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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萧红这个名字，不是她的父母给的，她甚至不配拥有一个名字。
她是家里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前头两个都是姐姐，一个叫王大妞，一个叫王二妞。
她出生的时候，接生婆把她从血水里捞出来，拍了拍屁股，她哇地一声哭了。
接生婆笑着说：“是个女娃，嗓门大，将来能干活。”
她的父亲蹲在堂屋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听见“女娃”两个字，烟也不抽了，把烟头往地上一摁，站起来，一脚踹翻了脚边的搪瓷盆。
盆里的水洒了一地，混着接生婆洗手留下的淡红色，在泥地上洇开一片。
“你个没用的婆娘，”他的声音从堂屋传到里屋，从里屋传到那张还铺着稻草的产床上，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和更浓的、压都压不住的怨气。
“生了这么些个生不到男娃，前两个额就说让医院直接帮我们销毁掉嘛，他们非让我们带走，几个赔钱货不如扔到尿盆溺死算了。”
他在说“溺死”两个字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重新卷了一根烟，用舌尖舔了舔烟纸的边缘，卷好叼在嘴里，划了一根火柴。
火柴头的硫磺味在堂屋里散开，混着旱烟的辛辣，从门缝里飘进里屋，飘到那个刚出生不到一个时辰的女婴脸上。
她的眼睛还睁不开，但她的小鼻子抽动了一下，打了一个喷嚏。
她的母亲躺在产床上，身下的稻草已经被血水和汗水浸透了，脸色蜡黄，嘴唇干裂，鬓角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
她没有说话，她从来不在这种事情上说话，她只是侧过头，看了一眼躺在身边那个皱巴巴的、红彤彤的、还在哭的小东西，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她不敢看，看多了就舍不得杀了，舍不得又留不住更难受。
接生婆蹲在床边，用一块旧棉布擦着手上的血，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但也没有说话。
她是这个村里唯一的接生婆，接生了几十年，这种话听了无数遍，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
扶贫的干部刚好走进房门。
她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扎着一条低马尾，脸上有风吹日晒留下的红血丝，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左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
她是县里派下来的驻村干部，每个月都要到这个山沟沟里来几次，入户调查，登记信息，发放扶贫物资。
她手里拿着一本登记簿和一支圆珠笔，本来是来核实这户人家的低保资格的，她刚跨过门槛，就听见了那句话。
“快，干脆点，快点扔到尿盆溺死算了。”
她站在堂屋中间，手里的登记簿停在半空，她抬起头，看着蹲在门槛上的那个男人，看着他脸上那种满不在乎的、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的表情。
扶贫干部发了好大的脾气，她的声音从堂屋里炸开的时候，连屋顶的瓦片都好像在跟着震。
“本来就是不允许超生的！你们非要生非要生，躲山里偷偷怀到大月份快要生，生下来还不愿意养，要溺死她！我跟你们讲，生下来就是有人权的！明天就给我去上户口，否则我明天就叫警察把你们全家当杀人犯抓起来全部枪毙！你们全家统统枪毙！”
她嗓门特别大，大到邻居家的狗都开始叫了，大到山那边传来隐隐的回声，躺在里屋产床上的女人艰难地撑起半个身子，透过半掩的门缝往外看了一眼。
那个男人的脸色变了，开始害怕，他怕的自然是枪毙。
他一个大字不识的村汉不懂法，但是杀人犯枪毙的事情确实听说过。
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在鞋底上摁灭了，站起来，两只手在裤腿上搓了搓，脸上的表情从满不在乎变成了讨好，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狗，不敢叫只敢缩着脖子往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