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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有人把它变成了经验，也有人把它变成了吹牛的资本。 ||
我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西边的天际残留着的那抹暗红，正在一点点退去。
孙叔站在亭子里等我。
看见我出来，他笑了笑：“吃饭了，跟我来。”
他领着我走进前院，带我进入了西侧的一个房间。
一张老式八仙桌放在正中。
上面已经摆满了菜：有红烧肉、清蒸鲈鱼、炒时蔬、一盆鸡汤，还有几碟小菜。
菜不算华丽，但那股混着酱油和葱花的香味飘过来——
是家里做饭才有的味道。
先生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温过的黄酒，酒气混着菜香，在灯光下散开。
莫小雅坐在他左边，她已经换了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松散下来，披在肩上。
孙叔招呼我在先生右边坐下后，自己坐在了末席。
孙叔说：“先生说你要正式留下来，特地嘱咐我多做了几个菜。”
我连忙道谢。
先生摆了摆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莫小雅盛了一碗鸡汤，推到我面前：“先喝口汤，山里的晚上凉。”
碗是粗陶的，有点烫手。
我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
鸡汤鲜美，带着一股淡淡的药材味，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都暖了起来。
先生端起酒杯，看了一眼窗外，悠悠开口道：“我第一次炒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秋天。”
他的声音不重，像是自言自语。
我放下筷子，安静地听着。
先生目光没有收回来，仍然落在窗外那片墨蓝的天幕上。
他说道：“一九九四年。我当时做小商品加工。开了几年厂，手里攒了些钱。有两千多万。”
他说“两千多万”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
两千多万，够我在杭州买五套大房子了。
先生收回目光：
“那时候A股刚起步没几年。
知道的人不多，敢玩的人更少。
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做证券，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
说股市要涨，这是千年难遇的机会。
一九九五年夏天，他把我拉去了交易所。”
他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
黄酒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
先生放下杯子，说道：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做了一个决定。
把工厂交给了合伙人管理。
自己拿了两千万，正式进入了股市。”
他看了看我，说：
“我站在交易大厅里，看着电子屏上的数字跳来跳去。
周围全是人。
有的在喊，有的在笑，有的脸色发白。
那种氛围，怎么说呢……像赌场。
但又不像赌场。因为赌场里你知道自己在赌。
但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在投资。”
他讲到这里，微微一笑。
笑容里有一丝自嘲：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当时想，两千万，一年赚个百分之二三十，变成两千四五百万，不算贪吧？
结果只用了一个多月，两千万就变成了四千多万。”
他侧过头，看着我：“你知道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他说：“不是高兴。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
却让我想到了赚钱后踩不住地面时的自己。
先生继续说道：
“我那时候以为，是我看得准，是我有眼光。
其实呢？不过是赶上了一波行情。
水涨船高的时候，每个在水里的人都觉得自己会游泳。”
我脱口问道：“然后呢？”
先生看着我：“然后？然后就是一九九六年。指数一路往下砸，最低跌到了五百一十点。”
他说出这个数字后，停顿了一下：“我的四千万，变成了一千多万。”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和刚才说“两千万变成四千万”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我注意到，他端起酒杯的手。
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我低着头，胸口有点堵。
四千万变成一千万，缩水七成多。
这个数字压在那里，我的呼吸慢了半拍。
他笑了笑，说：“按道理说，我应该害怕，应该撤出来。但你知道人亏钱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答案。
他说：“回本。”
说完，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孙叔默默地又给他斟了一杯。
先生看着杯子里的酒，说道：
“没亏的时候想赚，亏的时候想回本。
亏了一千万心想回本，亏了两千万心想回本。
亏了三千万，反而什么都不想了。
因为已经麻木了。
不是不痛，是痛到不知道怎么反应了。”
莫小雅安静地剥着一只虾，动作很慢。
先生说：
“那段时间，我瘦了近二十斤。
每天脑子里全是数字在转，我算指数要涨回多少才能回本，算我手上那些股票还能扛多久。
整夜整夜睡不着，一个人在阳台抽烟到天亮。
小雅那时候还在上小学，她妈妈怕我出事儿，就给小雅办了住校。
她自己也辞了工作，整天不离我左右，安慰我，照顾我。”
他看向窗外，目光落在遥远的天边：
“那种感觉，就像你亲手建了一座高楼。
然后看着它在自己面前塌了。
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废墟上发呆。”
我听着，想着。
原来那个在茶馆里给我纸条、送笔记本给我的老人——
他走过更黑的夜。
我现在站的地方，他全部经历过。
先生的声音重新恢复了那种沉稳：
“后来行情又起来了。
到一九九七年五月，我不仅回了本，还赚了。
账户上的数字变成了一个多亿。”
一个多亿，两年时间，五倍收益。
但这次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起伏没那么大了。
他问我：“你猜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试探着回答：“觉得自己又行了？”
先生笑了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笑出声，是从胸腔里迸出来的那种笑。
笑罢，他说：
“没错。我觉得自己又行了。
而且比上一次更行。
因为上次是两千万变四千万，翻一倍.
这次是一千万变一个多亿，翻了十倍还多。”
他收敛了笑容，语气沉下来：“但这一次，我没有飘。或者说，没有完全飘。”
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他说：“
因为亏过。
亏过的人，和没亏过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亏过的人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那滋味刻在骨头里。不管后来赚多少钱，都不会真正忘记。”
他看着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
我摇了摇头。
他说：
“因为你现在，就站在我当年那个位置。
你没亏损之前，连K线图都没搞清就敢买股票.
说明你的性格里有一种倾向，对风险的认知是模糊的。
这种人在牛市里最容易赚大钱，也最容易在熊市里，把赚到的钱连本带利还回去。”
他说罢，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接下来两年，我开始思考。
一个人再厉害，也有天花板。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望向天花板：
“一九九九年。‘五·一九’行情来了。
互联网概念股爆炒，指数一路高涨。
我在那一年，从一个单打独斗的散户，变成了一个机构投资者。”
先生的声音里，多了一丝锐度：
“我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工作室——南山投资。
那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靠运气和感觉做交易的人了。
我有了一套自己的系统，有了严格的纪律，有了能够客观分析市场的能力。
那一波行情，我吃得很稳。”
他端起酒杯，看着杯里的酒，像是在看一段时光：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七年，是我职业生涯最辉煌的八年。
那几年，基金的规模从最初的几个亿，在二〇〇七年的顶峰，做到了五十多亿。”
五十多亿。
这句话落进耳朵里的时候，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
嘴里的鸡汤，在喉咙里卡了一瞬。