手里还拿着一把瓜子。
“你找谁？”
“我住这儿。”
中年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把瓜子壳吐在地上，语气不耐烦地说：“这房子我买了，上个月就过户了，你是前房主家的？东西都搬走了，没什么剩下的了。”
“……”陈仁站在门口，门在他面前关上了，他听见门后面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在和什么人说话，语气里带着一种“又来了一个”的厌烦。
他站在楼道里，站了很久，声控都灭了很久，他站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串没用的钥匙，金属的冰凉从掌心传进来，顺着血管往心脏的方向爬。
他去了父亲的单位。
门卫认识他，没有拦他，但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他找到父亲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桌上摆着他父亲的那盆文竹，叶子黄了，像是很久没人浇水了。
陈仁问他，你找谁？
“我找陈卫东，我父亲。”
年轻人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说：“陈卫东上个月辞职了，流程都没走完他就着急走了，你是他儿子？他没告诉你吗？”
陈仁的脑子‘嗡——’了一下。
父亲有多看重这份体面工作，他是知道的。
母亲说当年为了考这个单位，父亲复习了整整一年，每天下了班就坐在书房里看书，做真题，背时政，考上的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两瓶酒哭了，说这辈子值了。
现在，父亲辞职了。
陈仁脸色苍白，明白了什么。
他疯狂地跑到了母亲的公司，前台的小姑娘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愣了一下，表情从惊讶变成了为难。
她没有让他进去，只是站在前台后面，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帽拔了又盖上，盖了又拔掉。
“你母亲上个月就辞职了。她没告诉你吗？”
陈仁站在大厅里，空调的冷风从头顶吹下来，吹得他后脑勺发凉。
他看着前台小姑娘那张年轻的脸，看着那张脸上写满了同情和尴尬的表情，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脱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的人。
他意识到，他被抛弃了。
他们居然不要他了，不再替他兜着了。
父母卖了房子，辞了工作，消失在他的生活里，像两根被他抽走的支柱。
他想不通。
他是家里的独子，他们是他的父母，他们怎么可以抛弃他？
怎么可以？从小到大，他们不是什么事都替他解决的吗？
他不是犯了什么错都会被原谅的吗？怎么这次就不一样了？
没有父母的帮助，陈仁连学费和学杂费都交不起了。
学校的催缴通知发了三次，辅导员找他谈了两次话，每一次他都说家里出了点事，过几天就交。
过几天再过几天，其实再过几天也没用，他办理了休学。
休学不是退学，他还会回来的！
他在申请表上签字的时候，手指握笔的姿势很用力，像是在签一份很重要的合同。
他心里还存着一点希望，等找到父母，等事情解决了，他还能回来。
他还能恢复学籍，还能拿到毕业证，还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能回到以前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